财经生活显然是一种被格式化的生活。
西装革履，双手抱臂，露出带陀飞轮的手表和微微泛光的精致袖扣。双眸凶气逼人，时刻重装上阵。身边出没的财经大牛们，其平面造型总是和他们的职业一样乏味。
第一次在《福布斯》亚洲版看到马云的封面照片还是2000年。好意外，没有经典的双手抱臂也就罢了，居然还穿着蓝色格子衫和卡其布裤子！封面标题上，大大的三个英文单词“Fighting for Eyeballs”（为眼球而战！）醒目夺人。那一刻，这个双拳紧握、摆出战斗姿势的非典型性财经男，令见过许多典型财经造型的我，眼前一亮。
“今天有这样一个事实，我希望告诉大家，目前全球最大的B2B电子商务网站，也就是企业对企业之间的电子商务网站就建在我们中国。而它的领导者呢，就是一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虽然他并没有什么名牌大学的教育背景，甚至高考也考过三次，可是今天的他却屡屡出现在世界一流学府的殿堂。他就是阿里巴巴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马云先生！”第一次正式见面，是在我的节目中，我的开场白尚未结束，马云就很具“正式感”地出现了，说实话，刚刚“夺去我眼球”的“马大帅”又让我跌了一下眼镜——他穿着一件极不合体的黑色西服！好看还是难看真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场他的女性拥趸为之疯狂，直接将一个“邪”字赠予了身着黑色大西服的马云，将其赞誉为“伟大的巫师”，这也太拽了！被装在盛大“巫袍”中的这位小个子，于节目现场喷薄出惊人的能量，狂人狂语，淹没了周围的众生和世界。
“你应该去找个服装造型师。”节目结束后，我们一起聊天，我向他推荐了一位服装设计师朋友。他默默地接过了写有电话号码的纸条：“谢谢伟鸿！”马云收起纸条，彼此打量，相视而笑，默契尽在不言中。
今天的马云已然成为“教主”，但不变的是他顽童般的气质。如今，他的装束和他的五官一样特别，锐意十足的年轻派成为了他的新名片，而且颇有坚持到底的意思——即使是出席最正式的颁奖晚会，一派深色系的财经要人里，他也泰然自若地鲜艳着，冬穿毛衣夏套T恤，红绿黄三种颜色，以不变应万变。
我的设计师朋友告诉我，马云真的找他咨询过，但我从没问过马云为何会舍弃西服？就好像从来不曾有人问过，一直西装革履的我，是否也有过休闲版本？在各种财经范儿的男人中，从马大侠主打的“随意、年轻、潇洒、自我”之中，我分明看到了那个曾经的“自己”。同为师范大学修成，又曾经同为英文教师，也许，我和马云有诸多共同的无法舍弃的情结——师大生的范儿＆英文教师的范儿！
杭州师范学院，是马云的母校。福建师范大学，则让我完成了从学生到老师的跨越。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福建师大，正在为国家刚刚确立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体系培养大批人才，在中小学教育领域的世袭地位坚不可摧。与此同时，这所百年老校厚积薄发的人文滋养，也让我如同一块被扔进大海的海绵，呼吸之间，冒出多元的气泡。
与厦门的洋派作风不同，自唐宋以来就屡出状元、进士的福州，以典雅沉蕴的文化气息，熏染着我的大学时光。始建于1907年的福建师范大学，前身是由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先生所创办的福建优级师范学堂。遥想当年，陈老校长21岁进士登科，离开福州老家进入北京翰林院，官至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少年得志。中法战争之后，因举荐有误，官职骤降五级，回乡赋闲25载。也正是在这段时间，秉承“非发展实业和教育不能救国”的理念，陈老先生组织修建了福建省第一条铁路——漳厦铁路，之后又创办了福建省历史上第一所高等院校——优级师范学堂。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与留学生，被派往福建各地以及南洋各国的闽籍中文学校任教，对振兴闽南中小学教育意义深远。陈宝琛的妻子王眉寿也创办了福建女子职业学堂，首次在全省招收女性学生。之后学校扩建，改称福建女子师范学校，著名作家冰心早年曾就读于此。东南一隅教育欣荣之盛况，传至京城。1909年，陈宝琛再度奉召入京，翌年补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末代皇帝宣统授读。
1988年，意大利导演贝鲁奇的中国史诗电影《末代皇帝》荣获美国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当时正在福建师大念英语专业的我，每次在存有数万册陈宝琛私家藏书的学校图书馆里借读英文原著，都会有一种古今穿越、中外交杂的“灵异”之感。倘若时光倒流80年，图书馆的藏书，是不是还陈放在小皇帝的书桌上；陈老校长教授溥仪四书五经的时候，十几岁的皇帝是否也刚刚和苏格兰太傅庄士敦学完英文；末代皇帝的书架，会不会也和现在的图书馆一样，既排列着陈太傅的私藏典籍，也堆放起苏格兰老夫子推荐的欧洲宪政史？
