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旧军队中的参谋情形有些怪异。他们的文人气、师爷气味很重，不少抽大烟、吃花酒，摇鹅毛扇，派头十足。但他们厄于主官的羁绊，往往终其一生都并不转变为带兵官，好像主菜的配料，或者军阀的侧室偏房一样，永无扶正的机会。他们中的相当一些人，也甘于此种偏房地位，在配角的地位上扮演角色。正值干戈扰攘的时分，他们也和战国时期的处士一般，东奔西走，受雇于各路军阀，充任这种意识形态色彩微弱的角色，为主人设计各种战斗。因为人事的交往渊源，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可以站在不同的对立面，今天还是结盟的朋友，明天又不共戴天了，后天却又把臂入林……转眼就可以同盟变成敌人，转眼就可以调转枪口。这些人中，有的徒有其表，有的颇工于心计，如冯玉祥部队参谋长刘骥、曹浩森等，张宗昌部队参谋长金寿良、李藻麟等。
这种情形与此前的湘军系列的建制恰恰相反，和北伐以后的国民革命军的情形也呈背离之势。
湘军众多指挥官都是从幕僚角色羽变而来，书生将军，秀才元戎，放手一搏，仿佛傲然的骁骑，踽踽独行在杀机四伏的驿路之上。
北伐以后，黄埔系崛起，参谋和指挥官角色的转换，简直是家常便饭。新式军校培育出来的学生将领、书生带兵官，和民初他们的前身大异其趣。
何以民初的情形有如夹缝中一样的怪异呢？这和近代军阀的生成有关。
湘军的成功，历史家都承认的了。萧一山先生以为其要点在有组织有训练有主义，骨子中保存着我国乡民固有的诚实和勇敢。对兵员，严格按规则保障后勤物质供养，而对带兵的营官，总须其为孔孟的信徒，也即还是读书人。曾国藩说“近世之兵，孱怯极矣，懦于御贼，而勇于扰民”。湘军之建立，无论战斗力还是精神面貌，都和当时的绿营官军、土匪、游民暴民俨然区别开来，而成异军突起的劲旅。
萧一山先生并比较湘军、淮军的根本不同。着眼在三端：一为大将的学术气质，一为将领之出身，一为对事功的理解及其期望。湘军多大儒，公忠体国。淮军将领多出身微贱，气概远逊。湘军的彭玉麟更是杰出纯粹的学者；淮军如刘铭传等则为盐枭……“无怪乎袁世凯以一文武都不成材的人可以传淮军之绪，这不能不说是国家的不幸”。后又从“军民财”三权分立与否来谈两军的性质差异。国藩在世时，是使三方互相牵制，防范拥兵自重。但他身后，总归无可奈何花落去，难以羁控的局面则出现了。
淮军本是湘军的支派……何以后来国藩尚不能指挥如意而不得不请鸿章兄弟出来帮忙？……看见李鸿章开始就把淮勇造成他的势力，与湘军扩然大公的精神已迥然不同。所以湘军虽是私有军队的起源，而淮军才构成私有军队的形态。后来袁世凯以淮军子弟，传其衣钵，就变成清末民初时代的北洋军阀，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贻祸不浅。（《曾国藩传》，第十章）
这个判断厘清近现代军阀祸害之起源，缘于专制。处处漏洞，百端补缀，错舛百出。近时学者扬扬自以为得计的论调，说什么要告别革命，指军阀混战之源头在孙中山，观萧先生的梳理，其说可不攻自破，同时也照出今之学者寡情不学的紊乱。
而民国初年的情形，似可说到蒋百里为止，在他之后这种情形就结束了。而其本人，先后飘荡于护国军、护法军，以及吴佩孚的十四省讨贼联军、孙传芳的五省联军等旗号大异相互对立的军队，充任军事幕僚或参谋长等类似职务，他本人可以说是转型期的一个标杆人物。
这些人的身份对于军阀是一种修饰，至于他们的学问，则介于新旧之间，新的知识令他们摸到一点边角，传统的学术，则又偏向江湖气的一面。他们看似娴熟的参谋业务，不免带着一点妖气和鬼气。
