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另一方面，个别企业的合营方式，也产生了新的矛盾。中国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分散性、落后性。大的“苹果”吃掉了，资本主义经济固有的内部联系打乱了，剩下大量分散落后的中小企业生产上发生了严重困难。加以国营部门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各种类型经济未切实贯彻统筹安排的方针，在加工订货的分配上，只管国营和公私合营，不顾私营企业，更加深了这种矛盾。从1954年下半年起，若干私营行业即陷于困难，部分企业停工、停薪、停伙，甚至关门、失业，国务院八办事先对这一情况缺乏了解。1954年12月，国务院八办和地方工业部联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扩展公私合营计划会议一开始，就集中暴露了这方面的严重情况。如果不首先安排好私营企业的生产，不但工人不满、资本家惶惶不安，连扩展公私合营也无法进行。会谈被迫改变部署，首先研究对私营工业的生产安排问题。1954年10月起，我因患耳癌，赴苏联治疗，这次会议没有参加。八办则主任许涤新同志向周恩来、陈云同志作了汇报，当时主管八办工作的陈毅同志也向周恩来同志写信批评国营主管部门缺乏统一安排的“左”的倾向，指出：“改造速度太猛、孤军独进，不与各方打招呼”。恩来同志指示，对国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工业的生产，一定要统筹兼顾，要“统一领导、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全面规划”。陈云同志向会议作了《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的报告，确定统筹兼顾、调整公私关系的方针，指出对私营工业应在保证社会主义成份稳步增长和国营经济领导下，采取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既要有所不同，又要一视同仁。反对资本主义无计划的盲目发展，克服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逐步将各种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只顾国营、不顾私营，只看到有所不同、不看到一视同仁，是不对的。指出：私营工业也是国民经济的一部分，将来也要变成国营，私营工业的工人和国营工人都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必须同等看待。如果听任私营工业停工关厂，工人失业，必然造成社会动乱，影响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根据这一方针，中央确定国营让出一部分原料、生产任务以维持私营，加强加工订货的计划性，按私营工业产品类别归口管理、一条鞭管到底。陈云同志指出，如果不这样，“国营多缴了利润，国家还要付出救济费，这是出了钱还要挨骂。采取维持私营生产的政策，就是为大量纳入公私合营创造条件”。1955年1月，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了统筹兼顾的原则。当时毛泽东同志说：这才对。不看僧面看佛面嘛。少奇同志针对党内在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左”倾错误思想，特别指出党与非党联盟、劳动人民与非劳动人民联盟的重要性，不要重复瑞金时代盲目排挤私营企业的错误。
这次调整的经验指明：国民经济是有机整体。在过渡时期，各种类型的经济随时都处在剧烈变动、互相斗争之中。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经济要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要受到限制和改造，是不可避免的客观规律。但是，在前进中国家必须对各类经济成分统筹兼顾、统一安排。否则，资本主义的盲目性就要发展，社会主义改造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这次调整经验还指明：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在一定时期是必要的，不合营一批大型的私营企业作为骨干，就不能造成社会主义改造前进的巩固阵地。但是这种方式有它的局限性，在它发展过程中必然带来合营企业同大量未合营的中小企业在生产安排、企业改造等方面的种种矛盾。因此，必须把个别企业公私合营同全行业的改组、改造结合起来，按行业归口管理，统筹安排。这次会议后，中央除原设的地方工业部专管私营轻工业的改造外，还新设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归口管理私营重工业的安排和改造。这样，就把全部私营工业置于国家计划统一领导之下，为以后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遵照中央的指示，这次计划会议之后，陈毅同志邀请当时参加全国政协的工商界委员63人举行私营工业座谈会。陈云同志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统筹安排、调整工商业的方针，曾山、吴波、许涤新同志分别就加工订货、税收、公私合营等具体政策问题作了解答。很多资本家开始时认为私营工业关门、倒闭，是实行总路线无可避免的结果，埋怨社会主义改造太快了，感到前途渺茫，情绪消沉。及至听了陈云同志讲话并经我们诚恳协商和耐心工作之后，他们的情绪由沉闷而开朗，缓和了紧张的阶级关系，提高了对社会主义改造的信心。
五、对私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有计划地安排、改造私营工业的同时，改造私营商业的任务也提到日益紧迫的日程上来了。
我国私营商业行业复杂、人员众多、遍布城乡僻壤，沟通产销需要，是活跃城乡经济生活的一支重要力量。它的特点是：户数多，人数多，资金少，规模小。1952年全国私营商业约400万户，从业人员约’700多万人，其中雇佣职工2人以上的户数仅占2％，绝大多数是不雇佣职工的家庭商业和小商小贩。
