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政权中，最先称帝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曹丕称帝是在公元220年，随后，刘备就号称要继承汉朝大统，夺回被曹魏强占的汉代宗庙，在公元221年称帝于成都。可是，最早建立了自己根据地的孙吴，却仅仅在公元222年，孙权自称“吴王”，到了公元229年才正式称帝，比曹魏晚了九年，比蜀汉晚了八年。为什么会这样？如果不了解孙吴建立江东政权的历史，不明白孙吴当年作为一个外来的“单干户”成为江东之主的艰辛过程，就无法真正体会孙吴称帝过程中，那姗姗来迟的脚步里面的沉重感。
事实上，无论是曹魏、蜀汉还是孙吴，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最后的一个最关键的步骤，就是“本土化”，即如何从一个外来的军事征服者形象变成一个本地的统治者身份。如果这个身份转变不能完成，那么外来征服者将永远只是一个殖民者，最终还是要被本土力量驱逐出境，而本土化的过程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处理好新君与旧臣的关系。孙吴政权最初就是由于过于相信自己的武力，而对江东士人大举屠杀，所以引起了变乱和反抗，最终不得不放弃“强干弱枝”的政策，屈尊降贵与江东旧臣联络，终于举步维艰地走向本土化之路。
当时，袁术由于想逐鹿中原，而孙坚此时是袁术手下的私家武装部下。孙坚为吴郡曲阿人，正在江东。孙坚死后，袁术把孙坚手下的军队分给孙坚的内弟吴景和侄子孙贲，并且任命他们控制长江中下游的渡口要津。这使得孙坚的儿子孙策对袁术不满，袁术也对孙策怀有戒心。而当时任扬州牧的汉朝宗室刘繇坐镇江东，袁术派孙策征讨，孙策奉命行事，乘机收回了父亲孙坚当年的军队为自己掌握。他攻打庐江，杀死了出身于吴郡大族的庐江太守陆康，陆氏宗族也有数十人死于这次战事，这是江东大族向来未有的大事，一时间震动了整个江东。
江东世代显赫的大族，有顾、陆、朱、张，称为“四姓”。孙策攻取庐江，杀掉陆康，让江东的平静局势被打破，刘繇也对孙策十分仇视，驱逐了吴景、孙贲。袁术想要夺取江东作为自己的后方，于是命令孙策渡江。孙策作为袁术的部下，接受袁术的命令渡江与刘繇作战，在当时的正统来说，是与朝廷对抗的僭越，从江东的局势来说，是江北势力的入侵。况且在此之前孙策还屠杀了以陆康为首的江东大族陆氏子弟近百人，江东大族对孙策自然怀有敌意，更何况孙策并不只是想完成袁术安排的任务，还想趁机脱离袁术，自己在江东建立一番功业，就更加会让江东大族疑惑。
随着孙策在江东的军事进攻节节胜利，取得了会稽、丹阳、吴郡三个郡，消灭了东汉政府在江东的主要军事力量，并进一步进行小规模的清剿。对孙策来说，没有军事根基的江东是容易征服的，但是他需要的不仅仅是江东的土地，还有江东的人才。要让江东的本土大族放弃抵抗和敌视，转而投靠他，才是孙策真正头疼的问题。在孙策渡江之初，所面对的几个主要问题有：江东地方的中下层势力和居住在山中的山越族聚众反抗，公开进行军事袭击，与孙策为敌；江东的真正实力派地方大族对孙策敌视，甚至与反抗孙策的武装互通信息，企图让孙策无法立足而离开江东，甚至想要孙策为死去的江东大族子弟偿命；客居江东的北方士人，因为不知道孙策的势力是否能够在江东扎根立足，所以采取观望态度，不与孙策进行真正的合作，更提不到为孙策效命。在这几个问题中，军事袭击对孙策来说并不难解决，事实上这些军事上的对抗力量并不强，孙策可以很容易制伏他们；客居江东的北方士大夫们的疑虑，也可以通过孙策政权在短期内取得的成绩来说服，所以争取他们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最难以对付的，就是江东大族对孙策的敌视乃至仇视，因为大族就是江东最大的社会资源，如果得罪了他们，或者就是你死我活的杀戮，或者就是孙策离开江东另谋出路，没有第三条道路可走。因而，孙策接受的最大挑战，就是来自江东大族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孙策要打开局面、站稳脚跟、经营根据地，这是刻不容缓的问题，如果要这样，就必须打破大族对他的限制和抵抗；但是，从江东地区的长治久安来考虑，又必须得到大族的支持与真心拥护。当下的紧迫任务与长远的政治考虑，使得孙策和孙权兄弟不得不分阶段去对待江东大族，也使得孙氏兄弟在追求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道路上选择了十分崎岖的建国道路。首先，为了眼前的利益，他们必须凭借自己在淮泗招募的军事力量来屠杀、慑服江东英豪，网罗那些寄居江东的北方士人，借此来壮大孙氏集团的力量，并在此基础上寻找能够和他们合作的江东豪族。
