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唐书》中“忠义”部分的笔墨是“孝友”部分的两倍。忠道地位的提升于此可见。与之相应，孝道必然要退居次要地位。《大唐新语》上有这样的记载：侍御史王义方欲舍命弹奏恃恩放纵的李义府，遂先告其母日：“奸臣当路，怀禄而旷官，不忠；老母在堂，犯难以危身，不孝。进退惶惑，不知所从。”母日：“吾闻王陵母杀身以成子之义，汝若事君尽忠，立名千载，吾死不恨焉。”义方乃备法冠而弹之。《贞观政要》中太宗也对侍臣讲了这样一个事例：昔隋将屈突通被高祖率兵追杀时，高祖遣其子往而招慰。通云：“吾蒙隋家驱使，已事两帝。今者吾死节之秋。汝旧于我家为父子，今则于我家为仇雠。”因射之，其子不得不避走。屈突通被擒后，高祖因其忠而授兵部尚书。太宗也认为“此之忠节，足可嘉尚。”不“以私害公”、“以私害义”，为君国利益不惜牺牲孝道，甚至大义灭亲，乃是唐士大夫的一般价值准则。即使提倡孝治，也只是为忠道的政治伦理服务的。
其次，从取士用人制度看，“举孝廉”以及九品中正制被科举制的取代，使孝道失去了对广大民众，特别是对士人阶层的吸引力。
废除自汉代延续下来的以“举孝廉”为核心的察举制度以及魏晋创制的九品中正制，而代之以科举取士制度，这是隋王朝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创造。唐代继续发展和完善科举制度，其实质是以才以功而非以德以孝举士。正如王夫之所云：“唐以功立国，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于学大夫置不讲焉。”当时朝廷也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取才制度的弊端，如贞观三年，唐太宗对吏部尚书杜如晦日：“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得获善人？”“举孝廉”和中正制的废除，其实就意味着孝德丧失了其在仕途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衬托。毫无疑问，科举制的实行，是对孝道的极大冲击。换个角度说，实行科举取士，使得孝道的推行失去了实际的动力，这是唐代孝道举而不行的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
第三，唐代孝道的弱化，除了上述原因之外，还有一个人文性的综合因素，那就是雍容大度、恢弘豪放的大唐气度从内在本质上排斥封建孝道对人性的束缚。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从政治上向四方八域的辐射，经济上的一系列改革创新，到文化上的三教合流，兼融并蓄，社会上价值体系的多元化，以及思想上的解放，信仰上的自由，人格上的无拘无束，无不昭示着大唐的开放风格。孝道的那种绝对服从，那种繁文缛节，那种苛严拘谨，那种不近人情，对豪放旷达的唐人无疑是一种严重的束缚，同时也与繁荣兴旺、蒸蒸日上的盛唐气象格格不入。如前述二程认为“唐之有天下数百年，自是无纲纪”，这从反面反映了唐代社会道德的实际状况。充满活力、务于进取的唐人是不拘小节的，他们似乎不屑于在细枝末节上斤斤计较，求全责备。他们更注重的是情感的寄托、心灵的充实和人性的完满。就这一点而言，孝道的被唐人忽略实属情理之中。
二、唐代孝道特点
孝道约束力弱化，并不是说唐代就完全不讲孝道。事实上，为辅助忠道，加强这样集权，李氏王朝在推行孝道方面也不敢懈怠。
隋唐皆以儒学为治国之策。如隋重臣苏威日：“唯读《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何用多为？”文帝深以为然。据载，唐玄宗天宝三年，“诏天下民间家藏《孝经》一本。”《唐律疏议>强调：“为子为臣，惟忠惟孝。”皇帝诏敕政令中，不乏尊老孝亲的条文。王公大人也有以孝而闻名者，如司空房玄龄“事继母，能以色养，恭谨过人。其母病，请医人至门，必迎拜垂泣。及居丧，尤甚柴毁。”许多贤吏也以孝道感人、化人，如《旧唐书》载，景骏为令时，有母子相讼者。章谓之日：“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清之地，何得如此？”他垂泣呜咽并取《孝经》读与母子。于是母子感悟，遂称孝慈。对于典型的孝子，朝廷或政府也不吝啬旌表门间、授官封爵、赐帛赏粟、蠲免赋役，乃至载人青史、扬名后世等各种形式的褒奖。如《新唐书?孝友传》中除为26个孝子单独列传外，还乡里名姓俱全地列举了217个受到上述种种褒奖者。《烈女传》中也另为5个孝女列传。由这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可知，与其他朝代相比，唐代在奖掖孝子方面是毫不逊色的。只是由于上述几方面的原因，使得孝道的倡导效果不彰、功效不著而已。
