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头脑相当冷静的人，因此，我决定不要和他在道理上争，只是示意组员彻底搜查，一阵翻箱倒箧之后，却没有半点斩获。我心里不免叹服，假如吴石确是共谍，则他处理事情的细心程度，是我所见过共谍当中的佼佼者。
吴太太原本故意装做无精打采的双眼忽然瞪大起来。她说了第二句话：“很久没有见到那个人来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有了这句话，我的任务即已完成九成……
当天一早，我打电话给毛人凤，告诉他：“今天就可以抓人，罪证确凿。”
毛人凤好奇地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把侦办过程向他说明了一遍，他顿了一下，然后笑着说：“好厉害，以后可得小心防着你啰！”毛人凤平素是不喜欢开玩笑的。我与他相处多年，这是第一遭，也是最后一次调侃我。
经过两天的等待，吴石却未如预期有所活动。次日晚10点钟，我开始采取逮捕行动。
当吴石再度见到我时，态度仍相当强硬：“你又来做什么？”他说，一副军阶比我高的神气。
“奉命传你去谈话。”
“我是国家堂堂的国防部参谋次长，你们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就来抓人！”
“是传，而不是抓人。”
吴石仍不放弃挣扎，他说：“不管你们是什么单位来的人，我要见总长（周至柔）。”
“要见总长可以，我们陪你去，何况，你要见他，他还不一定要见你！”
吴石到这时候，陡然开始紧张起来，他故意用愤怒来掩饰内心的不安。“放肆！”他叫骂着，然后摇了电话到周至柔家：“请接总长。”
周至柔拒听电话！吴石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他用颤抖的右手轻轻将话筒挂上，沉默不语，直到进入讯问室之后，也一直保持缄默……
抓捕吴石表现出军统第二代人物骨干的超强腕力。技术的过硬，观察的冷静，谋略的深远，虽然其立场是反动的，但技术上不能不予以重视、警惕和研究。
据说，电视剧《潜伏》里的主角余则成，其原型就是吴石。
吴石出身保定军官学校，与陈诚算是前后期同学，另外，他与参谋总长周至柔的关系不错。吴石、刘斐都来自白崇禧的身边，也都曾经是白氏的重要幕僚，他们长期给白氏当高参、搞策划，刘斐在和谈时早就逮着机会，再也不回那飘摇的政权，吴石也是在那时和解放军取得关键性的联系，他随即潜伏下来，后来在台湾他也做到了刘斐先前做过的位置，即国防部次长，主管战略计划。这个位置非常重要，他一边佯装努力工作，一边不动声色地把情报向地下党传输。吴石胆大心细，毅力坚韧，以为天衣无缝，他本来就是学战略指挥出身的，谁知北京大学中文系出身的谷正文比他技高一筹，经过多方的曲折的侦查，层层剥笋，将他纳入视野。
这当中的复杂性、惊险性不是几篇文章能说清楚的，所以只能长话短说，谷正文觉得证据确凿，可以收网，就直接和吴石面对面。电视剧《潜伏》因受观众的喜爱而热播，它表现了革命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危险性。
胡宗南的幕僚群
蒋纬国以为胡宗南是老一派军人的脑筋，总是要别人吃苦，他不知道运用他人的智慧。蒋老先生把许多留学回来的军官派到胡宗南处，可是他大多没有好好运用。其实他倒不完全是老派军人的脑筋，他只是过度地注重自身的修为，这当中带着许多外以示人的成分。如果他是学校的教师，或者布道的牧师，倒也罢了。可他是部队长，带着几十万大军，这就令人慨叹不已了。胡宗南也不大接受留学生，所以当他看到蒋纬国的吃苦精神与作为，惊讶不已。
蒋纬国说：“所以当他看到我能够如此吃苦与实干时，非常惊讶，尤其是在我作了一次加强排对坚固工事（碉堡）的攻击演习之后。那次的参观位置是在炮目线边上的高地，我们打了一发迫击炮，这一发炮弹升空，也许是炮弹放置时间久了，推进药力不够，结果在空中直接掉下来，刚好风向朝我们吹，这发迫击炮就偏到高地上来，我一见状就立刻喊：卧倒！所有参观者都卧倒了，只有胡长官站在那儿动也不动，我就转身站在他的前面一起卧倒，刚好炮弹落下爆炸，有一位号兵的耳朵被削掉了。从那次之后，胡将军就对我另眼相看，后来他逢人便提到此事，并说：‘纬国这孩子不错，很沉着。他也很器重我，时常找我去聊聊天。’”（参见《蒋纬国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47年2月，胡宗南进攻延安。
一年前，就在研究战术，拟订进攻计划。从重庆陆军大学延请教务处长龚浩讲授战略战术。龚浩擅长讲授拿破仑战史。他向胡宗南提议，要注意研究毛泽东的用兵，胡宗南气愤地说：“毛又不是军人，他不懂战术。”结果吃了大亏。
据他的随从参谋杨键回忆，当时参谋长是盛文。
