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之前，针对公共食堂普遍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曾经决定进行整顿，“既要使参加食堂的社员真正自愿，又不能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把食堂一风吹散。”“口粮应该分配到户，分配到社员，以人定量，在公共食堂吃饭的，粮食交给食堂，节约归个人；不在食堂吃饭的，粮食全部分给个人保管食用。”而且还指示要分配给社员自留地，要允许社员私人喂养猪、羊、鸡、鸭、兔等。但是，中央政策稍稍放松，农民们便突破了界限。口粮可以分配到户，结果是“家家起火，户户冒烟，拆散食堂，重建私灶”，农民们宁愿在家里吃饭，而不愿在食堂吃大锅饭，许多食堂解散了。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恺帆甚至下令解散无为县公共食堂，他提出了“三还原、两开放”(吃饭还原、房屋还原，小块土地还原，自由市场还原，自由市场开放，集体所有的渔塘开放)的办法，并亲自帮助农民拆掉公共食堂的锅灶。在他的支持下，无为县共解散公共食堂4000多个。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周小舟、张闻天等对公共食堂提出了异议。例如，张闻天说：“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对此，毛泽东批评解散公共食堂是“悲观主义思潮”，“是腐蚀党的，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说张恺帆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贵州省在关于如何巩固公共食堂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食堂也是我们必须固守的社会主义阵地。失掉这个阵地，人民公社就不可能巩固，大跃进也就没有保证。”毛泽东批示说：这个报告“是一个科学总结，可以使我们在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事业中，在5年至10年内，跃进一大步。因此，应当在全国仿行，不要例外。”
1959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公共食堂前途无量》。社论论证了组织公共食堂的必要性，批驳了公共食堂“办不得”的观点。社论说：“据调查，经过整顿以后，河南省共有公共食堂32万个，参加食堂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99％。四川农村有59万多个公共食堂，安徽农村有20．5万个公共食堂，上海市郊各县有两万多个公共食堂。北京市郊区有’7000多个公共食堂，最近还在不断增加；此外，还有湖南、云南、贵州等省，农村公共食堂都办得比较多、比较好……广大群众不但办了公共食堂，而且办得很好，将来还会办得更好。一些被解散的食堂又由群众纷纷恢复起来。‘办不得’论在这种客观事实面前，眼见得是破产一条路了!”社论还引用一首歌以说明公共食堂深受农民群众的欢迎：
“往日收工回家来，先挑水来后拿柴；
眼看太阳偏西坡，我还在家出不来。
如今吃饭不用忙，收工过后进食堂；
只要出工钟声响，无牵无挂把工上。”
社论从公共食堂解放劳动力到改善农民生活，从方便群众家庭生活谈到节约粮食燃料，论证了公共食堂前途无量，“一定会越办越好”。最后，社论说：“公共食堂有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有党和人民的爱护和支持，它绝不是一阵风吹起来的，也不是一阵风吹得散的。个别的暂时被吹掉了，迟早也总是要吹回来的……在现阶段，它们将大大有助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将来，在我国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时候，正如列宁所说的，这些幼芽必将‘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然而，此时饥荒已经流行全国，许多食堂吃的已经只是一些用植物纤维和极少的粮食混合制作的所谓代食品，许多食堂甚至连代食品也不足，人们只能围着一锅清汤流口水。而几个向共产主义过渡得最快的省份已经频频向中央发出关于饿死人的绝密电报。看来，这些所谓的“共产主义幼芽”的命运值得担忧，固守这些“社会主义阵地”也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还是转发了毛泽东批示的贵州省的报告，并且随后又转发了《八个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河南省农村公共食堂情况》、《1959年底全国农村公共食堂情况》等文件。这些文件说，抓公共食堂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要求全国普遍学习贵州、河南，要求“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食堂的发展方向是“向全民食堂过渡”。前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在《红旗》1960年第1期上发表《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发展》，非常自豪地宣布：河南有29．8％的生产队实行了免费伙食供给制；有46．9％实行了免费粮食供给制；有19．1％实行了基本口粮供给制和口粮半供给制；4．2％实行工资加照顾的制度。在社员分配总额中免费供给部分总计占40％。吴芝圃还指出，一般来说，全国供给制度只占公社社员总收入的20％到30％-。
到1960年4月，据14个省市统计，参加公共食堂的户数达到农村总户数的88．9％，人数占总人口数的88．6％，比较“先进”的河南省达到99％。
