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6日，国务院召开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扩大会议，李富春同志做了《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同志做了《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告，陈云同志做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这三个报告进一步阐述了“七千人大会”和“西楼会议”的精神，把经济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彻底摆开了，提出的措施也很有力。特别是陈云同志的报告，对问题讲得很透彻，克服困难的办法讲得很具体，对大家认识全局，统一思想，正视困难有很大的帮助，从而坚定了全党同志克服困难的决心和信心，受到与会同志的热烈拥护。当时农业大幅度减产，1961年同1957年比较，粮食减产800多亿斤，棉花等经济作物和畜牧产品也减产很多。农业生产恢复速度的快慢，直接影响到粮食的进口、工业的速度、基建的规模等财经工作的整个部署，而对于农业恢复速度的快慢，党内还有不同的意见。陈云同志在分析了农业生产条件的变化以后说，“总的看，好坏两种条件相抵，现在的条件可能不如过去。”“农业的恢复大约要三年到五年”“我们工作的基点应该是：争取快，准备慢。”在此基础上，陈云同志还提出把当时拟定的1 963～1 972年十年规划的初步设想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所有这些精辟的论述，使各部委的领导同志和财经部门的全体同志从“超英赶美”和“十年规划”等框框中摆脱出来，对集中精力搞好调整工作，起了极大的作用。会后，陈云同志命我整理他的报告记录，我整理以后，又经邓力群同志做文字修改，再送少奇同志。经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并报毛主席批准后，把陈云、富春、先念三位副总理的报告，连同中央的批语，一并印发全国省军级干部学习并贯彻执行。
“西楼会议”以后，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少奇同志指示陈云同志，将财经小组从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任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任副组长，成员包括周总理、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和我。我作为陈云同志的主要助手。仍兼任财经小组的秘书。1962年3月7日和8日，召开中央财经小组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研究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西楼会议”和国务院扩大会议的精神问题。在会上，陈云同志除了重申把“十年规划”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的主张外，着重讲了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调整问题。
他指出：“现在调整计划，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他说：“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他还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问把革命搞成功了，千万不要使革命成果在我们手里失掉。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应该说，陈云同志的这两次讲话，对于纠正“大跃进”以来决策上的重大失误，使我国国民经济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陈云同志建议正式规定1961～1 965年五年为恢复时期，争取1 965年粮食生产恢复到1957年水平。
第一次财经小组会议以后不久，陈云同志就因病去杭州疗养，由周总理直接领导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1962年4月2日至4日，中央财经小组举行扩大会议，吸收有关各部委党组负责同志参加，听取并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关于调整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会后，财经小组又继续讨论了两天。原来确定的1962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主要指标为：工农业总产值1400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450亿元，工业总产值950亿元，当年生产原煤2．51亿吨，钢750万吨，粮食2986亿～3014亿斤，棉花2034亿～2049万担。这些指标虽低于1961年的实际数字，但仍然过高。会议根据陈云同志指示的“计划指标必须可靠，而且必须留有余地”的精神，调整为：工农业总产值1300亿元，其中农业总产值420亿元，工业总产值880亿元，原煤2．39亿吨，钢600万吨，粮食2890亿斤，棉花2063万担。
调整计划确定以后，周总理又亲自领导我们起草《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草稿)》。参加起草小组的除我外，还有邓力群、梅行、顾明、许明、吴俊扬、廖季立等同志。报告突出地强调：第一，大幅度削减基本建设规模。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原计划草案的60．7亿元削减到46亿元，这是1953年以来基本建设规模最小的一年。坚决停建、缓建一批没有条件继续建设的项目，不要怕“伤筋动骨”，同时要合理使用有限的财力物力，确保一批重点项目和支援农业、满足市场、出口需要的工业项目继续建设并按时投产。第二，除砍掉10万个小高炉外，对那些消耗大、成本高、质量差、效益不好、经过整顿仍然亏损的企业和那些原料、燃料、动力供应不上或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企业，要下决心“拆架子”、“收摊子”，坚决关、停、并、转。第三，大力压缩城镇人口和减少职工。在“大跃进”中，城镇人口从1957年的9900万人，增加到1961年的1．3亿人，职工总数从2450万人猛增到5000万人。这样庞大的职工队伍和城镇人口，是已经大幅度下降的农业生产、首先是粮食生产根本负担不了的。自从中央提出调整方针以后，1961年已压缩城镇人口1000多万人，其中精减职工873万人，但仍然超过了当时农业生产的承受能力。因此确定再压缩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精减职工850万人。动员那些“大跃进”时进城的农民返回农村，加强农业生产。动员一部分家在农村的职工回家务农，解决口粮问题，以缓和城镇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的紧张状态。调整计划的报告起草完成后，周总理命我送到杭州向陈云同志报告，得到了他的同意。这个调整计划，正如陈云同志所说，实质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放慢一点，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没有这样的调整计划，“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是很难克服的。但在“左”倾错误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的当时，这样大幅度的调整计划，很可能被认为是要砍掉毛主席的“三面红旗”，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要不是刘少奇同志、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支持，是不可能得到毛主席同意，用中央名义批准和转发下去的。
1962年5月7日到11日，党中央又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通称“五月会议”)，中心议题就是讨论中央财经小组的调整报告。会议由刘少奇同志主持，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各大区中央局、党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负责同志参加了会议。少奇同志、周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讲了话。他们和到会同志一致同意调整报告对形势的分析、所下的决心和采取的重大措施。会后，中央财经小组又吸收会议中提出的意见修改补充，将这个调整报告报送中央，经毛主席批准，于1962年5月26日发到全国贯彻执行。随后，国务院又组织若干个工作组，由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带队，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派干部参加，到各大区和重点城市，同地方同志一道落实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消减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关停并转企业等各项任务。这一大幅度调整国民经济的工作，使严重困难的局面得以迅速扭转。
