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明暗两面的牌局，在明面上，两位宰相和礼部官员只是被暴怒之下的朱元璋骂了一通，毫发未伤；而在历史的暗面上，朱元璋已经在酝酿一场帝国的暴风雨。
在南京城中书省那昏暗的烛光下，胡惟庸和汪广洋怀揣着各自的心思坐立不安。这种不安前所未有，他们从朱元璋暴怒的表情里已经感觉到，这一次不同往日，从皇帝不耐烦的表情里释放出的是杀气。
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汪广洋是占城使者事件的第一责任人。
朱元璋下令将汪广洋正式拘捕，罪名是“不能效忠为国，坐视兴废”，放到今天这个罪名就是“行政不作为”。本来朱元璋将其安排在中书省，就是作为掣肘胡惟庸的一颗棋子，结果汪广洋却当起了装聋作哑的甩手掌柜，把好端端的一步活棋走成了死棋。
朱元璋再度将汪广洋贬往海南，并囚禁了其他有责任的官员，包括胡惟庸在内。对于汪广洋，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地方就在于他辜负了自己的期望。当船行至安徽黄山地区太平县时，朱元璋又追加了一道圣旨，追究汪广洋在江西包庇朱文正，在中书省袒护杨宪等罪责，下诏将其赐毒而死。估计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汪广洋都没有搞清楚，自己在什么地方得罪了朱元璋。
能够在太平县这个不太平的地方走完生命的旅程，对于汪广洋来说，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或许是冥冥中早已注定，太平是汪广洋事业的起点。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汪广洋还是元朝的一名进士，并没有被授予实职，只是客居在太平县。每日诗酒人生，静静地等待人生机遇的降临。就在这一年，明军渡过长江防线，攻下采石矶，进驻太平。求贤若渴的朱元璋，闻汪广洋才名，便于帅帐之中召见。两人相谈甚欢，从此汪广洋走上了权力的不归路。
终点又回到起点，谨小慎微的汪广洋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会成为朱元璋消除相权的祭旗人，不仅让人扼腕叹息。
就在汪光洋被赐死之后，又横生枝节：因汪广洋的侍妾陈氏从死掀起波澜。在当时，如果政府官员死了，如果有未生育子女的妻妾从死，应该是贞洁行为。作为皇帝应该为这样的女子来个死后追封，但陈氏从死的消息传至南京。就在朱元璋准备追封时，得知陈氏的身份是没入官籍的一个受处分官员的女儿。朱元璋又一次愤怒了，责问礼部官员：“没官妇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没官的妇女只能赏给功臣，文官怎么能享受这个待遇？这其中必有蹊跷。
朱元璋最不能容忍的就是，那些朝廷官员在背地里瞒着他做些不法之事，他设立特务机构，目的就是要让自己的眼睛和耳朵无处不在。那些官员胆敢有一件事瞒着自己，将来就会有十件，百件。
朱元璋要求司法部门和检校将此事一查到底，绝不姑息养奸。明眼的官员这时候已经看出来，朱元璋是在借势发挥，要把这篇文章做大，至于大到什么程度就没人清楚了。
皇帝彻查文臣，作为文臣领袖的胡惟庸又怎能逃脱干系。在朱元璋看来，胡惟庸的权力触角已经伸展得无处不在，再任其发展下去，完全有可能将他这个皇帝的权力架空。
相权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胡惟庸到了非除不可的地步。要实现这两点，需要一个说服天下人心的理由。也就在这时，一个叫涂节的官员适时跳了出来。
涂节是御史中丞，负有监察百官的责任，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监察部的官员。由他出面告发胡惟庸，合情合理。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涂节还是胡惟庸的死党，而且在胡惟庸的权力集团中占据重要位置，胡一直视他为亲信。由这样一个人来攻击胡惟庸，是最好不过的事。
洪武十二年（1379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胡惟庸涉嫌毒杀刘基，并意图谋反。虽然毒杀刘基并无实据，真相还不确定。
可对于朱元璋来说，眼下他需要的不是反复求索的真相，而是一个杀人的理由。
御史中丞涂节是个很会揣摩上意的聪明人，他从朱元璋一次又一次的无名邪火中读出了一些很实在的内容，胡惟庸已经失宠。朱元璋需要一个理由，而自己需要一个机会。于是胡惟庸就成为这场交易的筹码。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初二，整个帝国还沉浸在浓浓的新年气氛中，南京城的上空却笼罩着阴霾。御史中丞涂节向朱元璋告发，中书左丞相胡惟庸想要造反。
朱元璋在接到涂节的报告后，批转司法部门连夜突审。审查结果很快出来：胡惟庸谋反案坐实，同时涂节和御史大夫陈宁作为胡党嫡系也难逃其咎，不可不杀。于是朱元璋下令陈宁以及涂节陪同胡惟庸一起上路。这样的结局颇具戏剧效果，三人若在刑场相遇，不知会作何感慨。
新年伊始，帝国的权力中枢一下子就被剔除了三个文官大臣。一个丞相、一个御史大夫和一个御史中丞。尤其是丞相胡惟庸的突然倒台，使得帝国上下为之震动。胡惟庸死后发布的文告里，定下的罪名是“擅权枉法”。
“擅权枉法”是个含糊不清的罪名，就好像一个筐，任何逾越法律的行为都可以往里装。从打压同僚到私扣奏章，从收受贿赂到专权独断，就连沉湎于声色犬马之类的流氓罪名都包含在内。
就在帝国官员惊魂未定时，到了正月十一日，朱元璋又接连颁下了两道圣旨:一是废除中书省；二是废除大都督府。两道圣旨等于是把帝国的权力运行做了一个重新布局，那些仍旧处于极度震骇状态下的官员这才如梦方醒。原来洪武皇帝朱元璋早就酝酿好了这一切，颁布的这两道诏令绝非十天就能够完成的。
