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总结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周恩来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陈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的讲话中，都对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作了阐述。周恩来在报告中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胜利，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我国占居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就使我们有可能在适当的范围内，更好地运用价值规律，来影响那些不必要由国家统购包销的、产值不大的、品种繁多的工农业产品的生产，以满足人民多样的生活需要。因此，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的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等办法。采取这些措施，不仅不会破坏国家的统一市场，相反地，将会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陈云在讲话中，更明确地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格局，应该是“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这一极有创见的著名思想。他指出，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大会接受了周恩来、陈云等的正确建议。八大通过的决议正式规定：社会主义经济的主体是实行集中经营，但有一定范围的分散经营作为补充；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都将按照计划进行生产，但有一部分产品将按供销关系调节生产作为补充；全国范围的国家市场是主体，但有一定范围的自由市场作为补充。
八大的这个正确决策，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开始对社会主义是单一的公有制和统一的计划经济的模式有所突破，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纯而又纯，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极其落后的大国中，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把一切生产资料全部公有化，也不可能实行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在基本上实行了公有制以后，仍应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济存在，与之相应必须实行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生产、流通的体制问题在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要综合平衡稳步前进。
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由于我国生产力获得了解放，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处理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和问题，发扬全国人民的积极性，就有可能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的生产力。如果对于这种可能性估计不足，或者不努力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那就是保守主义的错误。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当前的经济上、财政上和技术力量上的客观限制，估计保持后备力量的必要，而不应当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如果不估计到这些情况而规定一种过高的速度，结果就会反而妨碍经济的发展和计划的完成，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地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践经验的总结，基本上是正确的。 按比例发展，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正确处理好工业和农业的关系。1956年春，“一五”计划经过了3年的实践，党中央在吸取苏联和东欧各国的经验教训并总结我们自己经验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经济建设中，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多次强调，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80％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这样作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对此又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刚才少奇同志说的，苏联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个原则是对的，但是在发展中忽视了人民的当前利益。直接与人民利益关系最大的是轻工业、农业，轻视这两者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就会发生经济发展上的严重不平衡。毛泽东同志在这几个月常说，我们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这样结合起来，优先发展重工业才有基础。发展重工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为人民谋长远利益。为了保卫人民的福利和社会主义成果，必须依靠人民，如果不关心人民的当前利益，要求人民过分地束紧裤带，他们的生活不能改善甚至还要降低水平，他们要购买的物品不能供应，那么，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很好地发挥，资金也不能积累，即使重工业发展起来也还得停下来。所以，这一条经验也值得我们在建设中经常想到。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件值得我们引为教训。”
按比例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建设速度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是“稳步前进”。1955年冬，由于错误地反对农业合作化中的所谓右倾，加快了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这时，社会主义建设中贪多图快的情绪也开始在党内露头。因此，1956年春天，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的盲目冒进倾向。周恩来、陈云等及时发现了这一问题。指出了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5月间，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强调经济建设不应该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今天的需要和可能。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重要措导思想，在党的八大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
对于如何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周恩来根据执行“一五”计划的经验指出，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又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应该正确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等。薄一波更具体地指出，要做到计划既积极又稳妥，必须按照我国具体的经济条件和客观规律的要求，合理地规定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既要保证工业建设较高速度的发展，又要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而积累和消费的比倒是否恰当，又决定于国民收入和国家预算收入的比例关系，国家预算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和其他方面支出的比例关系，基本建设支出中工业部门支出和其他部门支出的比例关系。每当我们想更多地搞一些工业建设或其他建设，而将积累部分、国家预算收入和基本建设的投资提得过大的时候，总是“欲速则不达”，反而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人为紧张。此后，陈云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明确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重要原则。
上述又要重工业又要人民，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经济建设只能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建设速度要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等重要方针和指导思想，是对我国社会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反映，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第五，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扩大人民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扩大人民民主。这是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变化的客观形势提出来的。同时，也是总结苏联和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所获得的一个重要教训。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制度恰当。适当的集中是必要的，但过于集中也是不对的，就不利于调动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7月，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应该是：专政要继续，民主要扩大。”“这一方面是形势许可，另一方面是从整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中得来的经验。我们的人民民主专政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阶级。专政的权力虽然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但这个权力是相当集中相当大的，如果处理不好，就容易忽视民主。苏联的历史经验可以借鉴。所以我们要时常警惕，要经常注意扩大民主，这一点更带有本质的意义。”周恩来建议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作用，除坚持人大代表视察工作的制度外，要增强人大代表对政府工作的检查作用，在人大会上可以进行辩论，允许唱“对台戏”。要使人民民主制度实行得好，还必须同官僚主义作斗争。
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为此，一要精简机构，明确职责，改进作风；二要加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各级政府工作的检查、批评和讨论，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批评和监督；三要适当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既能发挥中央机关的积极性，也能够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都有必要的机动，又便于实行相互的监督。为了反对官僚主义，防止权力过分集中产生种种偏向，党中央还考虑要从制度上作一些改变，作一点限制。毛泽东就曾考虑过要限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任期，废除实际存在的终身制问题。在八大以前的一次党中央会议上，他提出不再担任下一届国家主席，并考虑在将来的适当时机不再继任党的主席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同意。八大通过的党章中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就是上述意见的具体体现。刘少奇在八届二中全会上还提出，要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要改革警卫制度、取消特殊供应，领导人的工资待遇不要与群众差别过大等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