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并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干部工作理论。西柏坡时期革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为培养大批这样的干部，西柏坡时期，创办了许多短期训练班和高级干部教育培训学校。如马列学院、华北联合大学、东北军政大学、辽东人民军政学校、辽南建国学院、西北军区人民军政大学等。其中华北联合大学是解放区里较早的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她是1939年由延安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工人学校、安吴青年训练班等院校合并成立的综合性大学。当时，这所综合性大学条件非常简陋，甚至没有固定的课堂，何干之院长在秋收后的打谷场上为学员讲授过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课，郭晓棠教授在地主的祠堂里为学员讲授过社会发展史，林山、俞林教授在枣树林里为学员讲解过新民主主义论和解放区建设。
通过这些学校，有针对性地对干部进行系统的教育和培训，并为我党教育培养了大批具有理论知识、业务素养以及有实际建设能力、管理能力的“学习型”领导干部，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3.加强党的工作作风建设，把务求实效作为做好工作的基本要求
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党都十分注重党的工作作风建设。西柏坡时期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工作作风建设，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许多经验、做法值得总结、效仿。
第一，忘我工作。西柏坡时期正是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夜，全党上下都在夜以继日地工作，党中央五大书记屋子里的灯常常照到天亮。例如：
刘少奇同志在筹备全国土地工作会议及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期间，由于工作繁忙，操劳过度，导致胃病复发，体重降至48公斤，但他依旧抱病下乡，几次病倒在调查的路上。有一次，他胃痛难忍，被当地老乡用毛驴车拉了回来。这件事情发生后，他就常带着暖水袋下乡调查。毛主席知道后十分关心，致电刘少奇、朱德同志：“少奇身体有进步否，望安心休息一个月，病愈再工作。”刘少奇看完电报后，心情非常激动，为了让主席放心，他在向中央报告土地会议准备情况时特意加了一句：“我病已痊愈，身体恢复，可以工作。”其实，他的胃病并没有痊愈。由于胃疼，在土地会议期间刘少奇经常抱着暖水袋与大家座谈讨论。由于胃疼，加之天气炎热，胃部又放了一个暖水袋，他脸上的汗水直往下滴，湿透了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即使这样，他仍然坚持开会，目的就是让农民早一天获得属于自己的土地，为大决战提供人力和物资保障。
任弼时同志曾两次被捕入狱，身体遭到极大摧残，因此，西柏坡时期虽然他是五大书记中最年轻的一位，但却是身体状况最差的一位。虽然身体不好，但仍恪守“能坚持走一百步，就不该走九十九步”的准则。正是因为恪守这样的准则，虽然他身患多种疾病，而且医生规定他每天工作不能超过4个小时，但他却多次违反医生规定，常常与其他书记彻夜不眠地研究全国的战局。由于疾病缠身又不注意休息，任弼时年仅46岁就离开了人世。叶剑英同志对他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
中央到达西柏坡后实行集体办公，由于工作紧张，中央五大书记每天吃饭都不准时，一般晚上八点钟时，主席才吃当天的第一顿饭，朱总司令吃当天的第二顿饭。晚上一两点钟，主席才吃第二顿饭，总司令等人吃第三顿饭。正是这种废寝忘食、公而忘私的干劲儿，教育、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在全党形成了一种良好的工作作风。
第二，把群众当亲人。如果把党比喻为泉水，那么群众便是泉眼，泉涌泉水才能长流；如果把党比喻为大树，那么群众便是土壤，土沃大树才能根深。历史经验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党群关系密切，我们的事业就顺利发展，反之，我们的事业就遭受挫折。正因为如此，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满怀深情地指出：“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党和人民群众的鱼水关系在西柏坡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刘少奇赔树苗；毛泽东教农民播稻秧，让群众看电影，居住的院子猪圈鸡窝不让拆除，让小商贩进村卖货方便群众生活；指战员帮助群众治病、挑水、扫院子……一点一滴都是党把人民群众当亲人的真实写照。中国有句古语：“得民心者得天下”，我们党深知这一点，所以时刻把人民群众挂在心上，由此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坚强支持，取得“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迎来新中国。所以，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必须以民为本，只有以民为本，党才能因民而兴。