关于情报。成立长官部情报处，处长由戴笠派人充任，可是效率不高。直到1948年年初才破获跟随胡宗南十年之久的译电员戴中榕，发现熊向晖的特工嫌疑。可是那时，熊向晖已经去美国留学去了，这还是军统的人发现的，胡宗南部自己的情报科长来源就少得多了。
当时任参谋处作战科长的蓝卓元说：“在进犯延安的战斗中，胡宗南想显示其智慧天才，乃亲自调动至团营一级。他的副参谋长薛敏泉以幕僚长自傲，见胡宗南这样抛开具体指挥规划人员，也大发脾气，甩开电报、公文，跑到延安中央银行内与同僚的妻子跳舞去了。胡宗南想炫耀他的将略，而薛敏泉又要显示其参谋作战艺术，闹得很不愉快。”（参见《我所知道的胡宗南》，171～190页）
这个薛敏泉既傲上，也傲下，不过因为胡氏的身边的人多唯唯诺诺，他反而受到胡宗南的重视，由副参谋长直调某军军长。
前线指挥所的幕僚们，整日无所事事，急欲返回西安，而胡宗南本人在前线，其他人也无可奈何。接二连三听到的，都是战场上反馈回来的坏消息。
他们都被一个小参谋熊向晖架空，熊氏仿佛是一个支点，以特殊的杠杆原理，使他们无所作为。
曾任国民党山西省党部委员的李犹龙说，1948年，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李犹龙不仅为胡氏的入幕之宾，在参与出谋定计方面，无形中成为胡宗南智囊团骨干之一。1948年冬，李犹龙参与制定了《陕西、晋南、豫西地区总体战实施纲领》。徐蚌会战不利，胡宗南向蒋介石陈述固守西安及转移决策，李犹龙为主要谋划。
徐蚌会战开始时，胡宗南全力注视这一战役。胡宗南向李犹龙询问会战的前途，李说：“我在早年的中原大战时就在徐州，对徐州的地形很熟悉，现在陈辞修他们的部署叫做什么车轮战，就属于被动的了。好像教师爷摆出桩点，一个教师爷在徐州摆桩点，叫解放军来打，一个教师爷纵然有很大本事，恐怕也难战胜很多的教师爷罢。”（参见《我所知道的胡宗南》，215页）
徐州是交通枢纽，当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失利，胡宗南急了，约请主要幕僚商议。出席人员有：绥署参谋长罗列，秘书长赵龙文，陕西省主席董钊……及李犹龙等人。罗列主持会议，他说黄伯韬的失利是暂时的、局部的，蒋纬国的装甲兵将帮助扭转战局，这可以说是痴人说梦。
赵龙文说：“黄伯韬兵团的失利，是不好的预兆。解放军已经获得相当的武器，也有大型阵地战经验，现在我们摆出的是挨打的阵势，完全落入被动局面。”
除了同意赵龙文的看法，李犹龙补充：“应将战争推回华北去，应发动全国兵力来援助徐州会战，这样才能解徐州之围。但援军不应直接援徐州，而是要打到华北，与傅作义协同作战。”
这班幕僚意见都由胡宗南向蒋介石转述，建议：为解除徐州之围，应调动大军进攻华北。胡宗南当场表示可以抽出至少五个军参与进攻。他们达成必要时放弃西安的一致意见。
平心而论，这是大开大合的战役谋略，是可能出现一线生机的转圜办法，可惜大局及细部的种种掣肘，战策未及实行，战场颜色陡变，战局又急转直下了。
事实是，没有力量反攻。当徐蚌会战已成定局之际，胡宗南又找到李犹龙，问及防守形势。李氏说：“长江乃天然防线，如能守住，还可以形成南北朝局面。如在这样的情形下守西安就有意义。如果长江防线一旦破溃，西安就成瓮中之鳖，防守就没有意义了。”胡宗南说：“总裁的元旦声明，不知是谁出的主意，等于在快断气的病人身上服一剂泻药，更死得快些……求和的主意，就是攻心间谍，就是李宗仁之流。”
胡氏的参谋人员，大略都还不错，此时所谋划应变，即今观之，也还称得上反应迅速，应对得体。胡宗南本人的直感也证明并非空穴来风，尤其他拿泻药与断气者作比喻，贴切当时的实况。问题是，大局已经逆转了，所有的挣扎腾挪，若非在根底上翻盘，那就只是败局的早晚而已。所以，这时候，幕僚们所谓的谋略，大体上只是一些“希望”，属于缥缈的心情梦想。然后，一班人就把李宗仁、邵力子、张治中等骂一通，这时，赵龙文也说：“长江防线守住，则西安无论怎样艰苦都要保住，一旦突破，就毫无意义，必须马上放弃。”这是很有见地的。
然后就是往汉中、四川、西康的西昌即今四川凉山州一带南窜。
这时候出主意的幕僚，以赵龙文为主导。他的对策，胡宗南都采纳了，大致有：一是颁布紧急动员令，以图安定人心控制交通工具；一是征集绥靖经费；一是裹挟大批青年学生及西安的高等士绅南逃，意在将他们培养成军政基层干部；一是在西安紧急轮训留守人员；一是派代表和西北的马鸿逵、马步芳等人联系。
李犹龙描写1949年5月中旬逃出西安的乱象：凌晨4时，在冷月光下，他们的卡车、包车纷纷夺路逃走。商店均闭门，但在楼上或门缝还有人窥视，汽车驶出西郊，但闻渭河岸上的炮声仍在轰隆隆断续作响，几百辆逃走的轿车、卡车蜿蜒在前往宝鸡的公路上，灯光若明若暗，争先恐后，显露出凄凉境况（参见《我所知道的胡宗南》，第五章，第六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