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吴佩孚50岁，在直奉战争中击败张作霖的奉系军队，被委任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驻在洛阳。康有为贺吴佩孚寿联云：
牧野鹰扬，百世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那个气势是饱满拔节地烘托起来了，沧海横流，豪杰出世，雄才大略，鹰扬虎视，极言宇内大才，超尘拔俗的宏大气魄。正因为联语极佳，被人窥破其中阿谀奉承的机关，坊间讥刺为“傍友”，犹今之傍大款的傍，吊膀子式的傍，其惶惶奔走，寻求依傍的心理昭然若揭。
他看中了吴佩孚的赫赫武功，看中了他也是秀才出身，看中了他也有复古思想。他自居“文圣”，想把“武圣”的尊号献给吴佩孚。但吴氏对之尊而不亲，使其失望而去。
当时有实力的是曹锟，曹氏的左右，没有一个人喜欢吴佩孚，他在洛阳的计划，外边的传说与他实际的作为并不尽同。对所谓“武力统一全国”，隐然知其不可，当时醉心武力统一的并非吴佩孚本人，反而是反对他或拥护他的人，前者借此对他攻讦加罪，后者借此谋利取势。除了康有为，另有汪兆铭、张謇、章炳麟、徐绍桢、张继等形形色色的知名之士，或者亲到洛阳，或者函电飞驰，目的非常明确，而收获甚少。其间如康有为、章炳麟表现异乎寻常的热诚，康有为讲四维八德，发扬传统文化，以为和吴佩孚主张所吻合，期得采用。吴佩孚大概感到，横柴入灶，团结无望；勉力从之，则可能产生技术性阻绝，导致未战先输。所以他对他们表面上很尊敬，实际轻视，只是虚与委蛇而已。
康有为行为颟顸。1924年，在西北逗留西安其间，督军刘镇华待为上宾。赠送上等皮袍，他又说冷，要买狐皮袍子，刘也应之。他给刘镇华赠送一联，捧场之病依旧。联曰：华为五岳首，海纳百川流。依然老脸老皮，不顾社会反应，先把实力人物捧到极顶再说。以一并不高明的幕僚之才，而欲栖身教主地位，时势不作美，前途每况愈下的局面之下，其猴急抓狂的心理真是不堪得很。
陕省收藏家，慕名请其鉴定文物，康氏来者不拒，多据为己有。又有请看古钱的，他便向袖子里面一藏，据为己有。那人再三说是传家之物，情愿送他一枚，请把其余退还，康氏顾左右而言他，装做没有听见走了。他又顺手牵羊拿走卧龙寺所藏经卷，被绅士李汉青等告上法庭，将经卷截回，康氏恼羞成怒，向刘镇华要求赔偿一百万元，并以家藏图书要求西北大学购买，索钱；甚至要求刘镇华私人投资作其办《不忍》杂志的股本，聘请其门人张某为西北大学教授作交换……（参见高拜石《古春风楼琐记》二卷，86页）
穷途末路时分，他的本色，现出原形，简直是不管不顾地撒赖耍赖。
戊戌变法的失败，与改良派失策有关，康梁作为光绪皇帝事实上的幕僚，想当教主，而性格一根筋，操作更是笨伯，一意孤行，那就有好看的了。他们的失败，既非因为慈禧的观念守旧，也和所谓国民素质低下无涉。近代以前，日本社会也和中国大同小异，人治社会，谈不上什么宪政素养，但是东瀛的明治维新就顺利达成了。
变法期间被光绪帝倚为股肱之臣和智囊核心的康有为，成为变法运动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作为戊戌变法的灵魂人物和不可替代者，康有为的一言一行，对戊戌变法都有关乎成败的影响。
当时的慈禧太后，乃是清廷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权欲极强，说一不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染指？康有为要搞君主立宪，首当其冲的乃是与慈禧关系的调理，要么不顾一切以非常手段置之于死地，要么变更路径低首下心曲线抵达，但康氏不此之图，反自肇端就触犯实权派的大忌，等于将改良派急需之最高权力，猛然推到了改良运动的对立面。胶柱鼓瑟若是，戊戌变法焉有不败之理？
他早先反对、或者瞧不起辛亥志士的铁血手段，所以在变法危机关头，首先想到的是袁世凯，“乃属谭复生入袁世凯所寓，说袁勤王，率死士数百挟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康南海自编年谱》）殊不知袁世凯是个势利小人，比他更鬼，光绪皇帝在得到康有为的暗示之后，嘱托袁世凯：朝廷一旦有“意外之变”，他就即刻带兵进京。
唐德刚说，其实戊戌变法的中心人物还是光绪皇帝，康有为只是他看中的一个变法顾问而已。但是康派之毕其功于一役的过激作风，却颇能说服那急于求治的年轻皇帝。皇帝既有过激倾向，乃激起保守派和投机派的联合阵线的反击。而康派的教条主义和过激作风，也拒斥了开明而强大的中间派。开明派和中间派靠边站，剩下的过激派和顽固派两极分化，势均力敌，就短兵相接了。在这两派较劲之时，过激派也就是所谓帝党吧，原是个纸老虎、空架子。一旦临阵交锋，其结果如何？就不言可知了。
戊戌变法后，中山先生对康梁一是设法营救，二是在日本为其生存发展创造条件，将所办学校依其意愿改为大同学校，以梁启超为校长，听其办理，然而康梁的手下还不大领情呢。
此后，中山先生命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带三万元到新加坡，劝康有为合作，反被康有为向新加坡英政府指为刺客，将宫崎逮捕。
严复对维新运动寄予深切的同情，但也对其鲁莽酝酿有所批评，“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与张元济书》，《严复集》三卷，533页）康有为等人不能辞其咎。
辛亥之际，他给黄兴写信，建议采取虚君共和制，以孔子的后裔假以皇冠，为一种荣誉及象征，实际政柄则操之责任内阁。
康有为当戊戌变法时期，为事实上的总策划，清廷坍塌，犹不死心，和张勋共谋复辟，当了十二天的弼德院副院长。虽说他毕生抱有教皇心态，但在时运不济的情况下，充当实力人物的头号幕僚，也是他至死不移的嗜好。这种嗜好上瘾之深，简直身不由己，并且不惧所托非人。张勋复辟，他出力最多。张勋早年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后，率部企图顽抗，败后退驻徐州一带。其人及所部均留发辫，人称“辫帅”，所部称“辫子军”。1917年6月，他以调解府院之争为名，率兵入京，解散国会，赶走黎元洪，7月1日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至12日为段祺瑞击败，逃入荷兰使馆，被通缉。张勋复辟，也促使康、梁彻底分家。
张勋复辟将尊孔和独裁专制进一步联络加强之，其中康有为跳得最欢，他们不长进的行为，导致儒家学说不幸成为民主的对立面。在激进的知识阶层眼里，儒学日益与专制愚昧相重叠，成为中国进步的主要障碍物。萧公权说康有为“在19世纪走在知识界之前，而在20世纪时远落后于当时的知识界”，“康氏自己或许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造成儒学的式微。在戊戌前夕，他勇敢地将儒学与专制分离；然而在政变之后，他以保皇会首领自居，自戊戌至辛亥，反对共和而主君主立宪；复于民国六年（1917年）以及十二年（1923年）两度参与复辟，使他的形象与帝制认同，因而被许多人视为民国之敌。”实在是见道之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