年轻人毕竟还是没有太多耐心沉浸在故纸堆里，现实世界的一举一动，更容易吸引我和同学们的视线。作为1984年国务院首批开放的沿海14个港口城市之一，福州的市场化程度以突飞猛进的速度发展着，当同学们流连于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寻根热潮，与萨特、尼采、海德格尔等哲学大家实现灵魂拥抱的时候，我却在校图书馆的“内部读物”中发现了哈耶克的一本小书，书名我已经遗忘，但他关于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鼓与呼，让我对彼时的中国沿海经济走势有了稚嫩而独立的思考；后来，我曾经又在故纸堆里与凯恩斯相遇。在与同学们争论着改革中的中国到底需要哪一种理论支撑时，我不会想到，两位大师的观点之争将从此伴随着我，也伴随着整个国家的发展，跌宕起伏，在实践中一次次被证实又被推翻，与身处于这个时代中的人一样，被发展的洪流裹挟着一路向前，无法停歇。
得风气之先，使得一颗年轻的头脑有了主见，也提前将海岛的朦胧诗杂糅着对岸的文艺腔调一起温习，由此酝酿出的是一段更为自由、开放和浪漫的集体回忆，它也许只属于20世纪80年代师大外语系的学生们。师范院校一般都是女生居多，外语系女多男少的现象尤其明显。我们班21个人，只有7个是男生，由于男生太少，宿舍楼采取了男女混居，共住19号楼，男生住一楼和二楼的一半，一扇门进出，无形之中，就多了许多与女生相遇的机会，于是，惹得其他院系的男生们好生羡慕。更为美妙的是，朦胧的男女们还有大热的朦胧诗作陪：
雾打湿了我的双翼∕可风却不容我再迟疑∕岸啊 心爱的岸∕昨天刚刚和你告别∕今天你又在这里∕明天我们将在∕另一个纬度相遇
诗朗诵是那个年代男女同学间最优美的抒情方式。一首美好的朦胧诗从女孩儿口中缓缓念出，旁边的男生用肩上的小提琴拉出悠扬的旋律，这样的节目，成为每次院系学生晚会的压轴亮点。同样热爱诵读与音乐的我，貌似看不上男生与女生之间的甜腻，更乐于以更为自由与个人化的方式，投入到了“广播”的怀抱，不仅担任了校园广播站的主力播音员，同时经营着外语系的另外一大亮点——外语系之声（Voice of F. L. D）。
练就播音员基本的职业功夫——标准的普通话可谓煞费我心。身边没有师傅，就拜新华字典为师，每天查拼音，一字一句，努力去掉闽南腔。闽南人说普通话的一大死穴，就是卷舌音。小时候考汉字注音，毛主席的“主”，我要在“zu”和“zhu”之间来回纠结，铅笔字写了又擦，擦了再写，最后交卷，改成什么算什么，完全无厘头。大一的播音时光，字正腔圆成为主攻方向。每次轮到自己的节目播出，我都会早早地从食堂打了饭回来，坐在宿舍外的走廊上，边听边吃，这也成了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还好我这位班长没有因此被同学们指责为脱离集体的“自恋狂”。不过，这样的坚持使我等来了突如其来的成功——我脱口而出的每个字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准确的普通话。
对播音和主持越来越心醉的我，又把我们外语系一套音响设备充分利用了起来，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办起了“系电台”，我的角色绝对是采、编、播三合一。节目出台了，可是“电台”还没有正式的名字，外语系的学生每天都要听《美国之音》训练听力，于是众人一起拍板，就仿照这个全球著名电台“VOA”创造出我们自己电台的名字——外语系之声（Voice of F. L. D）。如果说校电台使我的播音实现了正统和规范，而在自己的“外语系之声”，我释放出了更多的自然和随意，以流行音乐作为工具，开始经营这块广播试验田。从卡伦·卡朋特乡村风格的《Yesterday Once More》，到约翰·列侬摇滚范儿的《Imagine》，外语系的音乐风格向来是“洋气无边界”。就连挑选中文歌曲的时候，我也秉承多元风格，除了让崔健回荡在北方大街小巷的《一无所有》南下至海边的校园，也不忘记让张雨生的《大海》带着他的哀愁，传到海的这一边。
一海之隔的台湾，当时正是流行音乐的黄金期。享受特区“特权”的我，每次从师大放假回厦门必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跑到厦门大学去淘卡带。许多进口卡带，还有走私没收的打孔磁带，都被厦门大学的学生买来翻录，再以七毛钱一盘的价格售出，外面还贴上用黑白复印机印刷出来的模糊封面。外语系广播里传出的张雨生、王杰、齐秦的歌曲，都是我淘卡带淘来的。原材料备齐，我便开展起自己的小试验，把从台湾广播节目里听来的各种编排模式，依葫芦画瓢地沿用到自己的音乐广播里。所有的叙述都顺着当期节目的主题，与音乐进行穿插。我不会专门介绍“下面请听某某歌曲”，而是让歌曲配合我的台词，说完一段话，就播放某个相关的音乐片段。每做完一期，心里就惦记：下一期应该谈论什么主题呢，最近有没有新的流行歌曲出来？拿着小收音机的手，随即调到蔡琴主持的《日正当中》，或是另外一档台湾广播《亚洲之声》。
