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早晨他找张先生问事，方坐下，问他早餐没？张一麐答已用。于是袁氏自个儿吃起来，“先食鸡子二十枚，继而进蛋糕一蒸笼，剖食皆尽。余私意此二十鸡蛋一盘蛋糕，余食之可供十日。无怪其精力过人也……各方人才奔走其门者如过江之鲫。”袁世凯在能吃能喝这一点上，倒是和巴尔扎克好有一比。
小皇帝宣统即位，清廷忌恨袁世凯，将他放逐田园。这两年中，张一麐转到浙江巡抚增韫那里做幕僚，他精心撰构的稿子，增氏总是改来改去。一天两人便吵起架来，张一麐在愤怒中吼道：“项城从未改过我的稿子，你不配轻易改动。”
辛亥革命爆发，袁世凯又被清廷起用，张先生又回到他身边。
1914年的时候，袁氏打退了党人的二次革命，实力雄固，当时已有人传说帝制之议。袁世凯晓得他的幕僚中尽有耿介明理之士，乃做洒脱状对张一麐说：“你想啊，革命党人，弥漫全国，恨我彻骨，我怎能做称帝这些傻事呢！你要相信我！”但他另一面，却唆使外人如古德诺、有贺长雄，以及筹安会那一班人打造舆论，欲使既成事实。老袁外粗内细，也是自作聪明，幕僚态度明示之前，他就可以根据平时的性格、做事风格判断出对方将有何立场，因此他都是看人说话。
到了筹安会大造舆论，帝制隐然在望的时候，张一麐曾长跪不起，予以谏阻。袁世凯又来一番虚情假意，并说他不愿武人干政，但你们这些文士说话太多，武将们将对你不利！到政事堂开会之机，张先生站起来慷慨陈词，倪嗣冲怒目相向，并将手枪拔出来往桌上重重一拍，情形相当尴尬。倪氏是袁世凯手下的武将，一个不第的举子，行事相当莽撞。徐世昌站出来劝说，双方才下台阶。事后，袁世凯调张做教育总长。
到了抗战军兴，张一麐先生愤而欲组老子军，和日寇拼命。1943年，他逝世于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任上。
孜孜不倦的洋高参
早在1903年，端纳就在香港《德臣西报》社任副主笔，还曾在广州求见总督张人骏。端纳纵谈天下事，张氏异之，当即聘为不拿报酬的外围幕僚。
他想见中山先生，却先见到了胡汉民。鉴于他的人际关系，消息来源广泛，几家西方大报聘为驻华记者、主笔。
辛亥革命后，端纳协助伍廷芳工作。中山先生回国后与之畅谈，甚为投契。他参加孙中山大总统就职典礼，并向海外拍发了电讯。端纳在未生火炉的寒室内用打字机拟稿，手脚都冻僵了，汪精卫、温宗尧在一旁参与修改，经过反复的字斟句酌，“这份文件连一个逗号也没有动就（被孙中山）签字了”。这份宣言送交各国驻华使节，一个新国家诞生的宣言就此传遍了全世界。这实际上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政治、外交纲领。
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承认之以作为日本支持他称帝的条件，此事极端机密。端纳从财政总长周自齐处下手，又找到袁世凯的英文顾问，竟将该文件的英译本获取，公之于世，引起西方列强的严重关注。
他后来又成为蒋介石的顾问，抗战军兴，他和宋美龄组建了外宣班子，撰写宣传信件。他因揭露南京大屠杀等日军暴行，被日本列入黑名单。
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从海外返回中国，不幸在菲律宾被日本人拘捕，机缘凑巧，竟未被发现真实身份。战后在珍珠港美国海军医院的病榻上，他口授往事及自己生平经历，友人录音、记录、整理，用以撰写端纳的传记。在谈话中，端纳发表了对中国时局的看法：马歇尔调停内战不会成功，国共双方势同水火，决不会和平共处……后来的政局发展果然印证了端纳的预见。
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很早就有认识，并谴责其侵略本质。他观察世界政治问题，具有独到的先见之明，日本人衔恨不已。他说：“当你和日本人打交道时，不论是商人还是外交官，你们做成的交易不会比同娼妓达成的交易好多少。娼妓可以答应给你欢乐，但她的吻会把你给毁了。”
他在西安事变中充当调停人。他的回忆强调几点，诸如：兵变是杨虎城发动的，张是替杨承担责任；亲日的军中暗流，又企图借机炸死蒋介石，趁乱夺取军政大权。端纳一再告诫张学良，此时若杀掉蒋介石，中国必然大乱，这只对日本有好处；张学良主动要求随蒋去南京，目的在于证明自己是出于爱国，指控他搞兵变和谋杀完全是无辜的。应该说眼光看深一层，颇为精警。
抗战烽火的浇铸
“九？一八”日本军阀侵占了我东北三省之后，更随时在北平、天津、上海制造事端，以为威逼侵略的借口。凡是中华男儿，稍有人心者，无不悲愤填膺，有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誓与敌偕亡的情绪，恰如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抗战参谋制度的确立
