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这以后，我尽量不让许可佳上我的住处来考验我的意志，虽然每次拒绝都不是很坚决，但也够生硬的。一想到我生病的时候她来照顾我，我就没法子做到很坚决。坚决果断不是我的性格特点。我希望时间能帮我慢慢把关系转化为一般朋友，帮许可佳慢慢明白我的心意。这看起来也像是缓兵之计。可比拖更好的办法我不知道。有时候我真羡慕有些人身上那股快刀斩乱麻的狠劲和利索劲。
一天我正躺在床上看书，许可佳突然笑嘻嘻的爬上了床。她抱着我，说要跟我好好谈一谈。看样子她是有备而来，我心里跳了一下。我马上联想到我跟玲姐那天晚上交手的情景：壁灯的灯罩把淡淡的光线聚在床上，四周一片幽暗，让那张大床看起来很像舞台，也很像技击场。
很久以后我知道她这一天果然是有备而来，她身上又揣着避孕工具。这次她想把跟我的事明确敲定，不想再不清不楚地拖下去了。
我挣脱许可佳，跳下了床，坐在沙发上。我觉得我不能在床上跟许可佳谈她要谈的事情。那次我在床上跟玲姐交手，本来就是一个错误。后来我才意识到那天我应该能取得更好的成绩的，如果换一个交手的地点，如果不是在那张床上。有一本古籍上记载了一种说法：床，天生就是女人占优势的地方。床是女人的庇护所，是女人忠实可靠的同谋。男人要站着说话才有力量。至少得坐起来。躺在床上跟女人交手，男人十有八九得丢盔卸甲。
看见我坐到沙发上去了，许可佳噘着嘴溜下了床。她叉着腰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儿，然后打开笔记本电脑上网。不知道她跟什么人聊起了天，聊着聊着她的眼睛就红了。后来她把上网电缆拉到了洗手间里。她坐在马桶上，抱着笔记本电脑，边哭边聊。我在洗手间门口转了转，听见她敲击键盘的声音，听见她鼻子里发出的抽泣声，我有点心烦意乱。我走到楼下的雪地里转了好几圈，第二天出去跑业务的时候，鼻子里不时流出一点清亮的鼻涕。
有时候我很想请教一下粘糊小妹，我该怎样做才不会引起许可佳的激烈反应，可一看见粘糊小妹那副憔悴的样子，又觉得自己这么问太过份了。后来，我感觉粘糊小妹苍白的脸色和暗红色的围巾太影响我跟客户谈判的情绪，隔几天我就让她在家里休息一下。粘糊小妹也很乐意，反正我每做成一单，财务部都会自动分成给她。
这年冬天，我一连做了十几单。有时候走在街上，望着漫天飘飞的雪片，感觉自己比以前更喜欢北京的冬天了。我本来就觉得北京的冬天比南方小城的冬天好过。赚了点小钱后，我一高兴，就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让他们来北京过春节。他们从来没有到过北京，一高兴，就提前两个星期来了。没来几天，他们就把楼道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连几乎没人扶过的楼梯扶手也擦得干干净净的。
望着父母在一起做家务活，有说有笑的，我心里很宽慰。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似乎从来没有如此和睦相处过。离婚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还像离婚以前一样不停地吵架。现在，父亲心中的烈火似乎已经熄灭了，母亲似乎也不像以前那样要强了。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觉得两位老人似乎到了晚年才发现了平淡生活的价值，有重归于好的趋势。一天晚上，我跟父亲睡一间房子，问他有没有可能跟母亲复婚。