国家对私商的改造，首先从批发环节开始。私营批发商带有很大的投机性，争夺货源，操纵物价，扰乱市场，危害国计民生。为了确保对市场的领导权，国家对它们采取排除代替的方针。至1953年底，国营批发的比重已经达到70％左右，私营大批发商已基本上被国营商业所代替了。对剩下的中小批发商，则指导其转业或将其人员、资金吸收进国营加以安排，给予出路。
对广大城乡零售商主要采取经销、代销的形式加以利用、限制和改造。1953年下半年，国家扩大对私营工业加工订货范围、对粮食、油料、棉花实行统购统销之后，我国整个市场关系起了根本变化，国营、合作社商业掌握了大量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不论在批发和零售环节上都占了压倒优势，私营零售商的主要部分已经不能象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直接送货，而必须依靠国营和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这种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为国家有计划地安排改造私营商业造成了十分有利的形势。国家因势利导，首先把经营粮、油、棉的私商在全国范围内整个行业地转为国营商业的代销店，在其他行业也发展了经销、代销、批销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过这些形式，国家将掌握的商品委托私商按国营规定的牌价或其他条件销售，私商取得一定的差价或手续费。这就使广大私商的经营活动围绕着国营和合作社商业而旋转，“如各行星绕着太阳旋转一样”。
但是，1954年入秋以来，国营、合作社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前进太快，也发生了盲目排挤私商的偏差。城市私商营业萧条，亏蚀赔累，1954年全年私营商业的总营业额比1953年降低了一半、赔累户占私商总户数的50％一60％。农村私商一年来被排挤的达69万户、100万人左右，城乡渠道受阻，许多农产品无人收购，引起农民不满，指责：“合作社忙死、农民等死、私商闲死”，不少地方农民杀牛、杀母猪、小猪的现象相当普遍，造成了城乡公私关系、工农关系的普遍紧张。1955年4月，中央纠正这种错误，指出：“这种情况如果让其继续发展下去，将不仅严重影响城乡经济的活跃，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且由于农民滋长着对我不满情绪，也将会影响工农联盟，以至影响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常进行”。中央决定：(1)在城市零售的阵地上，国营商业前进过多的，适当退让，以维持私商经营，尔后逐行逐业地加以安排和改造；(2)对农村小商小贩，引导其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分担农村商品流转的任务，并逐步过渡为供销社商业；(3)对农民实行“三定”(定产、定购、定销)，统购任务完成后的多余产品，允许农民自由买卖，以缓和农村对统购统销的不满情绪。中央特别指出：应该懂得，工人阶级当了政，必须负责对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出路进行适当安排，这样做，是适合国家利益，有利于工人阶级的。还要看到，目前零售商已经受到若干限制，特别是为国家经济代销的部分，性质上已有很大改变。因此对公私比重的概念，不能不作新的了解。社会主义商业有无前进，是要看对整个商业的计划领导程度，对私营商业改造的进展程度，而不应仅计算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本身的营业额。中央这个指示，从根本上批判和扭转了商业工作中的单纯业务观点，使改造私商的工作摆脱“左”的错误，比较健全地向前发展。
六、全行业公私合营高潮到来前的形势和工作
1955年下半年以来，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高潮。这个形势，直接推动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
经过6年来的工作和斗争，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资本主义阵地已经大大削弱和缩小了。在工业方面，到1955年底，全国公私合营工厂达3193户，其产值占合营户和非合营户总产值的一半(49．7％)，剩下的一半产值是12万多户的中小企业，也大多纳入了加工订货的轨道。在商业方面，32个大中城市的国营、合作社和国家资本主义的经销、代销企业已占全国零售总额的3／4．，纯粹私营商业只占1／4。特别是1955年下半年起，全国一些城市取得了结合合并、淘汰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经验。上海市有棉纺、毛纺、麻纺、面粉、碾米、造纸、卷烟、搪瓷8个行业，北京市有面粉、机电、棉布三个行业，实行了全行业合营，天津市有一部分粮食代销店直接转变为国营粮店。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最后割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丧失了独立存在的条件，整个阶级已经分崩离析、空前孤立。加以资本主义落后的生产关系越来越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公私之间、劳资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私营企业的工人群众再也不愿忍受资本主义的剥削，资产阶级再也不能照旧维持下去了。整个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把原来主要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和个别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新阶段。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因势利导，全面规划，向党内外大力进行宣传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和推进了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变革。
