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三四月份，我回到北京，正式参加“刘选”的编辑工作。在我和许立群被抽调去搞农村调查的这一段时间里，康生组织熊复、姚溱、王力、范若愚还有他们那个理论组李鑫等几个工作人员，收集、查阅刘少奇的档案。从白区一直查到解放后，约有500万字。当时的方针是按照《毛选》的下限只选到1949年。他们从中搞出了个选目。康生说，选的不选的，都要让少奇同志认可，好做下一步的工作。
这时少奇同志在湖南。康生带着选目去了长沙。少奇同志听了汇报说，你们先搞着吧，现在我回不去，在这里看过去的文章，心情转不过弯来。
少奇同志后来对我们说，他到湖南农村后，农民对他说，这几年共产党睡觉了嘛!一直等着你们快点醒来，你们就是不醒。现在你们下乡来了，说明你们睡醒了。你们再不醒，我们就要拿起扁担上街了。他听了这些情况，深感责任重大。
少奇同志在家乡了解了很多情况，时间越久，工作越深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康生从湖南回来后，我们按选目分组工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党建组的一个工作重点。这篇文章原来有一节叫“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好学生”，苏共二十大后，感觉继续提做斯大林的好学生与国际思潮不合，想了个主意，把思格斯、斯大林的名字从小标题上去掉。考虑文中原来有斯大林论列宁，没有恩格斯论马克思，就补了恩格斯论马克思。这样，原来的内容保留了并且增加了，但标题变了。少奇同志从湖南回京后，我们就此向他作了汇报，他同意了。同时我们向他说，原来分三章，其中理论修养一章，薄弱一点。他说，你们想办法增加吧，我也想想。
在这次汇报会上，他讲了一个观点。说：解放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出版过一次，到现在20多年了。20多年人们还想着这篇文章，包括国外也有人认为这篇文章有可取之处。什么道理呢?我想，马恩列斯解决的是党建路线问题、理论问题，路线问题解决了以后，要提高党员的修养，要解决党员个人利益和党的利益的矛盾问题，这方面我们有新东西，有创造。确实，这方面少奇同志有大贡献，这也是人们记着它的原因。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它曾教育了几代的共产党人，使他们真正从思想上入党，自觉地建立起共产主义的人生观，自觉地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他们在胜利面前不骄傲、不停步，在挫折面前不气馁、继续前进，成绩面前不居功，缺点错误面前不掩饰。荣辱不惊，喜忧不惊，处变不惊。抛弃私心杂念，不计个人私利，只是想到怎么有利于人民。多少共产党员因此成为了打天下和治理国家的英才。中国共产党有这样一批共产党员在，那当然就无往而不胜了。
在我们汇报到《清算党内的孟什维克主义》这篇文章时，少奇同志说：这篇文章写作的时候，是为批评王明的投降主义的。王明的投降主义作为孟什维克主义来批是没有错的。但是，王明在抗战以前的“左”倾教条主义不好说是孟什维克主义的。三次“左”倾路线都不好叫这个名字。这个题目以及文章里的内容是不是改一下，当时有当时的条件，当时有当时的对象，现在看，有不准确的地方，叫反对假马克思主义比较合适。后来我们是照他说的改的。
听了汇报，留下一个问题是怎么充实理论修养部分。少奇同志说，他也想想。可是马上他又到东北和内蒙古林区作调查去了。我们便按照他同意的选目，把工作做到告一段落。他回北京后，他口述，邓力群记录，在理论修养部分增加了二三千字的内容。
1961年八九月，同年在北戴河小平同志主持起草的《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提交庐山会议讨论。毛主席看了比较满意，认为在工业管理上总算有个章程了。但是也有人不满意，在会议讨论中，上海有同志就挖苦说这个条例是刚从苏联学习回来的人写的，照搬苏联。这时小平同志已离开庐山去朝鲜访问，彭真在意见不统一的情况下，采取折中办法，条例内容不动，搞了个中央转发《工业七十条》的指示，把不同意见也反映了进去。