父亲很有点不好意思一样，把头扭向一边，说他没意见，就是不知道母亲的想法怎么样，他自己也不好意思提出来。我马上走进母亲住的屋子，告诉她父亲想跟她复婚。母亲的眼睛像少女一样亮了一下，接着呸了一声，让我不要瞎操心，“你把你自己的事操心好就行了。”接着问我有没有女朋友。我说没有。我告诉她要想在北京成家，得先挣够成家的本钱。母亲点点头，开始抱怨北京的房价和菜价，接着抱怨我父亲不中用。她说他要是早点混个一官半职，或者挣下一百万什么的，我在北京的亲事也会好办得多。听她这么说，我赶紧打岔扯别的，然后赶紧收住话头去睡觉。
周末的一个下午，许可佳突然来了。
上午，她打电话约过我，我告诉她这几天有事，当时她没说什么，没想到下午她就突然敲门了。我向父母介绍了许可佳，只报了她的名字。许可佳似乎毫不在意我这么简陋地介绍她，她拉起我母亲的手就聊开了，很快又拉起我母亲的手逛街去了。我不知道许可佳是怎么把我母亲哄得那么高兴的，这天母亲给她买了两件衣服，还把祖传的一对耳环从耳朵上取下来一只，送给了她。另一只，逛街回来后母亲悄悄给了我，要我在结婚的时候再送给许可佳。母亲笑着对我说：“这姑娘乖，说话像电视里的人儿一样。”我有点给吓着了，说：“你不要乱来啊，真的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母亲问：“你生病的那几天，是不是她住在这里照顾你？”我说是，不过不是我要她来的。母亲说：“那我不管，反正我喜欢她。你不讲良心，妈替你讲良心。”
母亲这一番话说得我有些羞愧。对许可佳，我心里一直盘踞着一些类似歉疚的东西。我也想为许可佳做点什么，弥补一下，但一直不知道该做什么。母亲对许可佳这么热呼，我就当是替我做了一些吧。做晚饭的时候，许可佳走进厨房里去给母亲帮忙。听见厨房里不时传出她们的笑声，我耳朵里又一阵阵发麻。我真恨自己没本事把我和许可佳的事处理妥当。
很久以后，回想起这天的情景，回想起我跟许可佳交往的历史，我闷闷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挤着自己的太阳穴，我问自己：你怎么就这么软弱啊？我真觉得自己不可理喻。除了已经揭示出来的原因，应该还有更复杂的原因，可我就是想不起来。现在，我坐在电脑前，试图看清一个真实的自己，我发现还是有一些地方看不清。也许并不是每一个人具备完全理解自己的能力。
晚饭后，许可佳陪我父母坐在客厅里看电视。我听见她提出来明天可以陪我父母游览北京城里城外的名胜古迹，我父母都很高兴，我心里很不安。他们正商量着游览计划时，我把许可佳叫到了另一间屋子，告诉她我父母年纪大了，一般睡得比较早。许可佳拍了拍自己的脑门，说：“我只顾着傻高兴，把老人家睡觉的时间搞忘掉了。”
送许可佳下楼的时候，我看见许可佳的耳朵上晃荡着我母亲送的那只耳环。那是一只镶有祖母绿宝石的耳环，是我母亲出嫁时，我外婆送的。虽然不算名贵，但意义非同寻常。我很想要回来。我陪许可佳走出了小区，一直没想好怎么开口。听着积雪上的脚步声，我心里一点一点变冷变硬了。走到了大街上，我有了主意。
我对许可佳说，耳环有点问题，我母亲忘了告诉她，套宝石的箍子不牢实，得修一修。
许可佳站住了，说：“是吗？”她取下耳环，走到一家商店的橱窗前看了看，“挺牢实的呀。”
我说：“看着牢实，不定哪天就掉下来了。上次宝石掉下来，我母亲找了好几天才找到。”
许可佳说：“那我拿去换个箍子好了。”
我说：“最好是换个箍子。不过也可能是我母亲的那一只有问题。反正一只换了，另一只也得换。两只得弄成一样的。”
许可佳笑了，说：“没事，哪天我都拿去换好了。”
