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最为脍炙人口的作品有：乔伊斯《青年艺术家的画像》（1983，黄雨石译）、菲茨杰拉德《菲茨杰拉德小说选》（1983，巫宁坤等译）、布托尔《变》（1983，桂裕芳译）、哈谢克《好兵帅克历险记》（上下册，1983，星灿译）、纪德《伪币制造者》（1983，盛澄华译）、福克纳《喧哗与骚动》（1984，李文俊译）、马丁·杜·加尔《蒂博一家》（三卷，1984，王晓峰等译）、艾特玛托夫《艾特玛托夫小说选》（1984，力冈、冯加译）、戈尔丁《蝇王》（1985，龚志成译）、乌纳穆诺《迷雾》（1988，方予译）、弗·伍尔夫《达洛卫夫人·到灯塔去》（1988，孙梁、瞿世镜等译）、多。帕索斯《北纬四十二度》（1988，董衡巽、朱世达等其余如毛姆的《刀锋》、伯尔的《莱尼和他们》、拉格维斯的《侏儒》、川端康成的《雪国》、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黑塞的《在轮下》、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康拉德的《康拉德小说选》等“次伟大经典”也都或多或少给一代人的青春和精神之旅打下烙印。关于该丛书，我手头所存的最后一部重量级作品为托马斯曼的一《魔山》（钱鸿嘉译），是1991年1月出版的，大约也正是这以后，再难见到该丛书推出重量级的译作了。
作为“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题的一个补充，需要提一下另一个自成体系、影响同样强烈的丛书——“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该丛书中的以下几种，对当时的文人和艺术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艾略特《四个四重奏》（1985，裘小龙译）、贝娄《赫索格》（1985，宋兆麟译）、塞弗尔特《紫罗兰》（1986，星灿、劳白译）、叶芝《丽达与天鹅》（1987，裘小龙译）、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英雄挽歌》（1987，李野光译）、海明威《老人与海》（包括了著名的“尼克故事集”短片系列，1987，董衡器等译）、米沃什《拆散的笔记簿》（1989，绿原译）、布罗茨基《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1990，王希苏等译，我个人不太喜欢这个译本）……除了前述几套丛书外，还有几种规模较小的译丛和外国小说选集同样影响巨大。它们是——1．外国中短篇小说选系列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开始出版，按国别和中短篇体裁分卷，有的分卷再为上下册。印数最多的《美国短篇小说选》（上下），开机就印了20万套。其余如《法国中篇小说选》（上下）、《英国短篇小说选》等均为不错的选本，社会反响上要优于人民文学或其他出版社的同名选集。
2．外国抒情小说选集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从1980～1987年，共出版十一集，白嗣宏主编。该套选本以中篇小说为主，兼收一些小长篇和较长的短篇。所收作品不少为当时所罕见，比如亚·格林的《红帆》、王尔德的《道连·格雷的画像》、萨冈的《那么一种微笑》等。近似的选本还有稍后漓江出版社出版、白夫等主编的多卷本《世界中篇名作选》。
3．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傅惟慈等人编选，也是我当年的酷爱。
常见的有《长眠不醒》《诺言》《一支出卖的枪》《隔墙有眼》《麦格雷警长的圣诞节》等卷，出版时间主要集中在1980～1981年前后。
人选作品往往横跨流行小说和严肃小说两路，作者多为当时尚不为国人熟悉，但在境外却举世闻名的大家，如格雷厄姆·格林、西麦农、迪伦马特、埃勒里·奎恩、钱德勒等。类型近似的选本还有同时期冯亦代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编选的“国外惊险小说”系列。
4．现代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三联书店出版，中国社科院文学理论研究所组织编译。主要收人国外近现代重要作家的理论、访谈、创作谈，为整个1980年代所翻译的文艺理论著述中，对作家最具指导价值的经典选本。其中尤以《美国作家论文学》《法国作家论文学》《英国作家论文学》等具有珍藏价值。
5．文化生活译丛三联书店所推出的一套文化类译丛。初期文学书目占了相当比重。其中，《番石榴飘香》（马尔克斯的谈话录）、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人类群星闪耀时》及《阿瑟·米勒论剧散文》等均有一定影响力。
6．作家参考丛书作家出版社于1980年代后期推出的人文类丛书，出书速度较慢。率先译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为了告别的聚会》《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引爆了其后十多年的内地“昆德拉热”。其他有影响的书有《攻击与人性》等。
