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的春天，在首辅徐阶的大力荐举下，吏部尚书郭朴和礼部尚书高拱先后进入内阁班子，分别担任武英殿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二人在帝国的官僚体系中都属于能力超拔，才华出众之人，并且为官资历也非浅。尤其是高拱，在裕王朱载垕身旁担任讲官长达九年，与裕王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后经严嵩、徐阶等内阁班子推荐，高拱由翰林院侍讲学士升太常寺卿，分管国子监祭酒事宜。高拱离开裕王府，赴任新职的时候，裕王朱载垕居然哽咽不忍别离，给了他丰厚的物质奖赏。高拱虽然离开裕王府，但是府中事无大小，裕王都会派人前去征询他的意见，可见双方的信任指数有多高。
嘉靖十三年（1534），26岁的嘉靖皇帝有了第一个皇子朱载基。载基者，承载国家之基业也，从这个名字，我们就可以获知皇帝对这个儿子还是有所期许的。可惜的是，两个月以后，这位短命的皇长子就夭折了。
就在嘉靖皇帝陷入丧子之痛时，他所信任的道士陶仲文在他耳边嘀咕了一句：皇子早夭，是因为“二龙不相见”的谶言在作怪。也就是说，太子是一条潜龙，而皇帝是一飞冲天的真龙，二龙相见，必有一伤。时间仿佛也在用事实验证这句话，两年后，嘉靖皇帝又先后生下了三个儿子。分别是二儿子朱载壑，三儿子朱载垕（后来的隆庆皇帝。以及四儿子朱载圳。
三年之后，明世宗册立朱载壑为皇太子，朱载垕为裕王，弟弟朱载圳为景王。在这次册立大典中，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仪式结束以后，太子和裕王回到各自居所打开册宝一看，结果发现他们的册宝拿错了，太子的册宝进了裕王府。后来朱载垕当了皇帝，好事者以此为噱头，说皇帝之所以为皇帝，是因为天意在冥冥之中早就注定。嘉靖二十五年（1546），太子已经十一岁，官员向皇帝要求太子加冠礼出阁讲学。这在无形之中就触犯了嘉靖皇帝内心对于那条谶言的忌讳，他当然没有同意。不仅严词拒绝，明世宗还对那些疏请的大臣进行了严厉的惩戒，有人因此被充军到边疆。从此以后，太子的出阁问题就成了嘉靖最为忌讳的一件大事，也是引发皇帝和官员冲突的一根导火索。
嘉靖皇帝在这个问题上一再纠结，难免会引发朝中大臣们的无限遐想。由于嘉靖皇帝对皇后比较刻薄，大臣们都认为嘉靖皇帝对太子的漠不关心以及后来对裕王、景王的态度都始于他的冷漠无情。其实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翻阅史料，我们会轻易就找到嘉靖皇帝与皇子之前也存在着浓浓的世俗父亲情。有一次皇太子突然出水痘，皇帝焦急万分，他在宫中不停地祈祷（尽管用处不大）。等到太子病愈，皇帝却累得病倒了。到了皇太子14岁的时候，嘉靖皇帝再也顶不住来自大臣和太后的压力，以及可能出于自己确实对太子的关心，就允许太子出阁讲学。可是在隆重的典礼过后，太子突然病倒，有记载说，太子在病重之时，突然从床上爬起来，向南跪拜说：儿去矣！然后盘腿而坐，病重身亡。
又一个皇太子倒了下去，本来毫无希望的裕王朱载垕就这样依序成为帝国的皇长子，法理上的皇位第一继承人。老天似乎要和他开个天大的玩笑，一直等到朱载垕即位那一天，他都没有尝过当太子的滋味。作为帝国最为尴尬的储君，身份也是最为特殊的亲王，他长时间承受着来自权力系统内部的压力以及精神世界的质疑与煎熬。
明朝的官僚集团围绕着皇位继承人废立，从来就没有一天真正消停过。大臣们请求立裕王为太子的奏疏在嘉靖皇帝的案前堆积如山，嘉靖皇帝无法摆脱来自内心的愤怒，他将这种愤怒投射于那些没完没了纠结于皇位继承的言官们。官员们催逼得越紧，他就拖得越发长久。
如此一来，就害苦了裕王朱载垕。谁都知道他是理所当然的储君，可嘉靖皇帝对他的冷漠和固执，还是导致了权力系统内部出现了诸多不和谐的声音。朱载垕的母亲是杜康妃，皇帝并不喜欢她，而景王朱载圳的母亲卢靖妃，却很受皇帝宠爱。有人不禁据此猜测，嘉靖皇帝是不是打算立景王为太子。难道皇帝是因为碍于帝国的政治体制，怕那些不要命的言官站出来反对，才陷入这种两难境地吗？
帝国权力系统内的这种猜测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对于法理认可的继承人朱载垕相当不利。这种猜测很容易就导致权力系统内部的派系之争，官员们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倾轧。明朝并不缺乏誓死维护体制的大臣，而且这种人还相当的多。但是也不排除有人在这场储君之争中捞取个人私利，转而帮助景王夺权。严嵩父子在没有倒台之前，就一直处于这种摇摆不定中。在官员的撺掇之下，景王朱载圳也是蠢蠢欲动。
嘉靖皇帝的所作所为似乎也在助长皇权之争，他命令大臣为景王选择藩地，最终确定为湖广德安府。他并没有为裕王选择就藩的地点，而是将其留在京都，这基本上算是宣告了朱载垕的储君地位。
虽然景王并不甘心就此退出这场游戏，但是在大臣们一再要求下只好原则性地选择去了自己的藩地。所幸的是，没过多长时间，景王朱载圳病逝于就藩之所，整个帝国都似乎为之松了一口气。有人说，嘉靖皇帝偏向景王，其实这是没有丝毫根据的。嘉靖皇帝在听到景王的死讯后，在徐阶面前长叹道：此子素谋夺嫡，今死矣。
事已至此，即使嘉靖皇帝私下再怎么看不惯裕王的行事作风，即使朝臣们心底再怎么怀疑裕王的智商，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个替补队员都没有的情况下，裕王是无人可以替代的。裕王虽然没有被正式册立，但实际已与储君无异。向高拱示好，就等于向裕王示好。裕王继承大统后，持有这份好感的人便可持续地立于不败之地。所以在时人眼中看来，徐阶所走的这步棋还是靠谱的。