杀戮江东大族英豪的事情，大多发生在孙策渡江之后不久，这也是江东大族对孙策兄弟抵触情绪最为强烈的时期。孙策为了立威，大开杀戒，先后杀害了在江东享有盛名的许贡、周昕、王晟等人，使江东人士噤若寒蝉，提起孙策来又怕又恨。不过，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孙策稳定了江东局势，而且他也不是一味的滥杀，对大多数江东世族，他还是手下留情的。
国策转移与政权本土化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因为杀戮江东英豪太甚，而被江东人士设下埋伏受伤而死。表面上看来，孙策死在江东大族的暗算之下，好像孙氏兄弟在江东的政策失败了，实际上，这只是孙策孙权兄弟经营江东第一阶段的结束。孙策早就想好了政策转变的问题，他在临死时，令长弟孙权做自己的继承人，嘱托张昭等说：“现在中原正处在乱世，我们凭借着吴、越的民众，三江的险要稳固，足以坐观中原豪杰的成败，你们几位要好好辅佐我的兄弟。”随后，他召来孙权，把自己的印绶佩戴在孙权身上，表示要把江东主人的位子传给他，然后说了一段大家耳熟能详的话：
“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孙策当着张昭等人所说的这样一番话，既是对孙氏兄弟个人能力优劣长短的比较评估，也是面对着江东经营第一阶段接近尾声、孙氏兄弟的政权尚未完全打开局面时对继任者孙权的政治遗嘱。孙策希望孙权不要像自己那样继续和江东大族为仇作对，进行暴力上的镇压和武力上的征服，而是要转向文治，留意于选取贤才能人丰富自己的统治集团。俗话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孙策的这番嘱托，确实入情入理，完全可以作为孙权即位之后的政治准则。
孙权即位之后，首先面对的重大问题，就是原有的淮、泗集团的人才已经趋向凋零，没有后备力量，所以，他要争取那些尚存的淮、泗人士的拥戴，并与他们一起去争取江东豪族的认可，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改变孙吴政权入侵者的形象，才能真正与江东的本土社会资源融为一体。孙权也听从了孙策临终前的吩咐，按部就班地进行政策的缓慢转变。他按照事情的轻重缓急，先后推行了一系列的新措施。
首先是招纳人才，团结旧部。除了重用原来孙策在位时的班底成员张昭、张纮、周瑜、吕范、董袭、程普、朱治、太史慈等外，还“招延俊秀，聘求名士”。这其中，孙权的一个基本政策，就是以孙策时期的淮、泗集团作为中心，招募那些流落在江东的淮、泗地区人士，扩大自己的统治阵营。这是在还没有和江东大族正式交好之前，孙权采取的权宜之计。但是，当时因为孙策刚刚去世，那些客居江南的淮、泗人士还摸不清楚孙权是否能够巩固孙策创下的基业，所以顾虑重重，畏首畏尾。于是，孙权也不急于和他们确定君臣名分，而是采取了折中的办法，招纳他们进入自己的幕府，作为幕僚和门客辅佐他的统治。当时，张昭和周瑜作为孙策时代的文武两大支柱，在其中起到了献计献策、力挽狂澜的作用。在孙权、张昭、周瑜等人的齐心协力下，渡江南下的士人如鲁肃、诸葛瑾、步骘、严峻等都受到优待，给以重任。武将如从荆州投奔过来的甘宁，经过周瑜、吕蒙推荐，孙权十分器重，待之如同旧臣。对年轻能干的吴人陆逊，也招致幕府任职，“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经过亲自考察和谈话，孙权还认识了吴县县丞广陵人吕岱，逐步予以重用。这样，六七年间，做到了“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从而使孙氏在江东的统治稳定下来。