国民革命军自黄埔建军以来，最早期，1925年及次年，尚无专门幕僚机构。
1928～1930年，即编遣会议和中原大战期间，设立参谋本部，是和军政部、训练总监部平级的军事机关，此建制延续到抗战前。抗战军兴，部队经过分化整编，部队番号剧增，对抗日战争第一期的军队而言，则在国防最高会议之下，尚有大本营及所属各部。又，军事委员会下辖军政部、军令部、军训部、军事参议院、军法执行总监部、政治部、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铨叙厅、后方勤务部。另外还有九个大型战区，以及西安行营所属部队、驻闽绥靖公署所属部队、后方留守和绥靖部队，此时的参谋机构分属多个部门。军事委员会下有参谋处随辇办公。
抗战中后期，兵种陡增，特种兵兵种以及海空军所属专门部队就有十六七种。参谋机构仍然分属各部门。抗战结束的次年军事机构大调整，成立国防部，在部本部外，并行参谋总部及所属各厅局，专事作战方面之幕僚作业，军事制度臻于相当完备的境地。
参照一下相去未远的前清时代，地方州县政官员的权力往往在实际操作上被幕友取代，“外掌守令司道督抚之事，以代十七省出治者，幕友也。”（《皇清经世文编》卷二十五）而在中央六部，书吏则操持制造、核批公文的权力。
幕僚权力大、工作量大，是日常公务的事实处理者，乃是清代政坛的一个特征，将各级幕僚合算起来，那是一个庞大得惊人的数目。
但在军队转型的过程中，军事作战幕僚的养成，即一种成型的参谋制度，则是在抗战军兴以后才逐步建立的。当时有一些不尴不尬的人物，新旧两头都不靠，因缘际会作了参谋，闹出不少笑话。地方部队主官甚至有“认识字的做参谋，不识字的做副官”的荒唐安排，有的旧幕僚竟把军用地图下边印有黑白相间的“比例尺”，当成是“铁路”。至于只知在地图上量距离，而不知图上距离有山岳、河流的分别，遂将行军里程或阵地区分乱画一通的笑话，在抗战中的地方部队，也曾多次发生过。
军队自军阀社会转型而来，一些行伍将领尚未转过弯来，自以为“枪杆子第一”的老粗带兵官，竟然将参谋官视为赘疣。直到抗战中期，部队强迫实行参谋制度，规定军以上的参谋长，需要具备陆军大学的资格；并将参谋处作战、情报、后勤（后来又加人事）三科（课）的参谋，或调训，或委派分发参谋班的学生担任，这样才使各部队的参谋制度，逐渐建立起来。如此一来，参谋的地位也在微妙变化之中，当初那些瞧不起参谋的老粗带兵官，又传出“天不怕，地不怕，只怕参谋纸上画”的军谚。
作战幕僚地位逐渐得以加强，参谋职权随之受到尊重。而参谋的晋升也出现两种形式：一种是曲线，由参谋调升带兵官，再由带兵官调升参谋官。这种干部，既具参谋的学识，又具带兵作战的经验，能使军事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指挥作战颇为得心应手。一种是直线，由参谋而科长，而课长，而参谋主任、副参谋长、参谋长。
抗战军兴，参谋长的性质和地位与旧军队已有较大区分。首先是作战计划切入主角，改变以前幕宾的角色；其二衔级提高，如军参谋长军衔与下一级主官等同，以下类推。但参谋长升任带兵主官的可能已经从法规上得到了保证，也有了较多的实际的例子。这一时期曾担任军长等高级指挥官的符昭骞、赵秀昆、赵子立、郭汝瑰、盛文、罗列、吴鹤云等，便都是多年担任参谋长又转任指挥官的。
香港作家张赣萍先生出身新式军校，他回忆受训时的情景，说有某兵学家虽是参谋专材，却无作战经验，在某次大会战中，我军分五路应战，这五路部队的作战计划，都是由他一人拟订；他本着如臂使指的原则，拟具计划。结果其他四路部队均打胜仗，只有他自己指挥的那一路部队打败仗。有人问他原因何在？那人的回答可妙，他说：“这只怪敌人不按照我的计划打呀！”张赣萍以为，事实上就是由于他只能纸上谈兵，缺乏实际作战经验所致。另外还有在拟订计划时信心百倍、攻击精神十分旺盛的参谋长，听到敌人打到司令部附近来的时候，吓得走路都走不动，要由卫士搀扶上马逃生。张赣萍也曾见到过，那些不学无术，或有勇无谋的带兵官，他们连作战计划都没有，或不按照作战计划行事，就是凭着匹夫之勇，而乱打乱杀一通，招致无谓的重大牺牲。（参见张赣萍《弹雨余生述》）
陆军大学的学员班或将官班，只是培养师司令部以上参谋长的高级幕僚训练学校，也是抗战期间最高军事学府。对各级司令部各分科的中、下级参谋人才训练，先有一个“作战参谋训练班”附设在陆军大学之内，后来才有“军令部情报参谋班”的设立。一些军校优秀毕业生，会再考入情报参谋班受训一年或更长时间。
抗战中后期，部队参谋工作体制向美军靠拢。按照美军的定义，参谋被分为参谋长、副参谋长、普通、特勤、其他等分工形式。广义的参谋还包括技术等人才，狭义的就是与作战有关的参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