然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徐阶愈发强烈地感觉到，让高拱入阁是上帝和自己开的一个玩笑。高拱恃才傲物，对他这个首辅兼恩人全无半点感激之意，反而处处喜欢与其争锋。
隆庆皇帝朱载垕主政期间是居于嘉靖和万历之间，可以说是帝国皇权递延过程中的一个过渡人物。
朱载垕从父亲嘉靖皇帝朱厚熜手中接过权柄，已经是30岁的成年人。由于他的生活长期置于嘉靖皇帝的阴影笼罩之下，人生难免处于一种灰色状态。
作为皇长子，朱载垕并没有早早地就被立为太子，而在其成长过程中，嘉靖皇帝也没有表现出对其高看一眼的恩宠姿态。就算后来朱载垕被立为太子，他也没有如我们想象得那样享受到一个太子应该享有的待遇。从表面上看来，嘉靖皇帝对于自己将来的接班人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热度。以至于有官员私下里议论，朱载垕只是一个挂名太子，最后能不能顺利完成权力的交接还是未知数。嘉靖皇帝在位四十五年，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隆庆皇帝在其心理甚至生理上都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隆庆皇帝本来就不是一个心智聪慧之人，按照大学士高拱后来的回忆：皇帝是个智力平平、笨口拙舌，优柔寡断，经常沉默不语的人。正因为如此，有的大臣甚至以为皇帝是一个哑巴，甚至还有人怀疑他患有轻度的精神失常。历史并没有为隆庆皇帝朱载垕留下多少篇幅，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既没有证据表明，他是英明果断的明君贤主；也同样没有证据表明，他就是一个智力迟钝的精神病患者。
文官们有时会拉他参加一些场面盛大的典礼中，想让皇帝在百官万民面前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但是朱载垕的表现往往让他们大失所望，因为隆庆皇帝压根就不愿做一个场面上的政治人物，他甚至不把在这种场合该说的套话说完，就让大学士们代他发言。
或许是误打误撞，也或许是故意为之。隆庆皇帝朱载垕这种无心插柳的执政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收到的实际效果超过了正德、嘉靖两位前辈。隆庆皇帝在政治上表现出来的无能或不愿干预朝廷具体事务的超然态度，使得他手下那些有能力的文官们放手去行使朝廷赋予的正式权力，将诺大的一个帝国治理得井然有序。
隆庆皇帝在位前后只有短短的六年时光，这倏忽而过的六年时光是帝国相对稳定和繁荣的时期。谁也不会料到，就是这样一个在官员看来类似精神病人的隆庆皇帝，居然在自己短暂的政治生命中，开启了帝国的第二次中兴，第一次是弘治中兴。每个男人在青春期的时候，都玩过骑自行车双手撒把的刺激性游戏。双手离开车把，自行车依旧会稳稳地向前行驶。权力上的双手撒把游戏，隆庆皇帝并不是首创。他的父亲嘉靖皇帝朱厚熜也是一个痴迷于此的高手，在其当政的四十五年时间里，竟然有二十多年不上朝理事，任由严嵩擅权达十七年之久，可谓疯狂至极。可让人不解和惊叹的是，帝国的权力运行机器好像在故意证明就算没有皇帝的操作，它照样能够运转如风，甚至在某些时候做得比那些勤政之君更好。
隆庆皇帝的执政风格，在无形之中为他幼小的儿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的执政理念种下了善根，树立了一个道德标杆。可以说，由于拥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内阁班子，足以应付朝廷事务，因此，冲龄即位的万历，虽然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使皇帝的权力，但仍能依靠强大的文官班子来治理帝国，不致于发生统治危机。这种做法虽然没有导致帝国的权力架崩塌，但它却存在着致命的缺陷。
隆庆皇帝显然对帝国的政治制度和自己的能力有着清醒地认识，他既做不到像孝宗那样一心扑在工作上，又同样无法做到像武宗那样离经叛道和世宗那样刚愎自用。我始终怀疑他是一个揣着明白装糊涂的人，要知道在他的权力系统内部，活跃着当世几位顶尖高手，他们俨然就是文官中的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无论是大学士徐阶，还是紧随其后的高拱和张居正，哪一个不是精明强干又野心勃勃的政治狂人。他并不想让自己卷入皇帝与文官无休止的争斗中去，或许正是这些原因，才使得隆庆皇帝在位期间，以隐形人的姿态示人。他从来不做出任何重要的政治决断，这么做就是为了避免卷入皇家和文官的权力纷争当中。
因为权力中心的下移，最有可能出现以下的两种情况。一是帝国的中央权力系统由数位权臣共同掌权，其后果是极易引起文官之间的倾轧或党争，并由此影响到朝政。二是在中央权力格局中出现一位大权独揽的权威型人物，并由他以皇帝的名义来行使皇帝的大部分行政权力，就像万历初期的张居正那样。
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会同样带来两个棘手的问题。一是如何保证这位文官独裁者不用手中的特权为自己的圈子或个人谋取私利，甚至威胁皇帝的地位，动摇王朝的根基；二是如何避免这位文官独裁者的权威一旦失去时所带来的各种灾难性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