许可佳说：“看你不放心的，好像我连这点事都办不好一样。”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带父母出了门，去长城和几座皇陵看了看。出门的时候母亲问我许可佳怎么没来，我跟母亲瞎扯了几句。母亲皱起了眉头，没说话。路上，许可佳打来一个电话，问我们怎么提前出发了，我走到父母听不见的地方，跟许可佳瞎扯了几句。她问要不要她赶过来，我说不用。
打完电话，我呆呆地望着长城，这么短的时间就说了这么多假话，不知道以后还要说多少假话才能补上，心里真是不爽。我不是故意矫情。如果把我过完22岁生日后我说的假话都收集起来，堆在一起，就会看清楚这一年我的人生态度到底有多大变化。很久以后，我看到了一条为假话辩护的名言：适当说一说假话是善良的表现，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接受真实的能力。从此以后，我觉得越来越不便反对这种说法。
从长城和皇陵回来没几天，我和许可佳在海洋馆的水下餐厅里吃过一次海鲜。许可佳突然问我耳环修好了没有。我假装没听见，像是被鱼吸引住了。一些五颜六色的鱼在许可佳的脑袋旁聚成一团。许可佳顺着我的目光瞧了瞧，用筷子敲了敲玻璃，那些鱼立刻像受惊的鸟群散开了，各自飞得远远的。许可佳回头又问了我一遍耳环的事。我只好又拿假话来抵挡了，我告诉她，耳环被我弄丢了。
许可佳张着嘴望着我，我能感觉到她的视线在空气中弯成了一个又一个问号。很快，她笑了，问我是怎么弄丢了的。我脸上在发热，呼吸困难起来了，感觉很需要潜水员头上戴着的和背上背着的那一套东西。搓了一会儿脸，我很不情愿地编了一个故事，说耳环是在地铁里被人偷走的。
许可佳笑出了声，安慰我说：“这有什么好难过的？第一，丢了东西又不是丢了人了；第二，偷东西的人又不是你。”见我还在搓脸，许可佳讲了几个海底生物有趣的故事。我配合着笑了笑，很感激她没有继续说耳环的事。
此后，我和许可佳还去冰封雪冻的什刹海吃了一次韩式烤鱼，去东方广场回转寿司吃了一次日式生鱼片。显然，许可佳每次挑餐厅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顺着我的嗜好和口味。我呢，宁愿顺着她的意思，跟她在外面吃吃饭，也不希望她常去我的住处跟我父母搅在一起。我想等父母走了，再跟许可佳把我们之间的关系说说清楚，否则她闹腾起来，我母亲定会帮她，那时候我可真是里外不得安神。当然，跟她左一顿右一顿的吃着喝着，理由不止这一条了。其实有时候看着她吃东西的样子，我还是有点开胃的。我很少见到像许可佳那样热爱食物的女孩，她有时候吃得稍嫌放肆，还偷偷松一松皮带什么的，脸上和衣服上沾着油渍，她那副吃相的确能让人感到生活是值得享受的。那一阵子，因为玲姐的事一直悬着，我心里很不踏实，跟许可佳在一起说说话，吃吃饭，只要她不逼我太紧，我多少能感到一点放松和安定。好在大多数时候她有理有节，进退得度。
见许可佳很少再来我的住处，有时候我母亲会在餐桌上问起来，问我和许可佳最近是不是在闹别扭。我总是跟母亲瞎扯几句，搪塞过去。每次跟母亲在一起，我都有点担心她会突然提起耳环的事，幸好，母亲好像忘掉了她给过我耳环。没说的，我又欠了许可佳一次情。如果许可佳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我母亲，接下来的麻烦我不愿意去想象了。
这一天正吃着饭，母亲说：“有一件事我这几天一直想问问你，总是给忘掉了。”我的耳朵像给敲了一下，立刻竖起来了。我望着母亲。母亲说：“我听可佳讲，你在北京还有一个表姐，我怎么没听说过一样？”
