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7月1日～1991年2月19日）
舒心欢乐的六个月
国王恩赐的那幢房屋坐落在塔尔加，离马拉凯什只几公里，是卡萨布兰卡有钱人的高档住宅区。父亲在世时，内政部长曾把那儿的一座庄园借给了我们，我们每年寒假都喜欢到那儿去度假，而且，每个周末，都去那儿骑马。
周围的别墅中，只有我们的那一幢是最孤立的，四面有高墙围着，从外面望去，只能看见里面的大树树冠。一座荒芜的花园围绕着别墅。这幢别墅想必是殖民时期留下来的，很宽敞、庞大，外表虽谈不上漂亮，但看着还是蛮惬意的。
在比尔一杰迪德待过之后，我们觉得这儿宛如一座宫殿。房子里有数条长走廊，房间敞亮，格局各异，我们非常喜欢。大部分卧室都在楼上。我同玛丽亚同住一屋。苏卡伊娜、米丽阿姆、阿代拉蒂夫和妈妈各住一间。拉乌夫想与女眷们分开点，便选了楼下朝花园的那间房。阿苏拉和阿利玛则住在厨房旁边。
别墅里，像有钱人家的漂亮房屋一样，有两个客厅。小的那间客厅布置成欧式的，有一张长沙发和几把软垫坐椅，围着一个很大的壁炉。大的那间是按摩洛哥风格布置的，地上铺着软垫，摆放着一张矮桌。我们这么多年缺少光亮，见到雪白的墙壁、无数的窗户和那么多的电灯开关，真的是喜不自胜。我们有冷热自来水供应，有豪华的卫生间和浴缸，奢华至极……
这当然算不上是天堂，但是，对于比尔一杰迪德的囚徒而言，这与天堂不相上下。
弟弟妹妹们开心极了，到处疯跑，又喊又叫又笑，为有了自己的房间而兴奋不已。不过，我们仍旧生活在高墙之中，仍旧有警察监视，仍旧不许外出，不许散步，仍旧不许像个人似的活着……
这儿仍旧是一座监狱，尽管它看上去是一座真正的别墅。我们如此梦想的那份自由到底在哪里？为了不扫弟弟妹妹们的兴，我压住了我的疑窦，假装十分开心，与他们保持同步。
“是呀，太棒了！是呀，我们要过好日子了！不过，这该不会是暂时的吧？
让疑窦见鬼去吧，过一天算一天，以后的事先别去想它。
我们有权得到我们想要的家具物什、衣服鞋帽和日常用品。我们只要说出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书籍、唱片、录像带、纸张、本子、钢笔、女性杂志和摩洛哥报纸。至于外国报纸，比如法国的《世界报》、《自由报》什么的，那是想也别想有的……他们还为我们送来一套音响、一台电视、一台录像机和几个收音机。但是，如果我们不服从管理的话，我们就看不成电视。
马拉凯什的头头及其副手们负责为我们采购。第一天，他们建议我们列一张购物清单，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喜欢要的所有一切。
我对“所有”一词没有马上反应过来。我觉得9个人一个星期来1公斤肉就足够了。写下“黄油”一词，或者想一想它，我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没有明白我为何这么迟疑，可我就是犹疑不决。
“我们可以要点水果吗？可以要点鲜奶吗？可以要点巧克力吗？可以要点糖果吗？这些食物不在禁止之列吗？我疑惧地问道。
他们说这毫无问题。只要我们要，他们就去买了送来。渐渐地，我们的胆子大了起来。食物成了我们心中唯一的所想，成了我们唯一的存在理由。我们每天晚上都在认认真真地考虑，第二天该要些什么，我们还同警方提供来为我们服务的厨师商量。这个诚实的人刚来时，并不会烧菜做饭，可4年以后，离开我们时，他已经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大师傅了。
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伙食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我们要吃煎薄饼、煎鸡蛋、冰淇淋、水果罐头……而且，每天还都得有一个大奶油蛋糕……有了这么多的美食，我们又恢复了生活的乐趣。