中书省作为帝国的最高行政机关从此退出历史舞台，新的权力运行机制应运而生。整个中书省的官员编制几乎全被废除，只保留了纯粹记录官性质的中书舍人一个职位。原本属于中书省的权力也全部收归皇帝一人所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的地位上升，他们直接对皇帝负责，王朝政务的决策者和实行者之间再无任何阻碍。
朱元璋借着清除丞相胡惟庸的机会，废除了中书省和丞相，将权力分摊给原来丞相管领的六部和监察机关，大幅度提升了监察机构在权力系统内的地位。在官家复式权力结构中，丞相作为官僚系统最顶端的那尊大神，在权力演变的过程中，一直与皇权进行着此消彼长地博弈。朱元璋索性将其连根拔除，为自己的继任者们“拨刺”。
在对权力集团上层进行大手术的时候，朱元璋出台了一系列安民抚民的政策，力图不触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民众的利益，使得这次官家机构的大整顿，官家权力的大转移、大重组能够得以和平实现。
这项权力整顿运动虽然让官僚系统内部陷入巨大的恐慌，但手握军政大权的相权集团还是被皇权生生斩落马下。不光文官权力机构做了大幅度调整，军事机构也同样做出调整。大都督府则被分割成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这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之事，隶属于兵部，曾经和中书省分庭抗礼的大都督府编制也就此消失。
经过整顿之后的帝国权力系统顶端成了皇帝一个人的独角戏，皇权的高度集中，官僚集团的分权制衡呼出欲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权被瓜分得支离破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监察机关七大部门瓜分了这块权力的大蛋糕，各部门只对皇帝负责，受皇权的直接领导和监督。它们既独立行使职权，又相互掣肘。
监察机关将六部纳入监察范围，六部的给事中（言官）也可以反过来对监察机关的官员进行弹劾，充分体现出官僚集团内部权力的相生相克，这样既达到了分流相权的目的，又健全了权力结构中的监督机制。
为了给自己的子孙执政障碍，他告诫群臣：今后他的子孙，都不准再提设立丞相的事，帝国的大小官员也不能请求设立丞相，不然就是死罪。
洪武十三年的春节，注定是帝国建制以来最为特殊的日子。人心惶惶的正月过后，朱元璋真正开始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运作。现在的大明朝，没有了中书省的宰相掣手掣脚，朱元璋的皇权达到了百无禁忌的巅峰状态。
权力带来的衍生物就是应尽的义务，就算是皇帝也不例外。没过多久，这至高无上的权力所带来的副作用就开始在朱元璋身上显现出来。身为一个合格的君主，他的生存底线就是保障帝国的基本运行。眼下这无所禁忌的权力，给朱元璋带来的不光有权力的高度集中，更有繁重的工作压力。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成年人每天需要有七到八个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才能保证身体健康和意识清醒，但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三年以后，一天的睡眠时间估计还不够四个小时。
有史学家曾经算过这样一笔账，在废除丞相制度以后，每天送到朱元璋面前的奏章将近有二百封，里面大大小小共计约有五百件事需要皇帝亲自拍板才能施行。那些帝国文官都是写文章的好手，一篇奏章能让他们写得洋洋洒洒，文四骈六。往往几万言的注水文下来，真正能够切入正题的只有几百字。
史料记载，洪武九年，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了一份长达一万七千字的奏章，朱元璋令人诵之。结果读到六千多字的时候，还没有进入正题。朱元璋勃然大怒，将茹太素在朝堂上杖责一顿。第二天，再令人诵之，当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时才进入主题。
朱元璋不由叹道：‘为君难，为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于情事。文词太多，便至荧听，太素所陈，五百余言可尽耳。’”
一道五百字就能够说清问题的奏折，结果却注水成了万言，这在当时像茹太素那样动辄上万言的奏章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按照一封奏章五千字计算，二百封就是百万字。一个人每天的阅读量达到上百万字，这的确是一件让人崩溃的事。皇帝不仅要看奏折，还得动脑子去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压力，即使朱元璋有着超强的精力也无法一肩扛。从医学上来分析，精力透支容易导致精神的高度紧张，引发情绪病，朱元璋本来就不是一团和气的人，长期置于这种工作状态下，脾气也变得更加暴躁易怒。
这种情况带来的副作用就是，君臣关系的极度恶化。朱元璋一个人根本无法完成一天百万字的奏章批阅量，于是就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今天看不完就推到明天再看，而明天又有新的奏章呈递上来，周而复始。官员们得不到皇帝的回复就不敢擅自开展工作，这样就会使得帝国的权力运行效率大打折扣，官员就会落下一个行政不作为的恶名，会遭到皇帝的惩罚……如此恶性循环，朱元璋和朝臣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