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有没有可能不经过暴力革命，和平地取得政权的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英国共产党，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资产阶级民主比较发达的国家，特别是英国，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取得政权，进人社会主义社会。后来这个观点在欧洲各国党内比较流行。特别是意大利党，他们认为完全可以和平过渡。这个观点后来也为苏共所接受。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里—个很重大的原则问题，就是认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增加，无产阶级完全有可能通过议会斗争来取得政权。
我们是不同意赫鲁晓夫的观点的，但是当时我们并没有就这个问题同他争论。因为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面临着全世界的反苏反共浪潮，怎么样来维护共产主义、维护苏联的威望是当时更重要的问题。那个时候我们虽然没有公开评论和平过渡的问题，实际上对这个问题我们一直是有意见的。
所以在这次莫斯科会议上，在我们起草的宣言草案里，就强调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它总是要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来保持它的政权，一直到使用武力。这不是我们要不要使用武力的问题，而是在面临资产阶级使用武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要不要进行武装自卫并夺取政权的问题。我们在宣言草案里强调这个观点。这个观点苏共是不同意的，认为这是关系到苏共“二十大”路线的问题。
这个问题首先在中苏两党讨论共同起草宣言草案时发生了争论，后来各兄弟党参加讨论时也发生了争论。英共、法共、意共和波兰党都赞成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讲的和平过渡的观点。
当参加起草委员会的我党代表把这一情况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认为，既然起草委员会发生这么大争论，苏联又这么紧张，可以更多地听听西方国家兄弟党的意见。于是他亲自同英国党、意大利党、法国党交换意见。毛主席分别问他们，现在的革命形势怎么样?他们普遍认为，现在没有革命形势，如果没有大的震动，比方说世界大战，要爆发革命是不可能的。现在处于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时期，所以要充分利用议会。毛主席说，有没有可能在最后大震动到来的时候，可以通过议会夺取政权?英国党说，这个事情没有把握。法国党也说没有把握。意大利党说，到大震动来的时候，议会是否存在还是个问题。
经过一系列交换意见之后，毛主席认为，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夺取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这是战略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并不是拒绝、反对和平过渡，也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同时应当强调，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非和平过渡，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当然，如果它们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进行自卫，进而夺取政权。
后来我们代表团跟这些国家的党商量的时候，问他们这个观点怎么样，他们说这样可以，但是形成文字的时候，就表达得不那么明确，比较含糊，把两种可能性平列了。我党代表团主张把这个问题搞得更明确一些，但是苏联党竭力反对，要求我们照顾苏共“二十大”通过的决议，说那是他们党的路线，不能变动。
最后，毛主席认为再讨论下去只能拖延时间，可以作适当的妥协。他在同赫鲁晓夫一起吃饭时明白告诉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的意见都说了，你们坚持不能接受。现在宣言中关于这个问题的写法不必再修改，但是我们保留意见，我们写一个备忘录给你们，把我们的意见说清楚，这样在会上就可以通过宣言。赫鲁晓夫很高兴表示同意。后来我们把意见写成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交给苏共，没有在会上宣布。一直到后来公开论战的时候，我们才公布了这个关于和平过渡的备忘录。 第七，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问题。毛主席在会议期间，同赫鲁晓夫和其他兄弟党的领导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在交换意见过程中感到有些同志的思想方法有形而上学的毛病，辩证法比较少，认为辩证唯物论问题值得各兄弟党重视。所以毛主席在一次跟赫鲁晓夫谈话时，就讲到辩证唯物论的重要，而且建议各兄弟党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在开会的时候，讨论一下辩证唯物论问题，要使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然后到一般干部，一直到人民群众，能够自觉地掌握这个思想武器。毛主席这么讲了以后，就要代表团起草一段文字，加到宣言草案里去。
在起草委员会里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不同的看法。首先是苏共的苏斯洛夫，他以理论家自居，说这是课堂里讲课的问题，放在政治宣言中恐怕不合适。后来我们再三指出，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普遍注意，因为现在讲唯心论、形而上学多了，讲辩证法、唯物论的少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基础，有必要强调大家重视这个问题。苏共也只好同意了。因为没有什么理由反对增加这一段。这就是后来在宣言第三章讲到共同规律和民族特点之后，专门加了一段，即“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和广大群众，是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迫切任务之一”。
后来毛主席在1 8日全体会议上又专门讲到辩证唯物论的问题，强调辩证唯物论的重要意义，而且还讲到希望各兄弟党中央能经常讨论讨论辩证法。
第八，关于宣言里是否肯定苏共“二十大”，肯定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和其他党最近召开的代表大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党代表团最初起草的宣言草案里是没有的，后来苏共一定要加进肯定苏共“二十大”，而且还要把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也加进去。我们表示，中国党的代表大会不需要在宣言上讲，可以不加。我们认为各个党的代表大会是各个党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国际会议来批准。要不然以后开国际会议都要来审查各个党代表大会的路线，那怎么得了，不又是搞共产国际了吗?所以我们不赞成。
这个问题苏共一直坚持，说要提苏共“二十大”，也要提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和其他党的代表大会。苏共这么提的意图，实际上是要兄弟党国际会议肯定苏共“二十大”的路线，确认苏共“二十大”的国际意义，说它开辟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阶段。后来，他们在起草委员会上又再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一直不同意，理由是中国党、法国党、意大利党及其他兄弟党的决议大家都没有研究，也无需在国际会议上加以肯定。
这个问题一直扯到最后。毛主席在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在跟赫鲁晓夫会谈时说，既然你们一直坚持要写，感到确实需要”，那么我们可以照顾你们。现在大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已经达成一致意见，我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妥协，照顾照顾你们。赫鲁晓夫听后非常高兴，他说，既然写了我们苏共，也要写中共，也要写法共、意共。毛主席只同意写苏共。后来在起草委员会上我们代表团表示，中国党对这一段文字是有不同意见的，既然许多同志都表示同意，我们就不坚持了。