从粉丝到试验员，我的角色与生活，随着收音机的调台，一并跳转。广播那头的世界，越来越引起我的好奇。就像每一个电台痴心粉丝一样，我按照广播里提供的地址，给《亚洲之声》的主持人吴瑞文寄去观众来信。不曾想到，居然在一个月之后收到了回信！负责任的节目制作人在信中感谢了我这位大陆听众的热心支持。秀气端正的繁体字，写在印有“Voice of Asia”（亚洲之声）台标的信纸上，瞬间在我眼前打开了一扇通向海外的窗。广播台里，齐秦《外面的世界》悠悠响起：“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在广播中遇到更美好的新世界的我，不会想到有一天，这个新世界会将我带离一个正常的师大学生既定的轨道。
外面的世界，的确精彩。毕业那一年，刚刚步入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市场经济的热浪翻滚在每一个人的心中。越来越多的体制内职工变成了个体户，“下海”成为最热门的话题。面临毕业的我，也开始犹豫到底是听从国家分配当老师，还是彻底打破铁饭碗，加入到下海大军？外语系日语专业的同学们，由于专业本身不在中学开课，因此毕业之后多数选择进入外资企业工作。他们的“下海”决定，让我回想起在厦门贸洽会第一次看到彩旗招展的“松下”、“佳能”、“索尼”等外资品牌，令人耳目一新，跃跃欲试。
外面的世界，却也无奈。教师是一条能看得到未来走向的路，我也知道应该如何去担任这样的一个角色。如果选择外企之路，它背后的风浪和变化究竟是怎么样？虽然做过实习导游，但在这一条路上，充满着太多的未知。作为一个“鼓浪屿的好孩子”，大学里年年拿奖学金的班干部，“听话”是最熟悉的行为，也是最安全的选择。岁月是一趟一去不返的列车，从这里转弯，还是在下一站停靠，人生的关键选择往往都在快进站的几个瞬间做出。走上毕业工作的这条路，我最终选择在教师的站点下车。我的行囊里，是幼儿园就对老师产生的崇拜之情、中学时代站在讲台上领读英语的自豪之感，以及师大厚重多元、知明笃行的治学风范。教书育人，这份最初的梦想，实现起来，会有多难？
重返熟悉又陌生的母校厦门一中，我如履薄冰般地走上了从师之道。这所同样古老的名校是父亲的母校，也是我高中就读的学校。在这里，我成为了一名中学英语老师。经常穿着休闲格子衫和圆领毛衣的我，看上去和中学生没有太大的区别，只能算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师”。我的年纪小，如师友，亦如兄长。作为班主任，我常常在周末邀请学生来到家里，爸妈会做好可口的饭菜，看着我与一帮学生大快朵颐。下午，我会带着他们跑到海边去唱歌、做游戏，天空海阔，阳光和暖。我的作业量小，主张寓教于乐，英语课不必死背课文。我的脾气小，看重的是师生的情谊。学生考试成绩低于隔壁班，不会罚背单词、抄写课文，而是对他们说：“这件事完全在于你们自己，你们努力不努力，其实是你们的面子问题，也是我的面子问题，你们看着办。”凭着之前同吃同乐的“情分”，学生们也很给我“面子”，下次考试成绩马上提升。“小师”得到了学生的支持，也带给我一份肯定：教书育人，实现起来，似乎并没有那么难。
记得2004年第20个教师节即将来临时，我采访了时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的钟秉林教授，同样是教师出身的钟校长一再强调，师大的人文关怀底色，不能改变。“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教师，需要有非常扎实、深厚的人文关怀。教师他不是一个简单的教书匠，而应该是一个研究者，而这研究的对象，是人。”以人为本，这句通行于全世界的教育理念，同样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要了解人，就需要了解更多“教书匠”以外的学识。
也许是年轻使然，没有经验也没有条条框框。我和我的学生一起学，一起玩，一起解读心中的秘密，一起分享成功的快乐。我带的第一个班是高中一年级，为了让学生们更好地领会课文内容，我会带领着他们将课文改成剧本，并将每一个人变成剧本中的角色，轮番上台表演，不知不觉中，所有的知识已经深深地印在了他们的脑海；为了调剂紧张的学习生活，我和同学们一起并肩去郊游，在湛蓝的天空和碧蓝的大海之间嬉戏和欢唱，共同拥有了一张被太阳化妆后的“红扑扑的面孔”；我会组织女生成立时装表演队，会教男生现代舞《New Life》。就在这样的氛围中，学生们习得了更为鲜活和丰富的知识。执教一年后，学校计划开办全部使用国外教材的英语实验班，作为被选中的优秀青年教师，我不得不离开原来的班级。得知消息后班长带头跑到校长办公室去求情，却没有批准。依旧记得与同学们告别的那个下午，教室里静极了，从未有过的安静带着一种压抑弥漫在每个人的心头……