第三，实行集体办公。中央前委、后委、工委都到达西柏坡之后，中央书记处开始实行集体办公。每天晚上8点左右中央五大书记集中在毛泽东那里，常常工作到天亮。由于实行集体办公，重大事项经过商讨，很快就能决定；毛主席起草的电报，五大书记当场就可以轮流传阅，电报很快就能发出去，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第四，尽量开短会。好的会风，反映好的作风。开短会是我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也是西柏坡时期党风的一个突出表现。毛泽东所倡导的会风是：必须注意每次会议时间不可太长，会议次数不可太频繁，不可沉溺于细小问题的讨论，以免妨碍工作。在会议前，对于复杂的和有分歧的重要问题，又须有个人商谈，使委员们有思想准备，以免会议流于形式或不能作出决定。委员会又须分别为党委会和全体会两种，不可混在一起。此外还须注意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二者不可偏废。对于在会上的讲话、演说以及写文章，毛泽东提倡简明扼要。在毛泽东同志的倡导下，西柏坡时期，全党形成了开短会，开实会，重实干，求实效的好作风。
第五，搞好调查研究。西柏坡时期在全党已经形成了务实创新，真抓实干，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工作作风。如“三大战役”作战方针的制定，就是“五大书记”调查研究，尤其是听取了前线指战员的意见后制定出来的。再如，周恩来曾接连数天深入到中央机关驻地东柏坡、南庄、北庄、峡峪等村庄调查了解土改、整党政策贯彻执行情况；任弼时多次请各地的有关领导同志前来，细心听取他们关于土改和整党情况的汇报；刘少奇同志为了全国土地会议的胜利召开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制定，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朱德总司令视察冀中部队和冀中地区的财政、经济、工业及教育情况，指挥解放石家庄战役，并亲自总结这次战役的经验，为以后打攻坚战，尤其是大规模的攻坚战做了充分准备。上述种种，与当前部分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4.加强党的领导作风建设，充分发扬党内民主
民主，是我们党一贯追求的政治目标，也是我们党一贯的领导作风和优秀品格。纵观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在发扬党内民主方面的基本做法，可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心下属。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关心下属”这一良好品格。例如，毛泽东在百忙中给身边战士讲革命道理，教他们学文化。毛泽东身边有一位马夫，叫侯登科，从长征时期他就给毛泽东喂马。1948年毛泽东前往西柏坡时改乘吉普车，不再骑马，他提出让侯登科骑着他的马行军，侯登科虽然没有骑马，但心里非常感动。西柏坡时期，侯登科去世，因毛泽东工作太忙身边工作人员没有告诉他，直到有一天毛泽东想骑马了才知道侯登科已经去世，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既悲痛又生气，他说：“他去世了，这么大的事，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并对侯登科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再比如，一天晚上，因下雨一孔窑洞坍塌，5位同志被埋在里边，周恩来听说后，率先冲入雨中救人，由于抢救及时，有四位同志获救。西柏坡时期领导关心下属的事例不胜枚举，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没有因为身居高位而高高在上，颐指气使，而是把下级看作革命同志，与国民党形成了鲜明对照，成为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因素。
第二，讲求民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西柏坡时期是民主尤其是党内民主发展较好的时期，党内生活是比较健康的，民主风气也是比较浓厚的，民主理论与实践更是值得后人很好地总结、学习的。
一是重大事情集体讨论、集体协商。在每一项工作、每一个战役的准备阶段，在每一个决策作出之前，毛泽东与书记处往往首先提出初步方案，甚至几个方案，反复征求一线工作同志的意见。在纠正土改中“左”的错误时，经常与邓小平、习仲勋、彭真、薄一波等通过电报交换意见。在大决战的日子里，中央领导核心实行集体办公，工作中的民主气氛更加浓厚。据阎长林等人回忆，每天晚上8点左右，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都准时到毛泽东的办公室开会，会议一般由周恩来主持，他们查看地图，研究战报，各抒己见，互相补充，共同商量，集体决策。毛泽东不仅在书记处开会时，而且在诸如签发军事电报等事情上都注意听取并集中大家的意见。当时毛主席起草的电报，不太急时先送几位书记阅后发出，遇到紧急情况必须立即答复的事宜，则在毛主席起草的电报上注明（通常由周副主席注明）‘发后送刘、朱、任阅，前方来的电报，机要局都复写分送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所有重要问题都能随时沟通，及时做出正确决定。