孙权任用淮、泗一带的人士作为幕僚，还有一个更加长远的影响。因为江东大族虽然不和孙氏政权合作，但江东大族也喜欢招募门客幕僚，而其中也有来自淮、泗地区的士人。他们和孙权的幕僚门客们经常有来往，了解到了孙权礼贤下士、倾向文治的特点，并回去报告给了他们的主人江东大族。江东大族知道之后，自然对孙权的防备和猜忌慢慢消除了，这就为孙权和江东大族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其次就是注重施政形象，逐步改善和江东本土豪族的关系。经过孙权、张昭、周瑜几个人的努力，来自淮、泗地区的文人武将数量增多，扩大了孙权政权的统治基础，而且孙权还十分注意招募江东士人，到了建安年间，他手下的臣子、幕僚、门客中已经有了不少的江东人。然而，这个时候孙权和江东大族还没有真正改善关系同心合作，所以他要考虑如何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拉近他和江东豪族的关系。孙权在这方面先是加强自己的形象建设，不但礼贤下士优待士人，而且待人谦恭，有礼有节，和兄长孙策的豪强霸气有明显区别。所以，江东大族成员也逐渐开始出来加入孙权的政府，孙权也注重和大族联姻，建立亲密关系。这个阶段，江东大族和孙权保持着一种微妙的关系，既不抗拒孙权，又不全力支持他，所以，孙权进行了另一个措施，就是纵容江东大族，给予他们极大的经济、社会自由，鼓励他们兼并土地，甚至公开赏赐土地、劳动力和军队给他们。有了实际的利益，江东大族明白了孙权合作的苦心和诚意，慢慢接纳了孙权，承认了孙权对江东的统治，孙权才真正地和江东大族成为密不可分的战略联盟了。然而，这一切，已经是曹丕、刘备称帝之后的事情了。
仔细观察孙策、孙权兄弟经营江东的历程，可以看到，他们在政权本土化的过程中，走过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江东大族不服孙策的统治，进行公开的对抗，孙策则用暴力镇压和杀戮的手段来震慑他们；第二个阶段，是孙策去世、孙权即位之后，孙权想借助江东大族的力量维持统治、扩大统治基础，江东大族也觉得有投靠孙权集团的必要，于是二者开始了合作，但合作程度仅限于君臣关系，并不真正具有荣辱与共的联盟；第三个阶段，是孙吴起家的淮、泗集团已经后继乏人，孙吴必须和江东大族建立攻守同盟，江东大族也从孙权的表现中认识到完全可以依靠孙权发展自己的家族势力，于是二者进入了蜜月期，江东大族的人物成为孙权朝中的领班人物。为了实现政权的本土化，孙策孙权兄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但称帝时间被一再推迟，而且孙策本人也被江东大族派人杀害，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悲剧。
）3.“托孤”大有学问
刘备的托孤遗言，所谓在关键时刻令诸葛亮对蜀汉政权“君可自取”的嘱咐，正是为了在接受遗命的李严面前，突出诸葛亮的特殊地位，诸葛亮可以为了刘备集团的利益，不顾君臣名分，走向前台，自取帝位来与旧人们相抗衡。
权力交接的肯綮
一个老皇帝去世，一个新皇帝登基，这在君主制政体下是十分自然的事情，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象征意义存在。不过，如果老皇帝的去世和新皇帝的登基，在国策上有一定的转移，那么这个皇位更替就有特殊的作用了，一方面是皇位继承带来的新君和旧臣的关系，另一方面是代表着新政策的新君和在旧体制下的旧臣之间的关系。这两重关系累加起来，就让君臣关系和政治结构变得复杂起来，所以，虽然皇位交接是以皇帝个人寿命作为分界线的，但这个自然分界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分界存在。
如果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么老皇帝就要面临双重的选择：既要选择好能够贯彻国策转移精神的继承人，又要选择好可以辅佐新皇帝进行国策转移的“顾命”大臣。
作为三国中苦守西陲的国家，蜀汉政权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内外的危机，而蜀汉的开国君主，刘备虽然在建国过程中没有太多的功业，完全靠自己和诸葛亮的纵横之术发展势力，但在身后的继承人问题和国策转移的问题上，他却煞费苦心，炮制出一个绝妙的方案。
蜀汉章武三年（223年）春，刘备因为发兵攻打孙权失败而病死在白帝城。在此之前，刘备因为病倒在永安（白帝城），无法回到成都，便紧急下令，把诸葛亮从成都召到永安，交代后事。刘备的托孤之语十分有意思，他对诸葛亮说：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