一天中午，我正在家里吃饭，忽然接到学校的电话，让我关注10月1日的《厦门日报》。带着好奇打开报纸，原来是同学们在报纸上给我写了一封公开信，几乎占据了整幅版面，是一篇叫作“留住阳光，留住春天”的文章，作者署名“厦门一中高二年级（6）班”。标题上面的引言里写道：“陈老师不是报上宣传的先进，他只是一位比学生大六七岁的普通教师。但是，他理解学生，关心学生；学生欢迎这种朋友般的老师。”学生们在文章里回顾了我和他们一起度过的高一时光：军训、英语课表演剧本、海边郊游、参加文体比赛……结尾还写着：“我们由衷地感谢和真诚地祈盼：陈老师，有空再回到班上，好吗？”
38颗心灵的呼唤，传递出的真诚炙热强烈，已然湿润了我的心灵，那些与孩子们共度的时光瞬间填满了我的内心。作为老师，我曾经幻想过三年之后，他们毕业时，我如何舍得与他们分别？如若真的面临分别，自己又会对他们说些什么？当真正面对着迅速到来的分别，我的言语表达功力却消散殆尽。原来生命里真的会出现那样一个时刻，一切都安静下来，只有空气里的温暖爱意，缓缓流入遗憾的峡谷。
凭借着对广播的热爱，仍在校园教书的我，在厦门广播音乐台谋得一份兼职工作，平静的教书生涯展开了丰富的另一面。这是我第一份正儿八经的主持工作，因此激起了我从未有过的热情。我的兼职工作时间恰巧在中午时分——一点到两点，虽然放弃了酷爱的午觉，在校园与电台之间来回奔波，但也乐在其中。采、编、播、控四合一的高标准，每天60分钟的直播状态调动起我全部的激情，在这里，我找回了大学时代的主持感觉，把美妙的音乐与听众共享。每天的这一个小时，是我最快乐的一个小时，也是我与自己的听众交换快乐的一小时。因为时间紧迫，常常顾不上吃午饭就打开话筒问候听众。经常听我节目的一位阿姨，不知从哪儿了解到这一情况，特别从厦门岛外坐三个小时的公交车，赶在我下节目的时刻，等在电台的门口。素未谋面的阿姨神奇地认出了我，并将一个暖暖的手包递过来——打开蓝色布包，白色搪瓷锅里，猪肉馅的饺子依然热气腾腾。这份来自听众的浓厚爱意，更加激发了我对自己这份兼职工作的热爱。
青春年华的我，还有一份爱意也悄然萌生，有些迟到，却不影响它的甜蜜。与曾经是中学的同学、大学时代的“死党”的她，两人“相安无事”多年，灵魂却在电影院中重新相遇，原来我们都是“剧院幽灵”。除了学生、广播和音乐，电影堪称我的又一热爱。工作之余，常常与同学朋友相约观看电影，而她往往是唯一一个陪我看完最后一行字幕的人，电影一次次落幕，两人的情感戏份却缓缓拉开了帷幕。可也是这个“她”，在我们的情感朦胧未知的暧昧时分，正在与全家人准备迁居香港。也许，这就是一位校园“小师”的青春，纠缠着教学磁带上的英文原声；直播间里的港台流行音乐，以及那份来得恍惚又即将远走的爱情。
《厦门日报》上的那篇文章，似乎是一次前瞻的预言。四年之后的一天，我真的离开他们了。离开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决绝：为了我爱的你们，我必须离开，因为对广播、对主持的热爱，已经影响到了对你们的爱。要捍卫好一份教书育人的责任，离开是尊重自己，也是尊重教育的最好方式。
我还记得最终离开校园的那天下午，独自一人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收拾东西。在柜子的深处，突然发现了一副被我没收的乒乓球拍。球拍还很新，手柄处用胶带仔细地绑好，我却完全忘了这是哪一个孩子的球拍，又是出于什么原因被我没收掉。就在那一刻，所有关于校园的记忆、梦想与执着，如潮水般从四面卷来，汇聚到心中，翻江倒海。窗外的景色依旧，远处操场上，学生奔跑的身影就如同昨天曾留下脚印的自己。只是这一次自己的前进，再也不是沿着螺旋楼梯往上爬，而是彻底地离开这座敬仰已久的象牙塔。
小时候，我特别崇拜幼儿园的一位老师，因为她不仅戴着眼镜，而且爱皱着眉头说话。戴眼镜加皱眉头等同于有大学问，这是我对老师的第一个认知。这种认知挑逗起了内心的一种向往：我也想成为她这样的人。回到家里，我会偷偷地将门的背面当作黑板，拿着从学校带回来的粉笔头，模仿着那位老师去写字，去讲课，小小心灵充盈着难得的陶醉。
梦想从未褪色，只是又一个更大的舞台在我面前铺开。临走前，我将球拍留在了空荡荡的办公桌上，窗外斜阳正暖，细小的尘埃漂浮在球拍上空的阳光里，安静而自由。转身带上门，“咔嗒”一声，我与原来的世界就此告别。有些东西，还是留在校园里更好一些吧。休闲版本的我，就像那个无人认领的乒乓球拍，被命运之手扔在了校园里，永远定格在那段独一无二的青春时代。
时光流转，人到中年的我，在厦门一中百年校庆之际，故地重游。在杰出校友的照片墙上，我看见了父亲的照片和名字。目光正前方，他对应的另一面墙上，正好贴着我自己的照片。父子两代，在摆放着陈至立、郭跃华、舒婷等众多校友照片的陈列室里，遥遥相对。父亲最终是以高级工程师的身份，跻身科学家校友行列；而我，则被放在媒体人一栏中。
从未问过父亲：若不做工程师，又会做什么？
我也想问自己：不做媒体人，又会做什么？