从新旧《唐书?孝友传》的记载来看，唐代行孝的方式，主要还是表现在尽心养亲、悉心侍疾、苦心居丧等方面，如上面提到的217个被提名的孝子中，有152人属于“事亲居丧著至行者”。孝感方面的记载也依旧不少。不过，唐代最突出的孝举是数世同居，新旧《唐书?孝友传》中因数世同居而受到彰励的孝子人数剧增。
先秦文献中已经有同居的记载，但累世同居之风兴于汉末，起因于统治者对孝道的极力倡扬，“颖川韩元长，汉末名士，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汜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是此风起于汉末。”对家族伦理的极端重视使得中国人视家族家庭为理想的家庭模式，以分居为不孝不悌，以五代同堂为美德。所以历代正史都把父子兄弟数世同居作为彰扬孝道的重要内容。
汉代虽然朝廷提倡同居，民间也视同居为至孝、至悌，但累世同居之家实际上寥若晨星。曹魏废除了“异子之科”，使父子同居合法化，特别是由于当时实行的户调制，使得人们为逃避从户之税而不得不合户同居。因而这～时期数世同居之户明显增多。不过，当时总的情况还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在而兄弟异，计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产，亦八家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
逮及唐代，政府一方面以同居为垂范加以旌表，另一方面以强制性的律令形式倡导同财共居，并把别籍异财列为十恶中“不孝”
罪的第一款。于是在道德的倡扬和律令的禁止下，上由达官贵人，下至平民百姓，同居之风气大盛于世，三代同堂是很普遍的事，钟鸣鼎食之家也屡见不鲜。如《新唐书?孝友传?序》中因“累世义居”而被提名者就有36人之多，仅次于“事亲居丧”而居于第二。
另外，新旧《唐书?孝友传》也有多例是以“累世同居”而孝名远扬的。这些数据显示，同居共财已经成为唐代社会推崇和流行的一种行孝方式。学者的研究表明，“唐型家庭”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家庭类型，平均每户人口达九至十人。
从现有史料看，唐代社会民间的真实情况也的确如此。日本池田温先生所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一书收入唐代99个完整的家庭，其中一对夫妇与父母同居的有21户，占21.1%；两对及两对以上夫妇与父母同居的有8户，占8.1%；父母已经去世，已婚兄弟同居的有13户，占13. 1%，合计占到42. 4%。而且由于当时的籍帐主要为征发徭役、征收赋税所用，因而难免存在着隐没丁男、降低户等等问题，这就使得一些同居的家庭在籍帐上没有反映出来。
再加上池田温先生所依据的主要是西域的敦煌、吐鲁番的文书，这些鄙壤远乡所受孝悌之道的熏陶教化当然不如中原地区。据此估计，当时中原地区同财共居家庭当约居半数或半数以上。我们从《旧唐书?孝友传》中摘录两例，籍以了解当时同居之概况：
刘君良，瀛州饶阳人也。累世义居，兄弟虽至四从，皆如同气，尺布斗粟，人无私焉。大业末，天下饥谨，君良妻劝其分析，乃窃取庭树鸟雏，交置诸巢中，令群鸟斗竞。举家怪之，其妻日：“方今天下大乱，争斗之秋，禽兽尚不能相容，况于人乎！”君良从之。分别后月余，方知其计。中夜，遂搅妻发大叫日：“此即破家贼耳！”召诸昆弟，哭以告之。是夜弃其妻，更与诸兄弟同居处，情契如初。
青州北海人吕元简，四代同居，至所畜牛马羊狗，皆异母共乳。
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北齐时，东安王高永乐诣宅慰抚旌表焉。隋开皇中，大使、邵阳公梁子恭亦亲慰抚，重表其门。
