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次紧缩之后，宏观经济运行都曾或多或少地表现出“高增长、低通胀”的特征。这是因为调控物价需经过生产、流通、消费等多个环节才能产生效应，物价波动因而具有较大的惯性，下降慢回升也慢；而工业产值只需通过生产环节即可表现出来，下降与回升都很快。在紧缩结束后，物价回升速度慢于生产增长势头，从而宏观经济运行表现为“高增长、低通胀”。那么，这一次是否也是同样的情形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而且我们认为“高增长、低通胀”将是下一阶段发展的长期趋势。这不仅是由于这次“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已持续两年有余（从1995年11月开始，1986年和1990年两轮持续时间均不到20个月），更是由于宏观经济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这种变化主要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买方市场的格局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经济过热均与供给不足存在密切关系。
前几次主要以投资品和工业消费品供应紧张、价格上涨为特征，最近一次则是以农产品及其制成品的价格大幅上扬为特征。基于此轮通胀的特点，宏观上实施了向农业长时间、大力度的倾斜政策并辅之省长、市长“菜蓝子”、“米袋子”负责制。在诸多有利因素的支持下，农业生产连续几年丰收，农产品供求关系得到了根本改善，而且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形成了事实上的买方市场。另一方面，土业品买方市场的格局早已形成。在买方市场的供求格局下，价格上涨会有一定困难，这为“低通胀”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二，微观基础的变化。
随着国有企业利益约束机制的强化和非国有经济的迅速发展，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财力缺乏，政府无力继续扶持国有企业的发展，加上改制、合资、出售和并购，使相当大一批国有企业变成非国有企业或混合企业，国有企业的总体实际规模已经缩小；与此同时，在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税收和贷款等优惠政策的支持下，非国有企业特别是外商投资企业得到快速发展。非国有经济的高增长弥补了国有经济增长的不足，在实施紧缩政策时，支撑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其对工业增长的贡献份额，这一年半来平均超过了80%，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支撑了经济的“高增长”，另一方面也使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受利益的驱动，非国有经济对宏观政策比较敏感；而随着经济市场化的进程和市场体系的发展，一部分国有企业也开始对宏观调控有所反应。由于构成微观主体的绝大部分行为方式和约束条件的变化，宏观调控可以更多地借助于经济手段而非从前常用的行政手段，这意味着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将更为平稳。
其三，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此轮经济增长中，总投资与总消费的对比状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总投资率由40%以下升到40%以上，而总消费率则由60%以上降至60%以下，经济增长由消费和投资双重拉动变为更多地依靠投资拉动。消费和投资作用的变化，有利于宏观运行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态势。这是因为在温饱需求和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受收入和需求的限制，短期内消费需求的增长比较稳定，因而难以靠消费的迅速增长作为启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由于投资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宏观调控者因而可以灵活运用投资、信贷等经济杠杆，有效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加之在经过数次大的经济波动之后，中央政府驾驭经济运行的能力已大大增强，有可能保持宏观经济的长期稳定，从而使“高增长、低通胀”的运行态势得以持续。
其四，融资中的效益约束加强。
长期以来，银行贷款是企业获取资金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渠道，由于政策性业务和经营性业务混合，贷款中的效益约束软化，企业的投资饥渴极其强烈，因而只要宏观政策放松，新一轮的需求扩张马上随之而来。金融改革的推进、政策性银行的成立、专业银行商业化的发展、资本市场的发育成长，带来了至少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随着自主权的扩大和效益约束的强化，银行对贷款发放的选择权已经基本确立，银行可以拒绝给低效益的企业发放贷款。从宏观上看，减少了无效需求，使贷款规模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得到控制，从而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使宏观经济能够在较长时期内运行于低通胀区间；从微观上看，贷款投向的改变也改善了经济的实际效率，提高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另一方面，企业融资方式日趋多样化，资本市场成为一些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尽管目前资本市场的发育尚不够成熟，投机倾向还明显高于长期投资倾向，但毕竟相当一部分闲散资金和消费基金转变为生产投资，在促进增长、降低通胀和分散银行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上述因素是此轮“高增长、低通胀”得以持续的根本原因，这些均是前几轮所不具备的条件，这些因素在短期内不大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从而“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将是可持续的。然而，这绝不意味着这一局面将自然而然地维持下去，因为20年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累积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使得“高增长、低通胀”成为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四、一个并不轻松的话题