就像如今西装革履版本的自己，回顾当初格子衫版本的人生。倏然间，脑海中浮出的是那些永不褪色、绝对自我的真诚面孔，校园派的答案很简单：做爱做的事。
在这里，曾经留有我的一种热爱。
我是多么幸运。
我讲给CCTV的第一个故事（1996年前后的王利芬和史玉柱）
一场莫名的失声，似乎是一个奇妙的隐喻。命运是否要让我暂时闭上嘴，稍稍停顿，然后开始一段新的路途？
这真是一段需要沉住气的日子。每天西药和中药轮流服下，然后是又一轮自我心理治疗，只为鼓励自己配合缓慢的疗程。偏方说青橄榄可以护嗓，母亲就几乎天天买给我吃，经过长达半年的煎熬式治疗，我的声音才慢慢恢复。
曾经踩在脚下的舞台，现在只能在导播间的电视屏幕上观望。台前幕后的距离，咫尺天涯。幕后的工作依旧忙碌。运营一个频道的压力，从经费筹措、节目制作、人员管理等各个细杂的角落里席卷而来，让紧张的大脑一刻不得停歇。作为《缤纷周末夜》这档台里唯一的大型综艺节目的制片人，从广告赞助、策划录制到最后的剪辑播出，栏目运作如同陀螺旋转一般停不下来，而我，就是带动四周共同转动的轴心。这样的轴心运动还不止一个，另外一档益智节目《智力挑战》同样牵扯着我的大量心力。
这两档节目风风火火进行着的时候，中央电视台也在每天反复播放着一则大奖赛的消息——CCTV“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它宣传得如火如荼，但和我似乎无甚关联。厦门的工作顺风顺水，北京的遥远舞台，并非我的梦想所在。听闻福州是央视十个初赛考点之一的消息时，我正在厦门电视台的1000平方米演播大厅里布置现场。身边的同事和朋友鼓励有加：“伟鸿哥你一定要去试试！”虽然后来决定参赛，但其实没有太大的期待。最终仔细看比赛细则的时候，距离初试开始只剩下不到一周，看着手中事务冗积的日程表，我随即做出决定，若是周末节目能够顺利做完，就去参加。
那个星期的工作正好提前收工，我次日清晨直奔福州，现场报名交费，脚步匆忙地踏入了笔试考场。笔试考核内容是文史哲，大多来自高中知识，我自然顺利过关。进入面试环节，我依然步履匆忙，厦门的节目刚刚完成剪辑，连衣服都没来得及换，一件套头衫就成为了我的面试装。
就在踏进面试现场的那一瞬间，心头忽然掠过一丝紧张，我知道，是担忧在作怪，担忧自己的嗓音忽然再生变故。定了定神，我的目光迎向两位评委，一个熟悉的声音传过来：“你好，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政。这位是央视社教中心副主任，王进有。”
张政，这位中央电视台学历最高的主持人，是我曾经在《新闻联播》《春节联欢晚会》《正大综艺》中熟悉的央视大腕，表情严肃地坐在我面前，西装笔挺，浆洗过的白色衬衣平整熨帖。四目相对，我立刻明白了“秒杀”的内涵，身上的套头衫一下子犹如芒刺在背。
“抽一个题目吧。”王主任面色还比较和善，把桌上的一个大信封推到了我面前。我伸手进去抽了一个纸条，打开一看：“请讲一个故事。”
讲故事？这考的是什么主持能力？人一紧张，脑子都转不过弯来，只浮现出两本书的名字：《伊索寓言》《安徒生童话》。这可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大赛，我总不能给两个央视大腕讲丑小鸭如何变成了白天鹅吧？搜肠刮肚大半天，表面上还要装作镇定自若，估计张政早就从我发直的眼神里看出我心中的忐忑，可他一言不发，无比淡定地盯着我。忽然想起前两天做节目，看到《参考消息》报道了一对生怪病的印度姐妹，最后得到国际组织救助的事情。于是我赶鸭子上架，硬着头皮编故事，却讲得自己都兴致索然。这实在不算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更像一篇蹩脚的新闻报道。
这是我与央视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但我给央视讲的第一个故事并不够好。走出面试点，心中有些许的沮丧，折返厦门的我，觉得此事已然告一段落，于是专心回归自己的轨道。这一年，我已是而立两年有余，有一个成功的职业和一个和美的家庭，我在鹭岛的生活就好似一首安逸的小夜曲。
但这份安逸的生活说停就停，中央电视台给予了我第二次讲故事的机会。“速来北京，参加复赛。”收到主持人大赛复赛通知单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告诉太太自己的担心：已过而立之年，已经享有“厦门一哥”的荣誉，万一北上一败涂地，还有何颜面回来“混”？太太的鼓励一如既往的坚定：3000人的比赛，不是谁都可以杀进50人的复赛，我看好你！一场意外之旅，就此展开。近十年话筒前积累的经验，在一场失声的停顿后，把我推向了更大的舞台。北京，北京。歌里唱的那座让无数人欢笑、无数人哭泣的城市，又会为我开启一片怎样的天地？