7．外国散文丛书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代后期开始推出的散文类丛书，影响延续至今。代表书目有巴乌斯托夫斯基《金玫瑰》、儒勒·列那尔《胡萝卜须》、邦达列夫《瞬间》等。
8．当代美国小说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开始出版的一套小丛书。预告的书目中列有八种，均为大师级作者作品。包括塞林格《九故事》、罗思《再见，哥伦布》、贝娄《挂起来的人》、莫瑞森《秀拉》、欧茨《爱的轮盘》、麦克勒斯（也译作卡森·麦卡勒斯）《心是孤独的猎人》、马拉默德的《新生》。后两种我只见到书目，这二十年中没见到过书。倒是到了1992年，又出过一本不在书单上的约翰·巴斯的《路的尽头》。那可能是此套丛书中的最后一本吧。
夫卡最初接触到弗朗茨·卡夫卡的名字，是在1985年，我大学第一个学期《文学概论》课老师开列的书单上。不久就在刘索拉的小说《你别无选择》里也看到，后面还跟着个格里格。显然，卡夫卡的名字在知识界和上一代文艺青年间，已然小范围地流传了一阵。
查了一下手头较早的几个1980年代出版的卡夫卡著作中译本，出版时间如下一一《城堡》，汤永宽、陈良廷、徐汝椿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1月第一版，印数50000册。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孙坤荣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5年8月第一版，印数9000册。
《诉讼》，孙坤荣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6年2月第一版，印数11400册。（另一版本的名字直译为《审判》，出版日期当在更前。）相关传记则有——《怪笔孤魂一一卡夫卡传》，[日]三野大木著，耿晏平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7年11月第一版，印数14645册。
《卡夫卡传》，[英]罗纳德·海曼著，赵乾龙等译，作家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印数8000册。
《卡夫卡传》，[联邦德国]克劳斯·瓦根巴赫著，周建明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4月第一版，印数4500册。
对于卡夫卡的翻译、介绍和研究，几十年来在内地一直没有停止过。而由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东西被译介得较晚，卡夫卡在整个1980年代，不仅是西方现代主义小说的一个源头，也是距中文阅读最近的一个代表。虽然相较于马尔克斯和后来的米兰·昆德拉，卡夫卡的作品似乎从未达到过被争相传阅的地步，但它们绝对属于常销翻译作品中的“显学”。
卡夫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与其风格的流行度是不成正比的。
为什么是这样？我想，处于叛逆青春期的文艺青年钟爱“世界苦”主题，而心智成熟些的人，大部分却更渴望读到能给人带来希望的作品，这样一种反差似乎是原因之一。我曾这样在一篇文章中谈卡夫卡——他有他自己独特的风格。但这风格远称不上完美，它只是一种成长中的东西，是胚胎，令人印象深刻。可惜的是，多年来，西方的教育和我们的自我教育，都把这印象深刻的胚胎视为了大树。
多年以来，他的书总是放置在我的书桌或书架最为便利的位置，以供随时学习。他梦魇般的世界以及黛玉焚稿般的遗嘱更令我对有关他殉道者的形象深信不疑。直到某一天，我忽然从史料中发现，他是那么喜爱狄更斯和高尔基，并为自己对布拉格描写的笨拙而痛苦。那么，有关他临终的决定会不会与此有关，而与他对世界的看法无关？
……在我们这里，人们对现代艺术的热衷，更多是和大家的青春期压抑以及对世界文明的蒙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加缪、迪伦马特、黑塞这三位作家的中译本渐次登陆中国时，并没有像莫里亚克、萨特和马尔克斯那样引起广泛的轰动，但在文化圈内各自拥有一部分坚定的爱好者。
1985年初冬，在北京朝内小街人民文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专程来买《卡夫卡短篇小说选》的我，在卡夫卡的旁边看到了另外一本书——《加缪中短篇小说集》。从此，《局外人》《约拿》《生长的石头》，甚至包括另外的《鼠疫》《西西弗神话》《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正义者》等，均成为我藏书中的至爱。
这些书既改变了我对文学和小说之于社会功用的理解，也使我意识到：要做一个理性的、带有“与时代抗辩”气质的艺术家，等待这个人的，或许并不一定就是像萨特、毕加索或海明威那样的张牙舞爪、轰轰烈烈，更多的倒可能是一种在世人怀疑目光中的独守。