小平同志回来，发现人民公社六十条贯彻得不很好，工业七十条也执行得很差，主要由于分散主义。他认为，有必要开一个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到会，三四千人，议题就叫反对分散主义，实行集中统一。对此，有人建议，让大中型企业党委书记也参加会议。小平同志同意。这样就形成了七千人的规模。小平同志同时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说群众路线是少奇同志在《论党》里加以阐述和发挥过的，是党的根本路线，但是它的实现形式，大搞群众运动只是一种形式，不是唯一形式。这是小平同志针对“大跃进”所犯的错误总结出来的很好的意见。他认为，贯彻群众路线要靠经常工作，一点一滴的工作，要深入到群众中去，认真听取群众的各种意见，同群众一起商量各种问题的解决，踏踏实实、深入细致是基本功，只大搞群众运动，流于形式，会出来各种毛病。真正深入群众，真正同群众一起商量了的，搞错了，群众会同我们一起纠正错误。小平同志的意见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很重要，说集中统一，就要做到五个统一：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
要开这么一个大会，就有许多准备工作要做。一个工作就是准备会议文件：第一个文件题目叫毛泽东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两条战线斗争；第二个文件是人民公社六十条；第三个文件是工业七十条；等。在准备这些文件中间，我们工作人员想了个办法，工业七十条这个文件只选条例本身。我们还跟小平同志反映，有人说，七十条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人搞的。小平同志笑着说：我倒是从苏联留学回来的，但是是几十年以前留学回来的，不是刚回来的。
1961年11月中旬到12月中旬，少奇同志在广东疗养。康生提议趁着少奇在广州，把“刘选”编辑组一起搬到广州去。没想到编辑组一到广州，少奇同志接到中央要在北京召开七千人大会的通知。他一听就说，得回北京。把我们撂在了广州。
少奇同志的这种心态、感情很可贵。他几次讲，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目前这种情况，眼面前的事，他放不下。少奇同志回京了，我们就从11月一直在广州干到第二年春节，又从头到尾对所选的文章修改了一遍。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非常希望下一步少奇同志能一篇篇地看，能一篇篇地给我们提意见，我们好按照他的要求再进行加工。
春节后我们回到北京，七千人大会还在开。
七千人大会少奇同志的报告经过多次修改，基本定型后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说，好啊，有了个稿子发给大家讨论，大家提意见嘛，少奇同志不要在大会上念稿子了，大家看了就行了。毛主席自己就不习惯念稿子，延安七大，后来的许多全国会议，大都是稿子搞了七八遍，印发大家，然后他在会上讲他自己还想讲的，发挥一下、解释一下正式稿子上没有的东西。他希望少奇同志也这样。
这样在七千人大会上，少奇同志就有了一个书面报告，一个口头讲话。现在回过头来看，书面报告也好，口头报告也好，都从总的方面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方针政策。但口头讲话，毕竟没有像书面报告那样是经过磨来磨去的功夫，说得比较开放，语言也自由一些，有感受很深的东西随口而出，难免说了些不好听的话。后来我参加修改他的口头讲话时，在把大家的意见向他汇报中间，他不断插话。我的突出印象是，他情绪很激动。他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总结至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讲到历史上饿死人的事是要写到史书上去的时候，他情不自禁地骂了一句，并愤愤地说：我当主席时，出了这种事情!