2000年之前，我对北京几无概念。当我和其他复赛选手集结的时候，才知道我们所住的田村宾馆紧邻五棵松的影视之家。大名鼎鼎的影视之家几乎是央视所有大型综艺活动的办公大本营，比如春晚。本届主持人大赛的导演组也驻扎在这里。而在我的印象中，彼时的五棵松像郊区一样荒凉，宾馆的设施陈旧，床头柜和桌椅咣当响，从沿海特区北上的我，仿佛走进了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宿舍。但住在“工人宿舍”里的选手却并不一般，就是在这个简陋的宾馆里，我与来自各个赛区的优秀选手，也是今天的同事刘芳菲、撒贝宁、沈冰、杨春、谢颖颖、王筱磊等初相识。
50名选手抽签分为五组，开始准备包含三个环节的复赛。第一个环节是专业考核，要求选手在限定时间内，结合视频片段现场采访嘉宾并做出总结。我抽到的题目是“古街道保护”，分配到的访谈嘉宾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胡小伟。导演组允许选手提前和访谈嘉宾接触，可胡老师却是个大忙人，打电话过去他总是在开会，见面的事还没约好，电话就得匆匆挂掉。我的心里暗自焦虑，因为专业素质考核是针对某一事件的评述、访谈与总结，如果最具分量的访谈准备不充分，势必会影响到整个的分数。还好，天助我也，经过几番电话沟通之后，我终于在录影之前见到了他。虽然我无法像别的选手那样与嘉宾充分沟通，但这样的状态对双方来说都有几分新鲜感，主持过多次现场晚会的经验告诉我，认真准备之后需要即兴发挥，悬念放到现场去解开，效果会更好。
我的第一个悬念，是服装。胡老师出场会穿什么？我不知道。自己要穿什么，一开始心里也没谱。复赛之前连比赛的内容都不清楚，服装准备只能保守选择，一套西装、一套中山装就是我的全部装备。我这一组以男选手居多，为了同其他男选手有所区分，我选择了浅白色的对襟中山装，希望能在这北方的舞台上，带给评委一缕清爽的海风。一出场，我就发现对面的胡小伟也穿了件对襟布衫。巧合的撞衫事件让我灵机一动，临时加词：“咱们两人今天的服装都很传统。”即兴的一句话，让访谈有了亲切自然的切入口，使得我们之间的对话顺流而下。
第二个悬念，是提问。因为没有提前“对词”，掌控时间成为了现场难题。三个提问，胡小伟的第二个问题还没答完，现场乐队就开始演奏，这就意味着倒计时一分钟开始了。我提醒自己要冷静，一边继续认真倾听，一边重新调整访谈思路。若是接着问第三个问题，嘉宾回答完后肯定来不及总结陈词。超时，就意味着出局；可提前结束，必须临时编词。
50秒，胡小伟回答完毕，我果断放弃第三个提问，转过身走到舞台中央，把第三个问题用陈述的方式讲出：“如何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拆与不拆的问题是我们大家共同关注的，但我也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呼吁，请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为传统文化留下一席之地……”
10秒，我还在面对镜头讲着最后一句话：“对于未来而言，今天也将是传统。亡羊补牢不一定代表着你的觉醒，未雨绸缪才真正显示你的决心。”话音刚落，主持人宣布：“时间到！”
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这一刻，除了父母家人，没有人知道我的另一番焦虑：失声的阴影在我的心中徘徊不去，以至于每次上场前，我都会请求音响师把话筒音量调高一些，最害怕说到下一秒，嗓子再次沙哑，一切戛然而止。复赛结束，我以总分小组第一的成绩，成功晋级总决赛，最终获得主持人大赛铜奖和观众推荐奖。这一刻，我也终于将这个阴影抛到了身后！
复赛结束之后，在电视上看到我临场表现的朋友同事都说：“场上都紧张成那样了，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只有我知道，这“沉得住气”来自大大小小舞台的摸爬滚打。儿时稚嫩的登台演出，中学到大学执着的主持实践，再到电台和电视台的工作体验，现场主持需要的是认真准备之后的即兴发挥，需要的是起承转合之后的随机应变。漫长的磨炼才成就了2000年主持人大赛上的凌波微步，举重若轻；“应变自如，才气天成，深谙主持之道，兼修才艺文章”，此句评语是《中国电视报》的赠予，来自那次大赛的导演组。
复赛结束回到厦门，还未等我真正喘一口气，刚下飞机就接到了一个电话。中央电视台一档叫作“对话”的栏目，邀请我去试镜。
《对话》是什么？忙于主持人大赛的我并不知道，200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几乎和“荣事达杯”主持人大赛同时开始，原央视《新闻调查》记者王利芬也在为一个新栏目的成立而战斗。王利芬曾在一篇名为“有形的与无形的”的文章中回顾，决定创办《对话》栏目最关键的几分钟，是在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办公室里。看过王利芬节目的赵台长给予了她充分的信任，创办《对话》的恳求还没阐述完就得到了首肯，只要求她尽快投入工作，让《对话》真正“对”起来，找到自己的观众。言语中的信任之心与恳切之情，让她颇受感动。1999年，财富年会首次在中国上海举行。许多世界500强的掌门人莅临上海。当时经济频道抓住这一契机，制作了系列节目《财富对话》，也成为了后来《对话》节目的雏形。在脱口秀栏目成风的2000年，《对话》诞生没多久，就被《新周刊》誉为“中国电视界最大的惊艳”。人们形容这档节目的嘉宾前脚走进中南海，后脚跨入演播室。请重要人物，谈重要话题的定位迅速吸引了大量原来远离电视的精英阶层，“曲高和寡”的创新打破了电视节目档次向下走收视率才高的“金科玉律”。