贞观中，特敕吏加旌表。麟德中，高宗……亲幸其宅，问其义由。
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
从史籍记载看，以累世同居而被列入正史孝传的，“《南史》13人，《北史》12人，《唐书》38人，《五代》2人，《宋史》50人，《元史》5人，《明史》26人。”宋代以后，与如火如荼的宗法家族制相应，在朝廷的旌表和理学家的鼓吹下，六世以上的“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开始成批涌现，同居世代的纪录不断被打破。十世同居的记载，在《宋史?孝义传》中就有五宗，如大理学家陆九渊之家就是十世同居的典型。《宋史》中累世同居的最高纪录竟然达到十九世。不过，最奇异的当数十三世同居的陈兢之家。《宋史?孝义传》说：
． 江州有陈兢者……九世同居，长幼七百余口。……每食必群座广堂，未成人者别为一席。有犬百余，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诸犬亦皆不食。
不仅九代七百多口人和睦相处，连一百多只狗也同时进食，这与犬豚同乳、乌鹊通巢的孝感传说一样，都反映了公众对这类孝行的钦羡。明清时期同居世代虽有所减少，如《明史?孝义传》中累世同居多为四世到七世，但历代政府对同居共财的提倡，以及律例将别籍异财悬为厉禁，使数世同居渐成习俗。直到光绪年间，仅湖南省五世同居共财的家庭还有1229家。所以四世、五世同堂在旧中国是常见的现象，也是家道兴旺的表现。
当然，不论政府如何提倡、彰励，由于普遍缺乏经济条件，这种被称作“义门”的理想家庭除了皇族和豪门大户之外，在普通民众中依然是屈指可数。事实上，从战国到清末，核心家庭（夫妻及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和主干家庭（以夫妻、子女为基本单位，包括父母乃至祖父母也与之同居的家庭）是我国家庭的主要类型，五口或八口之家是传统家庭的一般规模。如南北朝时，至少在南方，小家庭仍占上风，有的甚至父子兄弟陌如路人，“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
即使少数勉强历代累世同堂的大家族，实际上也是难以为继的。更何况社会上还存在着种种不利于同居的因素。比如在家庭规模最大的唐代，当时的赋役制度也对同财共居者有诸多的不利：
均田制使之所交赋役较多；按财产定户等的制度使之杂徭、户税加重；府兵制使之被征为府兵的可能性增大。这样，虽同室共居在唐代一直占着上风，但其实到天宝年间已出现父母健在兄弟别籍异财的现象，至于父母过世后兄弟异财分居的就更为普遍了。至宋代，已经有不少有识者觉察到义居同财的弊端，如袁采认为，“兄弟义居，固世之美事。……顾见义居而交争者，其相疾有甚于路人。……兄弟相爱，虽异居异财，亦不害为孝义。一有交争，则孝义何在？”反不如分居者，各惜其财，各勤其事。看起来，数世义居也诚非易事，个中矛盾纠纷、同室操戈等难言之苦滋味，只有当事人自己去体味了。
值得注意的是，《新唐书》中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间巷刺草之民。”《旧唐书》中也称前代史官传《孝友传》所录的多为间里乡间微细之人，因此特意捡录“衣冠盛德，众所知者”为之作传，但也不过二十多人。此前的《宋书?孝义传》也说：“若夫孝立闺闱，忠披史策，多发沟畎之中，非出衣簪之下。”可见，自汉魏以降，传统孝道已经在社会下层民众心中根深蒂固，成为一种“理所当然”
的习惯性心理和行为。不论社会意识、社会风气如何变化，“孝”都是普通人最基本的行为准则。据统计，在清代342名孝女孝妇中，出身或出嫁后属官吏阶层的12人，孝廉2人，缙绅富豪2人，知识分子80人，平民（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及其它社会最底层者）246人。平民占总人数的72%。可见，孝敬父母的优良传统在劳动人民中延续不断地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唐代子复父仇的事件也层出不穷，孝道与法律的矛盾较前代更为尖锐。我们接下来就详述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