刘少奇对陈云说，我对你支持到底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没能把发生困难的原因讨论深透，应该说还是开得成功的、有效果的。它发扬了党内已经有那么一些年相当缺少的民主，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毛主席说，“中央的错误，有些我要直接负责，间接的我也有责任。”
七千人大会上毛主席的讲话，当时我听了不过瘾，觉得一般。但事过几十年之后，感觉他的讲话确实是讲得深刻，经得起时间、实践的考验。在民主问题上他说，歹0宁讲，无产阶级的武器只有一个，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把自己的队伍组织起来，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武器。在社会主义建立以后，这个民主集中制、党内生活怎么适应新的情况，今天还没有解决。并说，没有民主的集中，只能是修正主义的集中，法西斯的集中。他说，党内要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只是不允许秘密的反对派存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他说，社会主义建设是个必然王国，人们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是个过程，这个过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没有进到自由王国。必须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他说他在今天以前，只关心和努力从生产关系的变革上来考虑问题，对制度方面、生产关系的政策注意较多，而对生产力和对生产力的发展方面知识较少，做得不够，不如谁谁。在怎样对待犯错误和受挫折的问题上，他讲了孔子的故事、左丘明的故事、司马迁的故事、屈原的故事。
从毛主席的讲话中得到启发，刘少奇在随后的讲话中，也跟着指出原来起草书面报告时，只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问题来批评，忽略了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由此建议把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主席讲的那层意思修改进去。并说，这几年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也吃了不讲民主的亏，这是一条大教训。一定要形成一种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应该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这样，在少奇同志主持下，对他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讲话再次作了修改，然后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
在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七十条的推动下，各部门分别制定了本行业的条例，如科技十四条，文艺八条，高教、商业、合作社、手工业等都有了几十条。这是因为毛主席在这过程中已经提出，单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够，还要有为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路线。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继续说，“有了总路线不够，还必须在总路线指导之下，在工、农、商、兵、政、党各个方面，有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对各条战线的各项具体工作路线作出明确肯定，这是七千人大会的积极成果。它对进一步贯彻“八字方针”，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是有利的。
但是，事情有一个充分暴露和逐渐推进的过程。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少奇同志听财政部的汇报，得知财政收支不平衡，还有50亿元的赤字。那时年财政收入才多少啊，有这么多赤字，实在是个大问题。引起了少奇同志的严重关注。七千人大会后仅仅两个星期，2月21—23日，又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因为是在中南海西楼开的，所以后来又称它为“西楼会议”。这个会议可是重要。少奇同志认为“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还是没有透底。不要怕多说困难，它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
在讨论中，陈云同志对当时的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作了一个重要的讲话。少奇同志听后大为赞成，让陈云同志到国务院会议上也去讲讲，国务院的全体部长、主任，凡是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成员都要听一遍。
那天，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李富春、李先念同志先讲，反映不热烈。陈云同志后讲，热烈掌声不断。原本秀才们相约，分散入座，听到好的段落，带头鼓掌。结果超出想象，部长们热烈鼓掌在前，秀才们一直紧跟在后。那几年，人人谈困难，会会说困难，听到陈云同志讲困难，大家的心里踏实了，托底了。怎么克服困难呢?陈云同志讲时没有豪言壮语，没有空洞承诺；而是条条切实，着着牢靠。大家听后共同感到：困难可以缓解，希望就在眼前。比如说到，线袜子容易穿破，孩子多的人家，都感到补袜子是一件伤脑筋的事，以后计划对城市人口每人每年供应一双尼龙袜子。又比如说到，要逐步做到城市每人每月供应三斤大豆，在缺少肉类和蛋品的情况下，用大豆来补充营养。都是很实实在在的。
少奇同志继续在西楼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怎么样转发陈云等的讲话，中央要不要搞个文件。有同志说七千人大会对全国的形势作了估计，没过多久，我们对形势又作不同估计，好吗?少奇同志说，这样的事党史上有的是，一次大会作了估计，过了一段形势变了，又作新的估计，新的决定。他列举了好几个事例，直接作了回答。
陈云同志在谈到对形势的估计时，说：现在粮食已经掉到了1957年前的水平，看来，要恢复到1957年水平，没有六年也得五年，方针是准备慢，争取快。在这个问题上，有同志表示也不同意。对整个形势的提法，少奇同志认为现在是非常时期；陈云同志讲是恢复时期。有同志又说，刚刚提出调整的“八字方针”，现在怎么又搞成一个恢复时期，岂不是倒退了?小平同志变通了一下说，对外公开讲调整时期，党内讲恢复时期。
讨论到基建、计划等，是坚持高指标，还是采取低指标时，少奇同志支持陈云说，过去老是高指标，完不成时来回调整，变成一年计划，计划一年。这次搞个低指标好不好?是制定低指标，超额完成了，有利于提高积极性，还是高指标完不成，有利于提高积极性?他认为，低指标超额完成，更有利于调动积极性。
党内有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情况，是最好的情况，没有不同意见，鸦雀无声、表面一致，就危险了。少奇同志在这个会议之前、会议过程中、会议之后，都起到了别人没能起的作用，让大家敞开谈自己的意见。会上还讨论了毛主席讲的公开的反对派、秘密的反对派是什么意思，各有各的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