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使用宦官这个问题上，打破种种禁令的并不是别人，而是朱元璋自己。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宦官人数的急剧膨胀上，尤其是到了他统治的中后期，宦官的人数基本上是呈滚雪球状态在增长。洪武十五年(1382)十月，一次便“增设内使三百六十人”，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王朝竟一次性向高丽国索要二百多名阉人，安南国也不断向朱元璋进贡阉人，每次动辄几十人。
朱元璋统治期间，宦官机构及有关职官设置变动频繁，宦官数量不断增加，相关机构逐步膨胀。在洪武年间，明代宦官机构及职官设置就已基本形成定制。
明代的宦官机构，以“二十四衙门”为基本主体。二十四衙门包括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宦官除在内廷任职之外，还能出任各种外差使职。按照原来的规定，这二十四衙门主要只是为皇帝生活服务的部门。但事实上，明代的宦官已经发展成为极其重要的政治势力，不但掌管了宫廷内有关饮食起居的一般事务，还控制了全国的军政要务。
尤其是司礼监，它是明代宦官二十四衙门中的首席，也是整个宦官系统中权势地位最高者。可以说，司礼监这个职位虽无无宰相之名，却有宰相之实。
宦官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掌权。一般说来，贵族势力大，能够分掌中枢大权时轮不到宦官掌权；必须皇帝有较大权力的时候，作为皇帝的家奴才有可能掌权。皇帝有权懒得去碰才使宦官有了可趁之机，朱元璋的那些接班人中有人拿自己这个皇帝不当回事。经常干些撂挑子不上朝的出格之事。其中最为生猛的莫过于嘉靖皇帝，他居然可以做到三十年不上朝。
在皇帝不太管国事很懒惰的情况下，内阁的权力膨胀了，批红权就归了宦官，但在体制上君权仍是最大的，宦官的权力不可能超过皇帝。没有皇帝的支持，宦官便什么也不是，兴风作浪更是不可能的事。
这样就造成了宦官们身穿“权力马甲”占据着司礼监这一风水宝地，优哉游哉地掌控朝政。既然皇帝不干活总得要有别人来干。于是就有了宦官们代皇帝批答奏文，下行诏谕，这就等于把最高的决策权与行政权都转移到了宦官的手中。
一个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权力系统还能运转自如，不能不说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而这个奇迹的产生主要得益于庞大的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在那里平衡着权力的天平。
明朝外戚与朝臣的势力相对其他王朝来说，是非常孱弱的。这样就失去了权力应有的平衡，大权自然也就被宦官们所接手。再加上宦官掌握了东西两厂，握有司法与缉查大权，天下人自然敢怒而不敢言。而权力本身有衍生的趋势，权阉手中的权力自然会向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渗透。但由于太监干政是违背常理的，在道义上得不到任何支持，所以纷争必然会在统治内部蔓延起来，最后扩大到民间。王振时代，斗争还停留在相关人物上；到了后期，打击面扩大到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连平民百姓也不能免祸。
再拿魏忠贤来说，在天启皇帝死后，他掌握了东厂，掌握了锦衣卫，他的那些亲信们也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显官要职。和他那张“九千岁”的名片一样，他的权力此时已经炙手可热，离皇帝只有一步之遥。不过这时的大明王朝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皇权成了一件易碎品。作为宦官的魏忠贤，其手中的权力越大，在官僚集团和皇帝面前的价值就越低。所以对他来说，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刻，也就是末日到来的时刻。
作为皇帝一定要利用宦官才能让自己的意志，有更大的实现可能。这个看似不可思议的结论背后有着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皇帝，他的个人荣辱，羞耻观念和普通人是一样的，他突破舆论带来的弹性约束程度有限，使用廷杖诏狱等手段的程度突破阈值的可能性较小。
皇帝在做出一个决定的时候，通常会受到来自权力系统的制约。就算他们能够做到不需要过多顾虑官员和世俗世界对自己的评价，也要为祖宗留下的江山社稷考虑。