我经常半夜惊醒，浑身是汗，总是噩梦不断，一些可怕的回忆重入梦境。我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比尔—杰迪德？波洛？伯纳伊什？这些幽灵总缠绕着我。我立刻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蹑手蹑脚地下楼向厨房走去。这时候，我便会碰上我的一个家人，他们也因同样的原因惊醒过来，手里托着一托盘的食物。
“是你吗，拉乌夫？
“你在吃什么呢，阿代拉蒂夫？
我们会立刻发出笑声。我们一起往冰箱那儿走去，彼此还要比较一番都拿了些什么吃的。我们一起暴饮暴食起来。这种夜宴让我们感觉到我们已经不再在苦牢里了。
我们肚子里缺食，我们缺乏营养，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病痛。我们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发烧，我们患有溃疡、蜂窝组织炎，我们掉头发，肌肉萎缩，瘦得皮包骨头，牙齿脱落，我们……我们猛吃猛喝，还不停地塞维生素等各种药物，可是，常年的缺乏营养，即使这么恶补，也无济于事。
为了恢复体力，我每天早晨坚持锻炼：慢跑、做，同两个弟弟踢足球。我要求他们替我买一些有关运动员食品方面的书籍，渐渐地我在这个方面成了活的百科全书了。我按照运动员的食谱吃了两年，但是，身体状况仍旧一塌糊涂。不过，我仍旧强迫着自己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如同一位残疾人在重新练习走路一样。
白天，除了锻炼，其他时间就是听音乐和看书。我像贪吃食物一样，如饥似渴地在读书：长篇小说、中篇小说、二战历史书籍和俄国历史书籍，我都非常爱看。一开始，我并不满足于看书。我觉得自己知识实在是太贫乏，所以记一些段落，背一些诗歌。我遇到生词就查词典。我读波德莱尔和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我像个小学生似的模仿他们遣词造句。
有人给我偷偷地送来一台打字机，是我外祖父的。在弟弟妹妹们的一再追问之下，我开始重写我在狱中讲给他们听的“故事”。我开始在为一个剧本做些笔记。我还坚持记日记。
我拼命地看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即使其中的大部分看得我莫名其妙。我觉得《外星人》就像是个难解的谜。我对飞碟、太空以及影片的哲理一无所知。我与现实脱节了15年，看来是难以弥补的。
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不明飞行物。
苏卡伊娜喜欢画画和听帕特里西西·卡阿斯的歌曲，后来她一直对这位歌唱家着迷；阿代拉蒂夫喜欢踢足球；拉乌夫开始通过函授学习法律系一年级的课程；妈妈爱听她所喜欢的新闻，并且对听到的新闻加以分析研究。我们各人按照各自的方式在补课。
每天晚上，我们都要聚在一起开心地玩，每个人都穿上自己最漂亮的衣服。一到晚上7点，屋子里便热闹起来。我们熨衣服，给裤子缲边，做头发，涂脂抹粉，给手指甲和脚指甲涂指甲油。然后，大家齐聚在客厅里的一张堆满食物的大餐桌前。
随着生活的重新开始，我们又学会了表达自己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激情。我们把自己的“战斗服”收进衣橱里，我们又变得像个人了。我们的身体又恢复了生机。
我经常会感到苦恼，心乱如麻，如同一个少女在听到忧伤的歌曲时不禁会暗自神伤一样。因为我虽然已经30多岁了，可我却仍然是一个少女，对爱的渴望时时流露，我经常独自一人在自己的房间里抽泣上几个小时。