中国代表团在会议过程中，按照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既要坚持原则，也要做必要的妥协，具体问题由代表团相机处理的方针，在起草委员会里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也做了一些让步，采取比较灵活的方法。
由于代表团贯彻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最后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订了一个宣言，即《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也叫《莫斯科宣言》。
这次会议还签订了另外一个文件，就是《和平宣言》，是由64个党签字的。对这个宣言，我党代表团没有花很大气力，因为这个宣言主要是由法共、意共领头起草的。由于它要尽可能地包含各方面的意见，尽可能使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党不感到困难，所以好些地方是无头公案。比如，只讲帝国主义，哪个帝国主义也不言明。宣言中有些话是和平运动的语言，是说给那些主张维护和平但并不赞成革命的各种不同阶层人士听的，主要是为了团结他们。全篇没有一个地方提美帝国主义，只有“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强调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战争是可以防止的，和平是可以保卫住和巩固起来的等等。对这个宣言，我们没有提多少意见。
总的来说，整个莫斯科兄弟党国际会议是成功的。大家就整个国际形势，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对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对保卫和平问题，特别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共同规律取得了一致意见，以及对兄弟党相互关系中应该遵守的原则，都取得了一致意见。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这次会议能在这么大范围内，就这么多重大问题达成这样广泛的一致意见，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而且这些一致意见，是根据兄弟党完全平等、民主协商的原则，采取在兄弟党之间充分协商、不强加于人、互相尊重、互相谅解、互相让步、求同存异的方法取得的，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少有的好现象。这就使得国际共产主义的团结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毛主席在总结这次会议的时候，认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成功，是集中和民主相结合的成功。
同志式的话别
对这次莫斯科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各兄弟党普遍感到满意。不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党感到满意，而且资本主义国家的党也感到满意，特别是对经过充分协商达成一致协议这一点感到非常满意。在协商中各种意见都可以提，凡是好的意见都吸收了，不能吸收的也说明了理由。这一点大家反映很好。
苏联共产党是感到满意的，因为他们的一些观点，虽然被删改不少，但大部分都包括在宣言里面了。特别是在宣言的最后，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意义。对这一点赫鲁晓夫喜形于色，认为是对他们的帮助。这是赫鲁晓夫在11月19日晚上举行告别宴会的时候跟中国代表团讲的。他在告别宴会上也做了一个热情洋溢的讲话。在宴会过程中，赫鲁晓夫跟毛主席说，这次会议开得很成功，在这种时候很需要听到中国党的声音，很需要中国党的支持。
特别有代表性的是哥穆尔卡。他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讲话。他离开莫斯科之前，率领波兰代表团全体成员，专门到中国代表团住地——克里姆林宫(所有兄弟党领导人中，只有毛主席住在克里姆林宫，其他都住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区)向毛主席辞行(别的代表团都没有专门来辞行)，毛主席又一次同他长谈。开始的时候，哥穆尔卡对几个问题还不大放心，一个是召集会议的问题。哥穆尔卡问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开，毛主席说，一般情况是两年开一次，三年开一次也可以，如果有要紧的事一年开几次也可以。哥穆尔卡说，会议不能开得太长，而且开会要有准备。毛主席说，开会不开会首先要通过协商。开什么会，多大范围的会，也要通过协商。有事就开，没有事就不开。开会的时候事先要有个题目，要有一个文件，预先准备好，发给参加会议的各个党。文件要尽早同各国党商量，而不是像这次会议这样，到10月28日我们才收到文件，可是南斯拉夫党在10月18日就收到文件了。苏共不和我们商量，先跟南斯拉夫党商量，这就耽误了时间，而且南斯拉夫党早就否定了这个文件，声明不签字，可见还是要大家商量好。我们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大家一起来搞文件，大家一起商量，创立了协商一致的原则。
哥穆尔卡担心的第二个问题是共同刊物问题。哥穆尔卡认为，看来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办一个国际刊物，不过他说谁愿意参加就参加，不愿参加就不参加。毛主席说，刊物不容易办好，既然要办就要把它办好。谁参加谁不参加由各个党自己决定。不要搞联络局，也不要搞联络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情报局那样的固定组织。毛主席问哥穆尔卡，你感到这次会议苏联共产党是不是有一些进步?哥穆尔卡回答说，是有些进步，我跟波兰的留苏学生也这样讲了，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有改进。毛主席表示很赞成哥穆尔卡这个态度。
最后，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跟哥穆尔卡讲了一大段话。毛主席说，我还想提点意见供波兰同志们参考。毛主席先从中国党怎样经历种种曲折的斗争才慢慢地比较正确讲起。他说，我们中国党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教会我们党怎么样来正确对待战略、策略问题，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自己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他说，只有成功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有失败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能比较，而且最好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可以比较，才会在人们的脑子里引起震动，才能够找到既不“左”又不右的正确路线。毛主席问哥穆尔卡：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哥穆尔卡说，完全赞成。我们党本身也有这个感觉。
接着毛主席又谈到，对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使他感觉到没有出路，把事情做绝。一方面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批判，肃清他的错误影响，这一点绝不能妥协。但是另一方面，在做组织处理的时候，可以采取宽大的方针，这个宽大并不是要他做总书记，而是给他政治上出路。因为这些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它的影响是有相当范围和相当长时期的，要改正过来并不容易。所以对犯错误的人，只要他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拥护党中央，那么我们不仅要把他当做同志，而且要当做兄弟，这样他就会感觉到有出路。哥穆尔卡说，他也赞成这个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