那些太监则完全是自由职业者的状态，他们可以把一切束缚在个体身上的顾虑统统甩掉，轻装上阵。他们甚至连自身的利益都不用做太多的考量，从进入这个圈子的第一天起，他们就割断了与外面世界的联系。这种顾前不顾后的变态心理，可以让他们在行动的时候更加肆无忌惮，毫无顾虑，更不会有精神和道义上的负罪感。
其实这样做的结果，使他们自己的利益最终也受到损害，难以善终。比如王振，刘瑾，魏忠贤等人，他们最后都走了自取灭亡的下场。所以即便是宦官，从这个意义上受到的制约也很厉害，整个明代真正不顾自己的利害关系，不怕自己遭遇悲惨下场而效仿刘瑾，魏忠贤之辈的宦官是少之又少。
我们都知道朱元璋是从社会的最底层经过奋斗才走向权力的巅峰。
对于一个从战争的刀丛血泊中滚过来的草根皇帝，江山得来不易，岂容他人共享权力的果实。明朝有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特务密探四出，朝臣的一举一动，莫不在他们眼里。有的密探甚至还混入朝臣做家丁，把朝臣私下的牢骚话都给举报了。在莫名其妙中，某些人脑袋就搬了家。显然，这是常见的特务统治，自上而下的刺探情报，让朝臣人人自危。但是，在过去的帝制时代，还存在反向特务和密探，是臣子们用来打探皇帝情报的，这些特务和密探，就是皇帝身边的人。越是受皇帝信任的人，成为逆向特务的可能性就越大。
王振：“第一代宦官之王”有文化
朱元璋挂出的“宦官法则”铁牌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变得锈迹斑斑。
从永乐朝始，受到朱元璋“宦官法则”压制的宦官开始有了复苏的迹象，他们的天空开始渐渐有了亮色。有人说，知识改变命运。知识不光改变我们这些平常人的命运，也在悄然改变着宦官的命运。
当年朱元璋禁止宦官读书，等到宦官专权，宦官读书就渐渐成了一种制度性的福利。朝廷设有专门的宦官学校，名为内书堂。学校还专门配备翰林院的官员来担任宦官的老师，传授宦官识文断字。在这些有文化的宦官中，有一个人可以称之为“高级知识分子”，连皇帝也尊他为“王老师”，此人就是大太监王振。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是这个有文化的王振在正统七年（1442年）公然毁去朱元璋当年禁宦官干政的那块铁牌。他毁牌的理由也给的理直气壮，那就是“导帝用重典御下，防大臣欺蔽”。
永乐皇帝朱棣和他的父亲朱元璋都是治国的好手，两人可以说是大明王朝最为强悍的两大帝王。在他们主政期间，他们也在刻意规避皇权旁落的各种风险性。
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对于那些接近权力核心层的辅官阁臣，他们可以说是防备再防备。比如说在奏章的批示这件事情上，两任皇帝基本上都是亲力亲为，绝不假手于人。
他们只让那些文官在权力结构中扮演顾问、参谋的角色，并没有真正放权于他们。
等到洪熙、宣德两任皇帝以后，这种局面才被生生打破。尤其是票拟制度的产生，更是直接助推了宦官专权。票拟制度的产生主要是因为皇帝太懒，懒得连大臣们的奏章都不愿意批阅，只是让内阁大臣们代劳。那些内阁大臣就用小票墨书，对奏章草拟出的各种处理意见，贴在各种奏疏的封面上，然后上报给皇帝；待到皇帝审定后，再让太监用红笔写出，称为朱批。所以说票拟制度可以称得上是改变明朝宦官命运的制度。
票拟制度为宦官专权打开了一道方便之门，在这项制度中真正捞到实惠的是得到票拟权的司礼监和文书房。司礼监是宦官建制中的十二监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监；文书房则是宦官十二房之一。作为宦官建制中的两大权力要害部门，司礼监“掌印掌理内外章奏及御前勘合，秉笔、随堂掌章奏文书，照阁票批朱”，而文书房“掌收通政司每日封进本章、并会极门京官及各藩所上封本，其在外之阁票，在内之搭票，一应圣谕旨意御批，俱由文书房落底簿发”。这样一来，在明代宦官机构二十四监中司礼监就成了权力最为庞大的机构。
按照两大部门的职责分工，他们等于是卡在皇帝和大臣权力通道中间的障碍物。
对于官员们而言，不管是六部进呈、还是内阁票拟的奏章，或起草的诏令，在交到皇帝手里之前，都要先经文书房的宦官们过目；对于皇帝而言，他所下达的指令，也不能直接送达官员，也要先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之手。
这就是说，所有的奏章在经过文书房的宦官们中转后，司礼监的太监不仅能够事先搞清楚其中的内容，而且内阁大臣们的票拟，只有通过司礼监的审阅后，认为比较靠谱，才能送达皇帝的案牍。
明朝本无相，可人们还是习惯把大学士称作“相”，把秉笔太监称作“内相”。