我们对一首歌曲百听不厌，那是由夏尔·阿兹纳乌尔主演的《正义者之光》中的主题歌，歌名为《八》。
我们打开音响，彼此挤在一起，齐声合唱歌中的叠句：
“人，死是为了再生……”
是不是阿兹纳乌尔那刺痛人心的嗓音让我们听了止不住啜泣流泪？或者是那似乎专为我们而写的歌词让我们悲痛难忍？
每天早上，艾尔·阿杰警官都要到别墅来看看，了解一下我们对自己的生活环境是否满意。其实，他是负责探听我们移民加拿大的决心到底有多大。我们不会上他的当的。
我们是深知我国政府的行事方法的：先来一些甜言蜜语，再通过恭维、夸奖来麻痹我们，装作凡事都从我们方面考虑的样子，最后，趁你放松警觉，出其不意地提出一个让你落入圈套的问题。幸好，我们已经是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方面的行家里手了，我们也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尽量地套对方的话，多获得点消息。
我们仍处于期待之中。我们的法国律师，达尔特维尔律师和基埃杰曼律师再没有任何信息传来。他们的音讯全无令我们焦虑不安。诚然，我们的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是，我们的人身自由仍然受到限制，我们只能在这片空间里走动、呼吸、奔跑。如果一直如此的话，我们仍旧是个囚徒。
7月3日，他们终于通知我们乔治·基埃杰曼要来。我们这是第一次与他会面。他见到我们非常激动，而且对我们的人格非常地敬重，对我们说了几句经过仔细推敲的简短话语。战争期间，他的一些家人死于集中营，他了解我们是如何熬过来的，深感有责任为我们的案子辩护到底。他保证要让我们全部重新获得自由。
他的话我觉得说得言之凿凿，充满了对我们这几个受到迫害的人的真切的同情。总算有人为我们伸张正义了，总算有人承认我们的受害者的身份了。总之，有人了解我们了，这让我们心里热乎乎的。
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几天前面见国王的情况。国王在谈到我们时充满着热情和怜惜。他把我视作他的女儿，并告诉我们的基埃杰曼律师说，他曾经教导我，抚养我，还讲了我开始时曾经挨过他的打，以及我小时候淘气，搞恶作剧，这让他大笑不已。
国王声称，在这起不幸的事件中，我是他唯一感到棘手的人，还有阿代拉蒂夫，他也为我的小弟弟而深感痛楚。
基埃杰曼律师似乎为我与国王的这种父女之情所感动。他此前并不知道我儿时的这段经历。
“您知道，玛丽卡，”基埃杰曼律师说，“在我与国王交谈的3个小时中，他经常提起您的名字。陛下非常爱您。”
我们同他一样对陛下所流露出的这种儿女情长深表怀疑，但是，我们只是把这种怀疑埋在心里，没有表露出来。
基埃杰曼律师要求国王释放我们。国王倒是没有反对，但是他不肯放我们去法国。他的理由让我们觉得似是而非。他声称他担心摩洛哥的某个社团成员会对我们下毒手。基埃杰曼律师把陛下的这种担心转告给了我们，可我们感到，他在转达国王的这种担心时，是带着某种嘲讽的。
可是，基埃杰曼律师立刻回答道：
“陛下，乌夫基尔一家想移居加拿大。”
国王显得十分惊讶。他思忖了一下，然后提出让我们去以色列。他说的倒也符合逻辑。我父亲在以色列享有声誉，人们至今仍在怀念着他，因为他让成千上万的摩洛哥犹太人移居以色列了。
其实，陛下的本意在于把我们送到一个处于战火中的国家，那儿有不少的宗教激进组织分子，可以随意地鼓动他们中的某一个把我们干掉。
基埃杰曼律师感觉到其中有诈，便好说歹说一味地坚持着。
最后，基埃杰曼律师得到了陛下的保证，允许我们获得去加拿大的护照和签证。陛下不想再听到我们的名字，而我们则必须保证对自己的遭遇闭口不言。
基埃杰曼律师代我们作出了这一承诺。