我不知道当时我是什么表情。现在能回忆起来的，是我走开了，走进厨房里给父亲盛了一碗饭。我在桌子上扫了一眼，发现父亲的饭碗空了，就端起来走进了厨房里。我慢慢添着饭，脑子里迅速转开了。具体转了些什么，现在也没法子一条一条理顺拿出来。按理说，我首先要确定的是：说不说谎？但我的第一个反应很可能是厌烦许可佳，觉得她不该这么东说西说的。接下来，我意识到此刻没有时间去厌烦许可佳，我应该决定是不是对母亲说实话。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冲动：应该说实话。可是，说假话的念头很快又占了上风。我觉得说假话省心。父母那一辈的表亲本来就多，我编一个故事并不困难。我可以在母亲和玲姐之间放上七大姑八大姨，把水搅浑。为了安全起见，我还可以往其中放一两个跟母亲关系不好的姑姑，再放一个死去多年的表姨，让母亲无从查证。一下子说不清为什么，编这么一个故事让我心里堵得慌。也许我实在是不愿意把春节前的这一周变成“谎话周”，也许还有更多的原因。
从厨房里走出来，我决定不说实话，也不说假话。我决定不把真相说完整。我告诉母亲：4年前我在棋院里认识了一个比较年长的女人，她今年40岁了，一直比较关心我，照顾我，帮我找工作，还帮我找女朋友，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向别人介绍我们的关系时就省事说是表亲了。
母亲轻轻拍了拍脑门子，笑了，“我说呢。我把头想痛了也没想出这门子表亲来。还以为记性不行了呢。”闲扯了几句，母亲问父亲：“人家这么照顾天儿，你看是不是该请她吃一顿饭呀什么的？”
父亲说：“那是应该，那是应该。”
母亲说：“天儿，你爸爸也说应该请人家吃一顿饭呢，你看哪家馆子像个样子，价格也合适？也别太便宜了，省得人家说我们小地方来的人小气。”
父亲点点头，说：“第一次大方些，那是应该，以后熟了，就在家里吃点什么都不要紧的。”
我心里一阵感动，说：“她也不是那种讲排场的人，要聚一聚，就家里聚吧。”
母亲说：“那不行。妈也不是一定要讲排场，妈的手艺你是知道的。嗯，这回妈跟爸出钱请，是妈跟爸的一点心意。这回你就不要管了。你只负责约人。”
饭后，我走到另一个房间去给玲姐打了个电话，把饭桌上发生的事讲了一遍。玲姐沉吟了一会儿，说：“我最近怕是没什么时间啊。”
玲姐又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吧。这一顿我来请。我也应该尽一尽地主之谊。”
我说：“我觉得谁请谁是次要的，聚一聚再说好不好？”
玲姐笑了，说：“我现在要说不好，怕是也不行了。”
春节前的那一阵子，玲姐所在的单位酒宴不断，我听见玲姐在电话里算日子。末了，她定在了腊月二十七号中午。地点在前门烤鸭店，那儿是在北京工作的人请外地亲戚朋友吃点上档次的饭时，一般会首选的地方。我没什么意见。挂断电话前，我本来想说点别的，后来又觉得这会儿没什么更多的话好说，就挂断了。挂断后，还冲着电话笑了笑，望着窗外舒了口气。窗外，大雪静静飘落，一派祥瑞。
随着春节的临近，我所在的销售部也有一些应酬。除非请的是跟我有直接关系的客户，一般我能推的就推掉了。许可佳几次问我什么时候有空去她家吃年饭，我告诉她节前忙得要命，她似乎有点生气，我也只好由她了。得着空子，我就去玲姐那边看一看。玲姐肯答应跟我父母在一起吃饭，我就像提前吃了一颗定心丸似的，心态平和多了。但我有时候还是担心中途有什么变故。每次去她那边，四处看看，看见没什么异常迹象，我才会觉得又平安地过了一天或两天。有一次在她那边住了一夜，回来母亲盘问了半天。后来因为不愿意说谎，再晚也回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