如此称呼，其实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外相和内相们的职责虽然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宰相，但是在同皇帝分掌大权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
内阁与司礼监作为权力结构中的一个群体单位，一般总要设一个政治代表。内阁的代表通常就是首席大学士，而司礼监的代表就是掌印太监。
如果皇帝、内阁和司礼监这三方相互制约的势力是均衡的，那么权力的重心就会正好落在权力三角的几何重心上，此时的政治局面就会趋于稳定状态。但在政治运行的常态下，帝国的权力重心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偏移。比如在嘉靖和崇祯时期，刚愎自用的皇帝时时要强出头，内阁与司礼监只好出让自己的权力份额，帝国的权力重心就会自然倒向皇帝一方。
在明代，先后出现过三次宦官专权，除了后期的魏忠贤，前面还有刘瑾和王振。这三次宦官专权，具备了一个相同的条件：那就是皇帝不愿意承担自己的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就急需一位值得皇帝信任的宦官作为权力经纪人。
由于司礼太监所处的特殊位置，为他们充当政治代理人提供了便利。
作为皇帝合法的代笔人和帝国权力三角中的重要一角，司礼太监不需要调整政治结构就可以完全胜任皇帝的政治代理人。另一方面，司礼大璫一旦成了独裁政治的代理人，他就可以将皇帝的身份和批朱大权叠合在一起，这样一来，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值会迅速膨胀。
这时候，作为权力三角另一角的内阁已经无力与之抗衡了，只能被动应付，或者主动缴械，依附过去。王振和刘瑾专政时期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明朝的宦官人数到底是多少？史料并没有做出精确的统计。但是从整体上讲，随着时间的推移，宦官人数呈直线上升的态势，由明初的数百人发展到明末的数万人(一种统计说是7万人，还有一种说是10多万人)。比如正德十一年(1516年)，朝廷就一次录用自宫者3000多人；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六年之间，两次从自宫者中录用了6000多名宦官。
在明朝的三次宦官弄权中，虽然各有各的故事，但是对于帝国造成的影响却各不相同。
按照三人出场时间的先后来划分，王振应该算是帝国权力经纪人中的一号人物。
王振是儒生出身，年轻的时候虽然饱读诗书，却屡试不第，连个秀才的资格都没有捞着，史称“九年无功”。愤怒的书生在郁闷之余就干了些违法之事，因此被充军。就在王振陷入人生低谷之时，明成祖朱棣准备招收一批儒生教授宫女文化知识。对于戴罪在身的王振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好机会。
可王振却在机会面前做了短暂的犹豫，这是因为报考需要一个必备条件。那就是报考者须是净身之人，因为这个职业要常年与宫女打交道，皇帝又怎能放心一个不净之人。
经过一番利害权衡，王振最终选择了净身入宫。在权势与做一个真正的男人之间，显然前者更具诱惑力。在王振看来，一个得不到权势的男人要比一个做不成纯爷们的男人来得更加痛苦。
对于对于自小接受儒家教育的王振来说，这是一场人生的赌局；对于整个帝国来说，一个人的选择往往会在不知觉中改变一个时代的运道。
古代读书人通常会将“修身齐家治天下”作为人生的至高理想，就算走到无路可走，也九死不悔。王振有勇气将自己逼入宫门，绝不仅仅是为了身上衣和口中食，更不是为了洗刷一个罪犯的耻辱。作为一个文人，他更希望触手可及帝国的政治权力中心。
对于读过两本圣贤书的王振而言，他当然知道宦官在帝国的政治舞台上到底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虽然太祖皇帝朱元璋严禁宦官干政涉权，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初的严刑峻法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力道。
王振从迈入宫门的那一刻起，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盘算如何在帝国权力场上实现个人的理想。机会随着宣宗朱瞻基的上位如期降临，朝廷在紫禁城设立内书堂，挑选可靠能干的宦官入堂读书，王振便是其中之一。
王振本来就是读书人，具备先天的有利条件，所以很快就从内书堂宦官中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