1962年夏季，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八届十中全会。会前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全会的预备会议，整个会议的过程长达两个多月。会议原定的主要任务是讨论农业、粮食、商业和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重点是要讨论和通过《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和《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在8月6日的大会上，毛主席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强调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以后又在会上多次讲这个问题，会议风向就转为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批判所谓“黑暗风”(指“西楼会议”和“五月会议”以来对经济形势的估计)、“单干风”(指主张包产到户、实行责任田的意见)、“翻案风”(指彭德怀同志的“万言书”等事件)和“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这样，又把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起了重要作用的纠“左”变成了反“右”。鉴于1959年庐山会议的教训，对会议精神的传达作了严格的限制，防止了扩大化。全会以后，在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面，还是继续贯彻执行“八字”方针和“西楼会议”、“五月会议”确定的各项重要措施，经济工作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在政治上造成的消极后果是很严重的。
1963年9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认真分析了当时的经济形势，认为1963年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确实出现全面好转的局面，但问题仍然不少，特别是农业生产还没有恢复到1 957年的水平，吃、穿、用的商品供应还很紧张；整个工交系统，特别是基础工业的调整还有大量工作要做；企业还需要大力整顿。基于这样的分析，会议确定再用3年时间继续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把1963～1965年这3年作为一个过渡阶段，1966年再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过渡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农业生产要达到或超过1957年的水平；工业生产水平要在1957年的基础上提高50％；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主要比例关系应在新的基础上取得基本协调；经营管理工作要走上正常轨道。为了实现上述任务，经济工作必须遵循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和突破尖端技术的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奋发图强、勤俭建国、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方针。中央工作会议作出的这些决策，对于统一干部思想，防止形势稍有好转就想大干快上的“左”的倾向，保持健康发展的势头，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有重要意义。
在9月中央工作会议的正确决策下，经过1964年全党、全国各条战线上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恢复经济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1964．年12月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工农业生产已经全面高涨，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全面好转，1965年要继续完成调整工作中尚未完成的任务，大力掀起工农业生产的新高潮，并为1966年开始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形势的发展，正如中央预料的那样，到1965年底，工农业总产值按当年价格计算达到2235亿元，其中农业833亿元，工业14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1957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59．5％，其中农业增长9．9％，工业增长98．1％。工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工业内部的各种比例关系以及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已趋于协调。财政收支已趋于平衡并略有节余。市场上社会购买力和商品可供量之间，在总量上已经平衡，全国零售物价和集市贸易的价格大幅度回落。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在松辽平原建成了大庆油田，结束了我国靠洋油过日子的时代；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在攻克了几千个难关之后，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在我国西部地区试爆成功第一颗原子弹。事实证明，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时期已经结束了。
(薛蓑桥)
了分解，除了原子能所承担较大一块任务外，很多重要任务还要由科学院的各研究所来承担。当然，二机部也找中央各部来承担一些任务。不过，那时中央各部的研究机构刚刚建立不久，科技力量不强，有的能承担，有的承担不了，任务还是落在科学院肩上。原子能所整建制转到二机部后，骨干力量还不够，还要科学院支持，我们又从其他所调给他们一批科技骨干。
宋大哥光顾寒舍，就是要来谈科学院怎么支持二机部、帮助二机部的。他紧紧握我的手说：“劲夫，这个事太重要了，你要帮助哇!其他部门我也希望他们来支持，主要靠科学院哪!”我说没有问题。这是中央的任务，是国家的任务，也是科学院的任务。第一，我把原子能研究所全部交给你，对外叫双重领导，对内全部给你，你怎么样用，怎么样安排工作使用干部我不管。另外，科学院其他各研究所凡是能承担二机部的研究任务的，我们都无条件地承担；如果骨干力量不够，还需要调一些人去，我们再想办法。譬如，邓稼先是科学院数理化学部的学术秘书。吴有训副院长兼数理化学部的主任，日常工作就靠邓稼先负责，这个同志你要我也给你，学术秘书我再另找。邓稼先这个同志非常好，他整天身上背着一个布书包，步行上下班。我们到科学院首先靠一批学术秘书，他是主要骨干。对这样一些人，我们想办法动员，他们有的到二机部去，有的在原所承担任务。
原子能所“出嫁”不离家 科学院原子能所1956年建在中关村，是当时中关村建筑最好的楼，原子能所交给二机部以后，由苏联援助建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原子能所分为两部分，大部分人迁到实验性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当时科学院搞原子能的有两个姓杨的科学家：一个杨承宗，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一个杨澄中，从英国留学回来的。他俩的名字有些音同字不同。为了区别，我们叫他们“法杨”、“英杨”。“法杨”是搞放射化学的，当时放射化学很关键。我们最重要的措施是把杨承宗等一批科学家调到原子能所原子能反应堆那里去(“英杨”杨澄中留在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负责配合原子能所工作)。原子能所的另外一部分人留在中关村搞理论工作。原子能所交给二机部后，我给他们打招呼说，以后科学院开会你们就不要来了，你们到二机部开会去。他们党委书记、所长却每次都要参加科学院的会，因为我们当时研究科学政策、科学家政策、知识分子政策问题很多，他们非常愿意听，一定要参加我们的会。当时，科学院很有吸引力。还有从大学调去的化学家汪德熙也到了二机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