目前，国有企业的改革滞后已经是不争之事实，尽管国有经济占全部经济中的比例已大大下降，但仍然占据了1/3的份额，其效率的下降、亏损的增加以及随之而来的失业的扩大，使得微观矛盾日益突出，并继而构成宏观经济运行的不稳定因素。
首先，就业压力加大。
目前我国每年新增长的城镇劳动力达700多万人，而国有企业下岗人员的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大了现有的就业压力，虽然到目前为止，这种压力尚未造成大的问题，但已成为社会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国有企业职工的下岗失业，不仅涉及到再就业，而且还牵扯到社会保障、住房等制度的改革。如果下岗失业问题不能得到逐步缓解，以至积累起来，极有可能危及乃至改变目前的经济形势。
其次，财政隐患加深。
改革以来，政府的公共财政职能扩大，而财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未能与职能的扩大相配合。这样，一方面，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连年下降，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存度不断上升；另一方面，预算外乃至制度外财政收入迅速扩大，扰乱了分配秩序，严重抑制了经济的增长。由于企业治理结构不健全和要素市场、经济市场发育的滞后，加上会计、法律制度的缺陷，一些企业通过各种手段减少账面利润、制造亏损，加上国有企业实际存在的巨额亏损，财政收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在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要保证支出的需要，一是扩大债务规模，增加赤字，二是扩大预算外和制度外的各种摊派、费用，从而进一步加剧了国有企业的困难，形成恶性循环，为经济增长埋下了更深的隐患。
再次，金融风险上升。
财政困难，将包袱甩给银行，由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解决其困难，由此银行形成了大量的不良资产，信贷资金财政化问题十分严重，迄今尚无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说持有大量国企不良债权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还是历年改革积淀下来的问题，那么资本市场的风险则是眼前必须面对的问题。一方面由于资本市场不健全，炒作成风，许多金融机构参与其中，一旦泡沫破灭，破产倒闭在所难免；另一方面一些效益不佳的企业通过“包装”跻身上市公司之列，使得股市风险进一步加大。因此，若不能尽早防范金融风险，脆弱的金融体系很可能陷入危机当中而给经济增长带来沉重的拖累。
最后，新的增长动力的缺乏。
自从实行紧缩政策以来，国内需求的增长一直缓慢，经济主要靠出口需求带动。在国内市场供给比较充裕，城乡居民高水平需求暂未形成，国内市场趋于疲软的情况下，这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近期看，东南亚金融危机导致亚洲市场需求减少，加上其它一些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增长速度和需求增长速度的下降，要想维持1997年那么高的出口增幅是不现实的；从远期看，中国出口规模的扩大基本上是靠大量低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来支撑的，如果忽视出口产业的技术改造，不能增加高附加值产品出口的比率，那么，不用多久中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就会丧失殆尽。因此，单纯依靠出口贸易带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路子是狭窄的和不现实的，要实现低通胀下的持续高增长必须尽快启动新的经济增长点。
面对机遇与困难并存的局面，中国政府能否把握有利时机，克服困难，保持“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呢？具体到1998年，8%的经济增长、3%的通货膨胀率及人民币不贬值靠什么来确保呢？我们不妨一一加以分析。
五、8%的经济增长靠什么来保证？
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及其构成的分析，可以认为，短期的经济增长取决于需求方面，即投资、消费加上净出口，因而，8%的经济增长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这三方面的需求是否有足够的支撑力。
首先看投资。
投资需求的大小受到资金来源、投资规模和结构等因素的影响。资金来源主要有两个渠道，一是国内储蓄，一是外资流入。近年来，外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不少人担心，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流人的中国的外资会大幅减少。对此，我们认为，虽然我国利用外资确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外资流入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汇率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因而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更何况，即使外资流人减少，数额巨大的国内储蓄对于1998年的投资增长也是充裕的。90年代以来，除1993年外，国内储蓄高于国内投资。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和内外资政策待遇的差别，国内储蓄不能在国内得以充分利用转化为投资，相当一部分还以资本流出的形式为国外所利用，这对我国这样一个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损失。因此，只要能充分利用国内资金，国内的高储蓄是完全能够支持投资的高速增长的。