二是虚心听取下属的建议和意见。如党中央关于中原战略部署的调整，就是听取了粟裕的意见并于1948年4月城南庄扩大会议郑重地听取了粟裕的汇报后作出的调整。再比如，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的分析，便是吸收了张闻天《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中的某些思想。而且在中央军委与一线指挥员往来的大量军事文电中，也常有“现在提出几点意见，供你们考虑”，“你们对上述计划意见如何？这计划有何缺点，执行有何困难？统盘考虑电告”等语句。西柏坡时期，由于普通党员与领导干部之间、群众与党之间能够提出自己对工作的不同意见，使各级党的组织能够倾听群众意见，强化了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三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壮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互相信任，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如在淮海战役中，中央让前委“临机处理一切”，“一切由陈、刘、邓临时处理”。在包围黄伯韬兵团后，毛泽东曾电示粟裕：“由你们机断专行，不要事事请示。”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中央对前线指挥员的高度信任。
四是平等尊重。西柏坡时期，我们党无论对党内同志还是对党外人士都做到了平等尊重。如全国土地会议和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没有桌牌、座次，早到的同志坐在前面，晚到的同志坐在后面。尤其七届二中全会，从会议召开之前的通知也可以看出中央领导与全党同志之间的平等与尊重。通知是这样写的：“中央定于三月一日起在原驻地召开第二次中央委员会，会期五天至七天。你们接电后，望即布置现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并即将到会的与留下主持工作的同志名单，先行电告。西北野战军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车行，可不来参加。郑位三、陈少敏两位同志现在养病期中，请东北局华北局分别通知他们考虑是否能来，如不便远行亦可不来。现在港、沪的刘晓、刘长胜同志因路远不可能参加。李井泉、陈丕显两位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他们各担任某一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七届二中全会召开时，会场只在前面摆了两排由石家庄市区运来的沙发，后面既有长条木凳椅，也有与会者从住处带的凳子和躺椅，所以我们从新闻纪录片上看到，当时的会场是高低起伏的。这种良好作风，是七届二中全会得以胜利召开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我们取得解放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法宝。
对党内同志讲平等尊重，对党外爱国民主人士同样做到了坦诚相待。如精心安排大批民主人士北上，在中央统战部所在地——李家庄村尽其所能热情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民主人士，盖新房，举办舞会，与民同乐；用自己养的猪、种的白菜招待大家，这是他们从未感受过的。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党与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最终形成万水朝东、众星拱北之势，建立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也得以初步形成。
五是充分保障党员的权利。1948年初，毛泽东指示在各中央局和分局建立报告制度时特别指出，为防止压制不同意见，不仅各中央局和分局向下级发出的一切有关政策及策略性质的指示要报告中央，而且下级向上级所作报告凡涉及重要政策及策略也要告知中央。毛泽东还特别说明，每一个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均有单独向中央或中央主席随时反映情况及陈述意见的义务和权利，他们中的任何人给中央或中央主席的电报，各中央局、分局必须照转。正是因为保障了党员的权利，所以避免了各自为政、各行其是、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汇报、会上不讲会下乱讲等现象的发生，保证了政令畅通。5.加强党的生活作风建设，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好传统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西柏坡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坚持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作风，全党形成了浓厚的艰苦奋斗的氛围，战胜了各种困难，取得了革命事业决定性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