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合作社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毛泽东一直主导着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在激烈的批判运动中，熟谙农村工作的邓子恢黯然退隐，曾经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由来
农业合作化运动是中国农村自土地改革之后的又一场巨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几亿中国农民开拓社会主义新生活的伟大尝试。其间，既有创造性的成功，又有始料末及的失误。
中国农民有着较长时间的互助合作的实践经验。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转入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割据时，在革命根据地就建立了“劳动互助组”、“耕田队”、“犁牛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等多种形式的农民生产和消费的互助组织。这些组织是在共产党掌握一个地区的政权之后，随着土地革命斗争的深入和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打击，I在民间固有的亲族之间临时性伴工、换工、互助的习惯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于这种劳动组织形式是根据农民的意愿和固有习惯，因此很受群众欢迎。毛泽东对此也曾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和赞赏，并指出它们在现阶段，只能是在私有制的基础上，“在自愿原则下”，以“调剂劳动力”为主要任务。到抗日战争时期，随着革命形势的转变，劳动互助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思想理论又有了新的认识，毛泽东就曾指出：在经济政策方面，“国营经济和合作经济是应该发展的，但目前的农村根据地内主要的经济成份还不是国营而是私营的，而是让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得着发展的机会，用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半封建制度，这是目前中国的最革命的政策，反对和阻碍这个政策的实行，无疑义地是错误的。”毛泽东还认真综合分析了过去江西农村干部群众的经验和当时陕甘宁边区农村干部群众的经验，条理化地明确了发展合作经济的思想。他强调说：“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基础，而使农民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在性质上，根据我们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因而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1943年，在河北省饶阳县建立起的闻名全国的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就是个突出的范例。解放战争时期，互助合作组织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力量非常薄弱，又是小商品经济，它们的生产受到市场流通和交换的制约，这就决定了个体农民的经济地位极不稳定，多数人贫困破产，少数人发财致富，必然会出现两极分化。新中国土改后的农村，很快出现的买卖土地、雇佣剥削、放高利贷等现象，也正是小农经济的必然趋势。再加上农村中资本主义势力色具有一定的规模，地主富农仍然占有大部分土地，雇佣工人相对较多。据浙江省嘉兴县高照乡的调查，全乡有雇农144户，占总户数的21．79％，出现了长工、月工、短工、牧童等。此外还有外籍雇工114人，牧童35人。当然，有些人乘人之危进行放高利贷剥削也加剧了农村中的两级分化。据1954年的调查，龙游下范二村，90户农民经济条件下降的有29户，34户中农下降的有11户，6户富农上升的有5户，全村真正困难的有32户，占总户数的20．9％。其中典卖土地的16户，共典卖土地21．5亩，典卖房屋、农家具的28户，共典卖房屋13间，卖农家具506件，送卖子女的两户。这些情况表明，两极分化的现象在土改便开始发生了。要使农业有较快地发展，又要防止两极分化，不让刚刚翻身的农民重新陷入受剥削的贫困境地，只能走使全体农民共同富裕的农业合作化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全面恢复和展开，党中央敏锐地觉察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生产之间存在着日趋紧张的矛盾。一方面，实现工业化要求提供越来越多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而且“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同时工业品市场的形成又有赖于农业内部积累的增加；另一方面，虽然在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生产开始回升，但我国农业滞后的局面并没有从根本上改观。这种状况突出地表现为：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积极的办法只能是迅速发展农业生产，而发展生产，解决粮食及国计民生的大计问题，唯一的出路是：“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因此，毛泽东在农业合作化全过程中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如果不使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速度相适应，则社会主义工业不可能孤立地完成，势必遇到极大的困难。”
除经济原因外，促使党中央认为需要大力发展合作化的还有社会政治方面的考虑。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后，在广大农村中还存在着富农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广泛的个体农民所有制。党中央对农村中出现的两极分化现象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极为关注，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就必然会去占领……资本主义道路，也可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毛泽东还告诫说：“现在农民卖地，这不好。法律不禁止，但我们要做工作，阻止农民卖地。办法就是合作社。互助组还不能阻止农民卖地，要合作社，要大合作社才行。大合作社也可使得农民不必出租土地了，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带几户鳏寡孤独，问题就解决了”。在围绕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展开的争论中，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已逐步深化，并从巩固和建立新的工农联盟和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战略角度进一步论证了迅速实现合作化的必要性。同时还认识到，民主革命时期工农联盟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已经过去。而最近几年中，农村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许多农民因为生产资料不足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这种情况如果发展下去，农村中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比一天严重。那样，不仅贫困的农民不满意，就是富裕的农民也会因为我们不允许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不相信我们，这样一来工农联盟就很难巩固了。要巩固已有的工农联盟并使其获得新的更加坚实的基础，就需要实行合作化，逐步消灭农村中的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整个社会立足于公有制的基础之上。另外，“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逐步地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因此说，在50年代，农业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整个社会发展系统工程启动的中心环节。农业合作化运动在总体上也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实际需要。