1955年10月27日、29日，毛泽东同志邀约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荣毅仁等人和出席全国工商联会议的全体执行委员分别在颐年堂、怀仁堂举行座谈。针对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动荡不安的心理，作了两次重要讲话，系统阐明党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殷切希望资产阶级人们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同志指出：现在中国处在大变革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私有制要变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了解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针对资产阶级分子惧怕社会主义的心理，指出应当加强社会主义的宣传教育，说：共产主义这个问题要讲开，好象怕鬼一样，大家一说就不怕了。我看共产是好事，没什么可怕。不是今天说了，明天就共产了，而是讲要准备共产，要广泛宣传。重申我们党将坚持和平转变和赎买政策，说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说的赎买政策，是“善转”，不是“恶转”，是“和平的转”，不是“强力的转”。赎买的时间，从1949年算起，可以拖到15年、18年，经过许多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安排人员，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作岗位，一个是政治地位，把这两个统统都安排好。究竟哪一年国有化，不会是一个原子弹扑通下地，总要同你们商毋勺。大家要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毛泽东同志还着重提出培养和扩大工商界核心分子的任务，说：希望每一个大城市有几十个、几百个核心人物，这些人比较其他人要觉悟一些，要进步一些，经过他们来教育其他工商界的人。他还对李烛尘等人提出工商界也要掀起一个改造高潮的主张进行说服，说：不要搞一阵风。我们需要有充分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地前进，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有力地稳定了资产阶级人们动荡不安的情绪，并鼓舞了多数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积极性。全国工商联会议期间，经过深入学习和讨论，许多人现身说法，批判自己的剥削发家史，认识到资本主义道路是大鱼吃小鱼，是死路一条，只有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获得光明的前途。会议通过《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全国工商业者认清前途，服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坚定爱国守法的立场，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把自己的命运同国家的前途结合在一起。
同年11月16日至24日，中央政治局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会议，集中讨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陈云同志在会上传达了上述毛泽东同志同工商界代表人物的两次重要讲话，并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全面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六点规划，即：(1)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2)各行各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3)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4)实行定息；(5)组织专业公司；(6)全面规划，加强领导。全面实行这六点规划，就将使剩下来未合营的大量分散、落后的私营企业纳入全行业合营的轨道，完全集中在国家和社会主义的控制之下。《中央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提出：这种全行业公私合营，“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种情况下的公私合营，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是3／4的社会主义了”’。为了在战略上确保这一改造事业的胜利，在策略上必须有所让步、有所妥协。陈云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对资产阶级不要“两面夹攻”，应当“网开一面”，在清产核资、人事安排、工资福利等问题上要照顾资本家的合法权益，对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面的，所以还是让他们吃下去”。他还提出要合理使用资本家的任务，说“必须让资方实职人员担任实际业务，不坐冷板凳”。“有许多资本家懂得技术、有经营管理能力，如果不用他们，不合理，也不近人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