带着好奇，我开始关注这档新栏目的相关资讯，首期节目就请来了互联网先生、思科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世界级的财经名流更是纷纷亮相：“石油王子”BP集团首席执行官布朗爵士、英特尔公司首席执行官贝瑞特博士、世界首富孙正义等等；柳传志、潘石屹、张艺谋等本土大人物也相继隆重登场。初期没有固定的主持人，王利芬就直接担纲，王与王们的思想碰撞过瘾至极，真正是一档颇具“王者”风范的栏目。
当我出现在央视的东门，等待《对话》的召唤，才发现这档高端栏目搜罗的试镜者也相当高端，几乎涵盖了本次主持人大赛各个小组的第一名。我和沈冰、撒贝宁等拿着《对话》工作人员开好的条子，第一次踏入了CCTV的心脏，走进了那座矗立于军博旁边，熟悉而又陌生的央视大楼。600平方米演播大厅里一片忙碌景象，现场观众人数众多，但录制工作却有条不紊地进行。那期对话嘉宾是少年作家韩寒。我和其他试镜者坐在观众席的后面，对话现场很热闹，但并未全部吸引我，我在等待一个人的出现。她，才是我今天的对话者。
三小时的节目录制结束，我在试镜现场终于见到了她，《对话》制片人王利芬。一头利落的齐耳短发，深色系的装束，领间一抹亮色的丝巾。她坐在所有员工中间最靠里的位子上，开始了试镜流程。
王利芬把试镜现场还原成当天节目录制的样子，让栏目组其他人扮演节目嘉宾，她自己则扮演韩寒。“你是主持人，开始提问吧。”王利芬将考试题立马抛了过来。
我却完全没有入戏。一群假角色，打算抛给我一堆杜撰的答案，我还要在这个虚构的基础之上做出假设式的回应。主持人的真本事，如何展示？
“一个聚焦财经领域的节目，您作为制片人，为什么要请少年作家韩寒来做节目？”我直问王利芬。
瞬间我没有多想，直奔那个“真”而去。她显然愣了那么一下，但很快转换角色，开始以真实的身份，回答我的问题。
后来王利芬告诉我，这个出乎意料的问题，成为她选择我的重要原因。“你是真的在对话。”她说，在这个以人为本的舞台上，对话，是所有智慧、思想的输出管道。
试镜结束刚飞回厦门，一打开手机就收到了节目组的短信：“请回电话。”电话那头，时任《对话》的主编陈红兵对我说，节目组一致认为我是最合适的人选，新的一期节目马上就要录制，需要我三天以后再回北京。一个不容反驳的邀请，搭建起我的双城生活。“厦门一哥”的经验即将直面《对话》的“惊艳”，在CCTV的舞台上，我将要面对什么样的人，又需要发出怎样的声音？北方的朔风，将我而立之年原本平静的生活，吹起一层又一层未知的涟漪。
“惊艳”的节目首先带给我的，是“夜总会”的惊讶。每次赶到北京，放下行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梅地亚的办公室开策划会，从白天到深夜，昏天黑地。习惯了厦门规律生活的我，却要在“夜夜总开会”的栏目组磨炼熬夜的功力，经常是从晚上11点钟就开始昏昏沉沉，然后被云山雾罩的烟味呛醒，呷一口已经冷掉的咖啡，继续和策划以及编导们红着眼睛打磨文案。一个个策划案提出，推翻，再从头来过，反复数遍而未果。《对话》栏目组有一个很长的玻璃条桌，王利芬坐在长桌的一头，仿若永动机一样，甄选着每一个策划提供的创意，毫不留情，干净利落。大策划石述思每次都胆战心惊地说“要不我再抛一块砖”，很不幸，又被桌尽头的“王”否了。由此他享有了“砖厂厂长”的花名。
初来乍到的我觉得饱受折磨：做一个节目需要这么费劲吗？在厦门，我和两三个人讨论过思路以后，节目基本上就定了，质量把控更多是依靠个人的判断力。可是这里不同，标准的制度比人为的判断更重要，流程严格、分工细致，每一个人都力求专业，节目制作不再是我一个人在认真，而是所有人都在认真，毫不吝啬地认真。曾经把节目从头至尾一手包办的我，在这里居然有了专门搜集、整理资料的助理。“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是《对话》团队的核心口号，栏目所有人员都是团队的一分子，每一分子的工作都是构成节目链条中的一环，环环相扣，无缝对接是整个栏目的操作心态。“不要在自己的工作未完成时帮助别人，干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再提及其他。”这是王利芬对团队成员的告诫。正是仰仗这样的细分精神，《对话》的专业度有了最大程度的保障。