机会主义者的机会
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
这样的形容，从字面上而言美到极至，文采斐然，气象阔大，境界高迈，字字珠玑。
但真要做到，那真是戛戛乎其难哉，尤其对幕僚中的自诩英雄者而言，有的人终其一生，只是在这字面期许的境界中翻滚，以为彼乃不世出的真英雄，实则为历史潮流所挟裹，载沉载浮，身不由己，事到临头，幻梦醒来，场景凄凉。
民初世道变迁的场景，加深了强梁争强好胜天性的发挥。
《史记？律书》谓“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实能道出权力争夺与执著的缘由。物质上的占有欲，精神上的强制欲，演变达于极点。
操纵权柄之大霸王，事事皆欲以己意处置之；智囊军师，参谋幕僚，驾驭主宰事物的本能仿佛夺路而出，亦欲借强梁之手，遂一己之欲望，使世事辗转一如意中所欲出。
光复会的大诗家来裕恂先生有诗叙写当时情状：“纵横挟策太纷纷，北走南驰几度闻。才本雕龙兼炙輠，手能覆雨复翻云。汉兴鼎欲成三足，楚间金常费万斤。颠倒是非淆黑白，要从口舌立功勋。”（《匏园诗集》卷三十《政客》）
即活画出当时社会上各级门客的姿态，其汹汹奔走、无所不用其极的嘴脸如在目前。
指望别人火拼，而不是自己出手。自己珍惜每一根羽毛，等待下一次投机的机会，于是总体上就给人这个形象：他们大都是伪君子。
从总统的幕僚沦为小军阀的幕僚，还不是为了那一点虚无缥缈的机会？1925年，奉系大将郭松龄倒奉，在郭的幕僚中，有两个书生，一新一旧，即擅长骈四俪六的饶汉祥，他是旧书生，浑身长满虱子而不以为意；一是留学归来洋气习习的林长民。他们两个，耍笔杆各有专长，到了战火纷飞的险恶前线，那就不免魂不附体了。
结果林长民死于非命。
至于那些梦寐都想做幕僚的知识界政客，也颇引起一般知识分子良知的反感。“后来许多年，见民盟中个别政客型的人物为蜗角蝇头那点儿权利而明争暗斗的现象，看了厌恶。”（张林岚《腊春前后》，274页）
钱江，在《洪秀全演义》中他是很受抬举的近代卧龙先生。他作为头号军师，仿佛诸葛亮再世，但史料中很少提到。传说他是林则徐的幕僚，则徐被充军，他怀才不遇，愤而投洪，洪秀全为他的一篇策文，放弃关中，直取金陵，其重要可知。
他们大半是揭竿而起之徒，冒牌的新旧约，抵不过曾国藩的真本四书五经。后来他们也搞开科取士，但那距离和隔阂太大，只能找些虾兵蟹将，并无一个文曲星下凡。所以像钱江这样的，便也溜之乎也。
钱江离开洪秀全而去，是因竖子不足与谋，才下决心逸脱，后人服其智。其头脑的杰出就在其及早看出洪、杨昏庸专横，到武汉时已露端倪。天父天兄，非驴非马，根本不成玩意儿。
金兀术败于岳飞，正欲向北逃窜，一个书生拦马说道：“王其勿行，世未有权臣在内，而大将立功于外者。”
此书生的脑力甚是精明锐利。他这一判断，主动的参谋，甚至改变了历史的流向。
他和钱江是一样的人，投效的主子不同罢了。
杨度，筹安会的要角，对其进展万分投入，对时代的趋势却不管不顾，真用得上孟子说的：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孔子是圣之时者，一切讲究“时”，时然后言，时然后笑。
杨度乃不知时、昧于时者，他比起钱江来，就差得多了。
人不够，鬼来凑，这是旧小说中构思写作的一格套路，对于幕僚来说，有的人就智慧不够，迷信来凑，或者自我地一相情愿来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