长得酷似《卡萨布兰卡》里酒吧老板瑞克的加缪，其实是文学翻译作品中“热门中的冷门”。加缪为什么会被翻译家们不约而同地译介到中国？我认为，起初是沾了存在主义的光，后来则是因为加缪是诺奖获得者。郭宏安先生翻译的《局外人》稍微给人一些语言上的回味，杜小直译的《反与正》（收在《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加缪散文集》里）文笔稍显活络以外，在绝大部分译文里我们是体会不到的。所以说，加缪给中国作家与学人的启发，更多还是思考角度上的。
不过遗憾的是，大多数人都把加缪置于存在主义这个大背景下来研究，没能把他视作特立独行的思想家；要不就是将他理论中的荒诞命题与西方戏剧里的荒诞派理念混为一谈。这种急切中的生吞活剥式学习在中国当代各领域比比皆是，构成了国人对许多理念无论是理解还是研究上的似是而非。
内地读者对迪伦马特的了解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侦探小说家一戏剧家—严肃作家一文豪。
认为迪氏是侦探小说家，是因为一些出版社在1980年代初，推出过不少国外侦探、惊险小说丛书，他的《法官和他的刽子手》
《诺言》都曾进入多种选本，且反响强烈。
认为他是戏剧家，是因为外国文学出版社推出过叶廷芳等编选翻译的《迪伦马特喜剧选》，其中《贵妇还乡》被改编后登上北京人艺的舞台，《天使来到巴比伦》则被青艺搬上舞台。而像《罗慕洛斯大帝》等剧，进入1990年代以后还被林兆华这样的重量级导演搬上舞台。所以对于一些狂热的话剧爱好者，迪伦马特的名字并不陌生，只是不知道能不能跟《诺言》的作者对上号。
认为迪伦马特是严肃作家的读者，要始于读到那本上海译文版的《迪伦马特小说集》（张佩芬翻译），这里面除了上面提到的两个被人归为“侦探、惊险”序列的中篇以外，像《抛锚》《彼拉多斯》等篇的写作方式均给人以震撼。迪伦马特的小说自成一格，无论前辈大师还是同时代的名家，都很少有他这样绷紧神经的写法，且文风游走于通俗和精英两种趣味之间，使人很难将其归纳。所以1980年代出道的一些内地先锋作家，有些人会从他的个别作品里吸取养分，却很难说有什么人真学到了他这种雅俗通吃的“怪异”趣味。
赫尔曼·黑塞（或译“海塞”、“赫塞”）在读者中的知名度介于加缪和迪伦马特之间。比前者小，比后者大。到1987年左右，他因为漓江出版社推出“诺贝尔奖丛书第二辑·海塞卷”《荒原狼》
的译本而受到读书界的关注。这本描绘中年人精神困顿的小说，对社会与时代有着广泛的思考和剖析。尤为难得的是，这样一本小说是以主人公的主观视角来叙述的，结构也是开放式的，形式上的创意，与内在情绪的充实、涌动，构成了奇妙的组合。此书也是黑塞在五十岁左右，最为自我认可的一部作品。
《荒原狼》引起中国读者的共鸣，我认为首先是在于主人公哈立·哈勒内心时不时感到的那种孤凛。这种情绪，无论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年，还是一些成年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会有所感应。其实在《荒原狼》问世前，黑塞的《彼得·卡门青》（百花文艺版，漓江版的《荒原狼》里也收录了该书，但是译为《彼得·卡门青德》）以及《在轮下》《赫尔曼·黑塞小说散文选》《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均为上海译文版）均已出版，但关注的读者却很有限。这一点，大概从后来1980年代黑塞的作品中译本《黑塞抒情诗选》《德米安》（出版时不是这个名字，被译者改成了跟“青春”
之类的词沾边儿的书名，我忘了），一本的发行量不如一本，可以得到证明。
黑塞是个有着强烈经院气息的诗人小说家，其作品，冥思与迷狂两种气质交相辉映，出世与人世精神相辅，东方与西方宗教、文明融会，这些都是他小说复杂构成的所在。冥想的安静、修士般内敛式思维的外衣下，隐藏着的却是他对人间诸般成长与煎熬的强烈关切。这样一种小说风格，在我们这种较少日常宗教生活背景的国度里，确是很难得到广泛共鸣的。
但作为读者，我个人非常喜欢黑塞。因为他所有的作品里，都具备了一种理性与激情的均衡。
它们启发我从自己的文学学徒时期开始，就时刻注意不要盲从身边的世界，同时也不要因为冷静而丧失掉对事物和时代的密切关注。
在后来这些年的人生旅途中，我一度会哑然失笑地自问：中国内地像我这样热爱黑塞，狂热地搜罗他各种译本的读者还有没有？
有一阵我以为没有了。可是在2001年，因为受出版商之托，编选一本BBS网帖精华，发现了一个女孩建的中文黑塞主页，虽来访者寥寥，但却做得很精致。当时看到后我有一点感动，也从上面选了两条有质量的帖子编人书中，可惜，最后还是被没眼眉的出版者删掉了。
黑塞在1980年代末还有一本作品的中译本，那就是内地“内部翻印”的台湾远景版“诺贝尔文学奖全集”第二十五卷——《赫塞卷·玻璃珠游戏》（林秋兰译），因为是缩印版，且定价在当时不菲，买的人更少。
上面三位在中国读者中相对不那么热门的名家，给1980年代的中国读者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留下了多大影响？
对此，我是这样想的：一个作家、一本书，是否造福于读者、时代和社会，有时不能仅仅看其传播的范围，而要看其主张和内容，是否对所涉及时代人们的认识构成了某种不可忽视的启迪与丰富，甚至是矫正！从这个意义上，加缪、迪伦马特和黑塞对于1980年代内地文化的影响是积极的，也是深沉、久远的。其重要的影响成果，或许不用再出十年，就会在中国文学的主项——诗歌、小说、随笔中得到全方位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