专业化的舞台，聚焦的是更加复合型的强人。王利芬曾坦言，她对《对话》情有独钟，正是因为这档栏目关注的是人，在全球经济浪潮裹挟之下，在前沿阵地拼杀的那些兴衰沉浮、浴血奋战、焦虑惶恐、创新求异的中国人，即使节目所选取的采访对象是国外经济巨子，出发点也永远是为了那些浴血奋战着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一群历经风云变幻的弄潮儿，要怎样对话才能洞见他们的内心？虽然自己有多年的主持经验，但更多的是活跃于综艺节目。他们在自己的领域堪称王者，与他们比肩对话，除了细致的观察与缜密的思考，凭借什么可以引导自己通向他们的专业领域？陌生的未知横亘在面前，我是否依旧可以沉得住气？
我的第一个对话者，是“一个著名的失败者”，他的名字，叫史玉柱。做节目之前，我对他的直观认知，来自厦门铺天盖地的脑黄金广告，内容简单直白，却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对于这位中国企业家来说，比脑黄金更加声势浩大的，是他所经历的那一场著名的失败。少年得志，从电脑软件起家，5年的时间位列中国内地富豪榜第8名。1996年自筹资金，决意打造中国第一高楼“巨人大厦”，最后高楼未起，却造成投资者1.5亿元的损失，一夜之间沦为“中国首负”。2000年首次做客《对话》，史玉柱庄严承诺：一定要偿还世纪之债。半年多过去，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负商”再次亮相，他是否实现了自己的诺言？对他的过往了解得越多，我的压力也越大，对话这样一位引人关注的著名失败者，我究竟需要有多深厚的储备，才不会成为这期节目的失败者？
心怀忐忑的我，与王利芬一起站在楼梯口迎接史玉柱，人一到就被我直接带到楼上。刚一落座，史玉柱比我还忐忑，悄悄问道：“今天你们是不是要来批判我？”我佯装轻松地解释：“不是我们，批判你的人一会儿会先到台上，而且他们完全不知道你在现场。”于是这个安徽男人“听话”地坐在演播室一个导播指定的位置。在进入演播室的一瞬间，我再次望了一眼那个历经大起大落、即将步入不惑之年的男人，他面对屏幕的背影有些落寞，一个人安静地坐着，等待可以登台的下半场。此时此刻，他是否能够真正沉得住气呢？
出现在台上的点评者堪称阵容豪华，他们是柳传志、华贻芳、段永基，撇开三位各自的身份不说，他们同属于一个共同的组织——泰山峰会。一年一度的泰山峰会从1993年开始举行，一直延续至今，十几家中国顶尖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像武林高手一般，定期聚首论道。关上门，敞开心扉，不录音、不录像、不邀请当地领导、不对外宣传，却留下了中国民营企业最深刻的发展足迹。
谈及1996年前后的史玉柱：“您是否也看到了他非常窘迫的现状？”面对我的提问，老成持重的柳传志发表了极为坦率的言论：“我以前直说不喜欢史玉柱，1993、1994年泰山峰会上我基本上不太跟史玉柱打招呼，原因就是我感觉他要出大娄子，而且我觉得他浮躁，对企业的发展、目标追求和自身能力，都没有想清楚。”
华贻芳老先生更是直言不讳：“一直憋到1997年，史玉柱正式地说自己很难再坚持了，就是请吃一顿饭，都要掂量掂量有没有可能，囊中羞涩了。这个时候，我脑海中就蹦出来几个字，32个字的打油诗：‘不顾血本，渴求虚荣；恶性膨胀，人财两空。大事不精，小事不细。如此寨主，岂能成功？’我写好后没敢给他，因为非常尖刻。”
虽然言语犀利，但最终帮助“巨人”重新站起来的，同样是坐在台上批判他的这些来自泰山系的巨头们。史玉柱在最落魄的时候依然坚持参加泰山峰会，并主动提出把巨人集团的案例拿出来讨论，企业家们齐齐伸出拯救之手，细致的专业分析、深夜的电话沟通、管理经验的馈赠、迸发于市场之外的“救死扶伤”的能量、在精神层面上强力支撑“巨人”再度站立，偿还了自己的“世纪之债”。
下半场，史玉柱终于被我请出。真正的主角登台，高潮反而没有到来。如果将他的创业故事写成剧本，上半场的成功与光鲜没有浓墨重彩，倒是失败时的尴尬与痛处被细细描摹。面对点评人和拯救者，曾经高调的成功者有些失语，史玉柱终于成为了一位著名的失败者。但在我的眼中，普通的失败者很快就会被潮流所淘汰，只有著名的失败者才能存活下来，而且真正著名的失败者会让别人看到他再度著名的东山再起。史玉柱，无疑就是这样一位高手。
巨头和高手联袂，在《对话》的舞台上模拟展现了一台原本对外界封闭的“泰山峰会”。融通背景，细数心路，本期节目又堪称一堂经典的案例分析课。初接触这个圈层，对于我这个小学生来说，聆听这堂高阶课却并未感觉吃力，是他们讲得精彩，还是自己听得认真？
“我想知道那样的重压之下，你到底如何熬过来？”“不过我觉得苦了挺好，应该感谢那段苦。”再次云淡风轻地挡掉我打出的“苦情牌”，史玉柱的下巴微沉，话音刚落，又把头抬起。一个人只要能对得起自己所承受的苦难，成败皆可付笑谈。正如尼克松回顾自己处理过的美国六次重大危机时所言，失败并不可怕，一生之中，成功次数只要超过失败一次，就了无遗憾。但中国式的成功与失败来得突然，也走得离奇。恰似“巨人”大厦的坍塌，成功无法在一夕之间实现，失败却可以在一夜之后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