不过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过去那种宏观政策一放松，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就能迅速上升的现象已不大可能出现。正如前文所述，买方市场的形成，微观经济主体对自身成本和利益的考虑，决定了这一轮投资需求的上升不会是全方位的、同时的上升，而是有选择的、结构性的调整。事实上，投资盲目地过快增长，只会带来后一轮的经济过热，这与我们所希望的低通胀目标也是相违背的。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和行业本身的特点，我们选择铁路、公路、农田水利、市政、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建设、企业技术更新改造以及住房建设等领域进行重点投资，借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整个国内需求的上升。
其次看消费。
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受财政收入和减少财政赤字的压力的制约，政府消费需求难以进一步扩张，消费需求的增长主要依赖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取决于实际收入的增长、消费饱合度、储蓄倾向等因素。
1996年和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分别增长3.8%和4.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和4.6%，1998年的形势却不容乐观。就城镇居民而言，受产业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影响，下岗人员可能进一步增加，若再就业问题得不到较好的解决，将直接影响城镇居民收入。就农村居民而言，收入主要来自销售农产品、打工收入，由于农业连续几年丰收，粮食储备已达历史最高水平，农产品价格上涨的空间不大，1997年以来乡镇企业发展速度降低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增长也有所影响。因此，1998年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不可能有较大幅度上升。
就消费饱和度而言，城镇居民家庭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已基本达到饱和，不大可能出现新一轮消费热潮，而远未达到饱和度的小汽车、住房又因其单位价值量和维护费高昂及配套设施不完善等因素难以成为新的购买热点；农村居民家庭中耐用消费品的拥有量相对较低，但人均收入相对较低及水电设施较差，购买欲望亦较低。
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使居民生活中不确定因素增加，而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又还没有建立起来，居民储蓄倾向较高则在情理之中了。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消费需求难以增长的结论。其实不然。尽管目前消费需求不大可能成为启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但消费需求的上升还是有一定空间的，而且从长期看，消费的持续增长仍然是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为此，有必要在努力促进居民收入增加的同时，为新的消费热点的形成创造条件。当前政府可采取以下措施：积极推行住房制度改革，取消福利性分房，提高租金，增加工资补贴，并提供住房信贷和保险等各种优惠政策鼓励城镇居民购买自用住房，激活住宅二级市场；消除居民消费增长的“瓶颈”，如配合小汽车进入居民家庭或信息产业的发展，加强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降低和取消一些收费项目；在农村，配合家用电器的推广，尽快建立起覆盖全国的容量较大的供电网络；提高居民消费质量，运用各种政策手段鼓励企业改进产品质量，提高服务水平，增加产品技术含量，改进支付方式，适当发展消费信用，刺激消费需求。
再看净出口。
净出口是出口减进口的差额，差额为正即为顺差，为负则为逆差。1997年我国商品净出口额即贸易顺差达到了创纪录的403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亦创下了73.7亿美元的新高度，出口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01998年，这种局面将难以为继，1998年的进出口受制于以下几个因素：
1.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
这种冲击对我国出口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周边亚洲国家的货币纷纷贬值，虽然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货币贬值为这些国家带来的竞争优势有限，但毕竟对我国出口有一定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是亚洲主要贸易伙伴国需求下降。我国向亚洲市场的出口占总出口的60%，其中香港、日本就分别占去22%和20%，韩国占5%，尽管可以庆幸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东盟四国所占份仅为3.4%，然而香港、日本和韩国遭受危机冲击，其需求会有相当的减少，特别是日本，尚未从泡沫经济破灭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对其出口增加不容乐观。
2.其它出口市场需求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