基埃杰曼律师还转告了我一个信息。阿兰·德龙给他打过电话，向他保证与我们的友谊始终不变。阿兰·德龙准备在物质方面帮助我们，并说如果必要的话，愿意为我们提供打官司的费用。不过，基埃杰曼律师补充道，阿兰·德龙不会在政治立场方面作出表态，因为他在摩洛哥还有股份。
阿兰·德龙的这番表态使我深受鼓舞。这么说来，他没有忘记我，他肯定收到了我们在狱中所写的求助信，我们是写给一些政界人物和我们的一些老关系的。在这些人中，他是唯一的一位作出表态的人，这让我感激不尽。不过，我没有接受他的恩赐，我让基埃杰曼律师代我向他表示谢意。
这一年的夏天酷热难当，不过，我们并没觉得有多难熬。我们出发去加拿大的日期定在10月末，我们还得忍受一段热浪的袭击。可是，我们心中无比地欢快、惬意，感到胜券在握。我们即将重新开始我们的新生活。
未来让我们心向神往。我们拟订了一些最荒谬的计划。我们想着将来全都住在一个大庄园里，有7幢房屋，彼此由一条通向游戏厅的地下走廊相连着。我们全都独身，不言婚配，但是，都有许多的情人。我们彼此永不分离。小的继续学习，大的就去工作。
我们又开始像以往那样胡思乱想开来。
那种别人想要除掉我们的阴影不时地闪过我的脑海，但是我却在竭力地把它摒除之，就像我总在避开认为眼前的事是不可能的那种想法一样，因为这事太美好了，不像是真的，我们永远也不会获得自由的。
我的外祖父终于获准前来看望我们。像通常一样，我们是最后一分钟才得到通知的。外祖父于10月10日到来。他已经是72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仍旧精神矍铄，气宇轩昂，腰板笔直，脸上稍稍有点皱纹。只是他两眼湿润，流露出他内心的痛苦、酸楚。他一见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便忍不住抽泣起来，久久地难以平复。
外祖父紧紧地搂住了妈妈，然后，轮流地搂了我们每一个人，用充满忧伤的温情的目光看着我们大家。他似乎支持不住了。毫无疑问，他在为我们悲伤，看到我们落到这步田地，往日那天真稚气的孩子的面庞竟然如此苍老，不能不悲从中来。我们已经大变样了。我们从他的目光中看出，我们已经成了幽灵，没有了人的模样。我们的死而复生简直是个奇迹。见到外祖父后，我们便明白了，我们与活人的世界相距有多么遥远。
我喉头发紧，但我不能哭出来，我甚至都不敢喊出外祖父的名字。小时候，我总叫他“阿杰老爹”，这个称谓至今仍旧保留着。但是，自从父亲死后，我就再也喊不出“爸爸”、“老爹”这样的词儿来了。
不过，这相会的时刻对大家来说都是激动万分的。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见过妈妈是那么的高兴了。她依偎着外祖父。这么多年来，他一直四处奔走、呼号，意欲将我们从悲惨命运中解救出来。他接触过大赦国际、人权联盟以及其他许多组织。他给所有的政治人物写信；他晋见姆莱·阿伯达拉亲王，亲王允许他给我们寄些书籍来。
自从我们被转移到塔玛达格特之后，外祖父就没有我们的消息了。他曾多次认为我们已经死了，被枪杀了。有人告诉他说米丽阿姆因癫痫病发作死了，拉乌夫和我因为企图越狱被打死了。他的一个朋友甚至十分肯定地告诉他说，在阿维塞纳医院亲眼看见我们的妈妈的尸体了。
他无可奈何地在为我们举丧。我的小舅舅瓦伊德赌咒发誓地对他说，在巴莱尔家见到了我们姐妹兄弟4人，但外祖父就是不信。他跟我们谈及玛姆玛·卡迪扎之死，以及他的再婚。这些事，巴莱尔夫妇已经告诉过我们了。可是，我们不知道他又生了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拉乌夫”。
我们全都责怪不该取这个名字，因为不可以把一个活着的亲人的名字用在一个新生儿身上。
“可是，”外祖父哭着辩解道，“我一直以为你们全都死了……”
外祖父是想用这种方法来表达他对我们的怀念，这使我们深为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