决策的制订与实施
通过合作化引导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方针。制订这个方针乃至作出这方面的决策，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已初步确立，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曾明确确定了对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方向发展的方针。在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中，针对个体的农业经济实行改造的问题，不仅就其性质再次明确肯定了“这种合作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管理之下的劳动人民群众的集体经济组织”，而且也同时指出“中国人民的文化落后和没有合作社传统，使得我们的合作社运动的推广和发展大感困难，但是可以组织、必须组织、必须推广和发展”。
1951年9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并于12月15日颁布执行。决议草案指出，土改后的农民中存在着发展个体经济和实行互助合作的两种积极性。中央应特别注意发挥农民的这两个积极性，一方面不能忽视和粗暴地挫伤农民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要在农民中提倡组织起来，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则，发展农民互助合作的积极性。提出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与可能的条件而稳步前进的方针，明确了以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征的初级社是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前进的重要环节，是走向社会主义农业的过渡形式，规定了在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中，必须贯彻自愿和互利的原则，采取典型示范逐步推广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低级到高级，逐步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因为，“农民的这些生产积极性，是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和促进国家工业化的基本因素之一。”决议草案还规定了农民互助合作的三种主要形式，这就是：简单的临时性的劳动互助，常年的互助组和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2年底，全国农业互助组发展到800万个，参加农户4536万户；农业生产合作社试办了3600余个，组织起来的农户占全国农户的40％。
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并于26日公布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提出了指导农村工作必须掌握的理论认识、政策原则和工作方法。指出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既要反对消极态度，又要反对急躁态度。6月1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继续强调说：“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中心。”
按照党中央的部署，1952年底1953年初，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是健康发展的，但也在部分地区发生了程度不等的急躁冒进偏向，表现于贪多求大，违反自愿原则，强迫农民入社，盲目追求高级形式等。中共中央及时发现了这些问题，指示各地切实纠正正在滋长的急躁冒进倾向。中央在下发的文件中强调，在合作化运动中要保护个体农民的利益，领导农业生产要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生产关系的改变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状况，否则生产会受到损失。1953年4月23日，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受中央委托，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部长邓子恢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要在10年至15年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在全国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在邓子恢的主持下，中央农村工作部代中央起草了《关于春耕生产给各级党委的指示》，代《人民日报》起草了社论《领导农业生产的关键所在》，随后，中央把这两个文件连同1953年2月15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汇编成册，题为《当前农村工作指南》，印发全国。邓子恢在会议的总结报告中还讲了两个问题，一是过渡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帮助农民解决生产资料的困难，如牲畜、农具、肥料、种子等等，减少水灾、旱灾、虫灾等，以逐步改进生产技术，但是，国家的帮助是有限的，要全部解决农民生产中的困难，只有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彼此之间互助合作。可见，领导农民组织起来就是过渡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环节。二是目前农村中某些紧张情况及安定团结的方针。这主要是针对1953年春部分地区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引起一些农民恐慌，怕共产，不积极发展生产而言。因此，邓子恢在报告中说必须把逐步改造小私有者与保护农民土地财产所有权分清楚，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就会造成农民恐慌。对农民和公有制问题，必须逐步解决，不能过急，土地分给了农民就不能随便剥夺，要依法保护这种所有权。总之，“改造农民私有制是总方向，决不能说横竖将来要归公，就随便侵犯农民的土地及其他私有财产”。会议总结报告就当时农业合作化运动存在的自流等待和急躁冒进两种错误倾向提出：“今天在全国范围来说，急躁冒进是主要的偏向，主要的危险”。“必须把当前政策和发展方向联系起来又区别开来，既稳定农民积极性，又利于向总方向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