作为“社会主义阵地”，人民公社坚持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而公共食堂却在1961年的夏天就“夭折”了。
竭力保钢
农村非正常死亡的加剧，使中共中央逐渐意识到农村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进行农村政策的调整。但由于毛泽东始终把钢铁产量看作大跃进的基本标志，同时也由于1960年6、7月间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取消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卡中国的脖子，并在世界范围内攻击中国，这又使毛泽东决心要炼“争气钢”，要搞实力政策，钢的产量无法降低。于是，全国各行各业咬牙大炼“争气钢”，给毛主席争气，给国家争气。
由于工业已经疲惫不堪，虽然尽了相当大的努力，1960年1至8月份累计只产钢1137万吨，平均日产量只有4．64万吨，这样下去，就连1840万吨也无法实现。而中央这时已经下决心要实现2040万吨的第二本账计划。
1960年8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指示》提出：当前摆在全党面前的紧急任务是鼓足革命干劲，掀起一个群众性的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争取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9月7日，中共中央又批转国家经委党组《关于以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的紧急措施的报告》o10月8日，中央书记处再次发出关于狠抓钢铁生产的通知。
为了实现2040万吨钢的第二本账计划，安排1960年后4个月的生产计划为：9月份平均日产5．5万吨，10月份平均日产6．6万吨，11月平均日产7万吨，12月平均日产7．5万吨。到11月，钢的平均日产量终于突破了6万吨。但到后来又跌了下来。同时，铁、煤的运输也逐日下降。这时，第二本账2040万吨显然已经没有实现的可能，就连完成1840万吨的第一本账计划也有很大的困难。
12月3日，中央再次发出《关于保钢问题的紧急指示》，强调指出：“今年能不能完成184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是国内外注目的一件大事，是一个政治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立即抓紧时机，扭转生产下降的局面，那么，全年钢铁生产的任务就有完不成的危险。而一旦发生这种隋况，对于我们目前国内外的政治斗争，对于明年争取国民经济的继续跃进，都是不利的。”中央要求12月份钢的日产量平均要确保6．2万吨，争取达到6．3万吨。并决定采取统一调度等一系列措施以保证钢产量指标的实现。
经过4个月的奋斗，终于完成了1866万吨钢的生产计划。
城市人民公社的萌生
1960年大跃进的一个重要象征是城市人民公社的兴起。早在1958年，城市人民公社就在最早产生人民公社的河南省省会郑州诞生了。在其中一个公社中，人们写了3万首诗歌来赞颂这个新的社会组织。其中一首写道：
人民公社是百花园里的一朵鲜花；
她的芬芳飘入万户千家。
我们一起工作，无忧无虑心花怒放；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欢呼：
党是我们的好领导。
人民公社伟大坚强。
由于城市居民的反对，城市人民公社没有能够普遍推行。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城市人民公社再次被提上大跃进的日程。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提出经济建设高指标的同时，要求1960年在城市和农村大办公共食堂，而且要求把城市人民公社也试办和推广起来。
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c《批示》中说：对于城市人民公社组织的试验和推广，应当采取积极的态度。看起来，以大工厂，以街道，以机关学校为中心，而又有各种所有制(国有制、社有集体制、社以下集体所有制)同时存在于一个社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很好的。城市人民公社实际上是以职工家属及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吸收其他一切自愿参加的人，在党委领导下和职工群众的积极赞助下组织起来的。它以组织生产为中心内容，同时组织各种集体生活福利事业和服务事业。《指示》要求：1960年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除北京、上海、天津、武汉、广州五大城市外，“其他一切城市则应一律挂牌子，以一新耳目，振奋人心。”于是，城市人民公社在许多城市挂上了牌子。
就像论证农村人民公社的合理性一样，人们对城市人民公社也进行了一番论证：城市人民公社的优点之一是可合理地动员新的劳动力，尤其是可以通过开办公共食堂和幼儿园使广大的妇女劳动力解放出来；优点之二是开办利用边角废料的小“工厂”，为大工厂生产零件，或者生产一些日用品；优点之三是可以推行广泛的福利事业，可以改善家庭关系，等等。
如果说农村人民公社勉强还维持了一段较长时间的话，那么，城市人民公社的寿命显然要短的多。事实上，城市人民公社的牌子很快就不得不摘了下来。
1960年的大跃进就如同精疲力竭的最后一跃，其势已不能像．1958年那样振奋人心，更不可能取得意料之中的那些成就。强弩之末，其势已不能穿鲁缟了。但是，1960年大跃进所造成的危害却是巨大的，它严重地加剧了本来就已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加剧了3年困难时期的困难程度。这在当年就明白无误地表现出来了。
（吕廷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