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卫奇
作者简介：山西省五台县人，1941年4月出生。1960年在北京大学地质地理学系学习地貌与第四纪地质学。1965年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专修旧石器时代考古。1968年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历任实习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从1972年开始至今41年中，他的科学生涯基本在泥河湾度过，先后发表科学论文与有关科普文章100余篇，研究成果的主要看点是提倡石制品研究的系统化、逻辑化和简单化，对于含古人类遗存的地层应用平均沉积速率计算年龄方法和利用黄土-古土壤剖面进行对比的问题，持背离主流声音的独特见解。2001年5月退休后，他在河北省阳原县东谷坨村自费筹建“泥河湾猿人观察站”，并设想身后将遗骨裸埋在“泥河湾层”中，与泥河湾土地融为一体，或许若干万年后能幸运变成化石材料可供人类学家研究。
我的科学生涯在泥河湾度过。为了梦想和兴趣，从1972年开始，我对泥河湾已经连续研究了41个年头，我余生的每年4~10月还希望在这里度过。
我是泥河湾的受益者。我在泥河湾盆地，虽然付出了时间，也取得一些科学成效，但却不尽如人意，而且存在令人遗憾的失误。
一、梦想成真
我于1941年4月19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善文村的一个普通农家，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有饭吃有衣穿。父母亲思想开明，熟知祖辈没有文化的艰难和受人欺压，所以努力勤俭持家的同时，积极鼓励儿女们求学读书。我有一个姐姐、三个哥哥和一个弟弟，他们生前或离退休前全部从事国家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工作。我出生前家人本已许诺送给一个无男儿的富裕人家，可是当我降生后领养人来抱我的时候，家里养的狗汪汪叫个不止，就是不让领养人进院，这时我姐姐喊话不同意给人，就这样我才被留在了自家。我小的时候发声很晚，家人怕我是个哑巴，5岁多才迸出一声“妈”解除了家人担心。我身体发育很快，在十多岁就蹿到181厘米高，母亲做的布鞋总是赶不上我脚板长的速度，所以我是真正穿“小鞋”长大的，致使双足指骨都有弯曲变形。不仅如此，小时候我还患过中耳炎，因无钱医治导致右耳膜穿孔，造成终身偏听的后果。所以，严格划分，我应该归属残疾人。我生性好奇，上高中的时候将自己的名字由卫玉屏改成卫奇。在我刚5岁会说话的时候，有一天跟随父亲和三哥到山前地里收割庄稼，突然萌发了“摸天”的想法，以为天是架在山顶上的一块青石板，便不辞而别独自上了山。父亲发现我不在，以为我被狼叼走了。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狼叼小孩的惨剧。这是我生来第一次对自然地理的实践活动，感知天很高，地很大，山外还有山。
我很羡慕姐姐和哥哥们在外读书，听他们说每个星期能吃一顿馒头。在20世纪50年代初，北京地质学院马杏垣带领地质队考察五台山地质，曾经住在我家隔壁，我几乎每天都到他们住的屋观看。他们吃的是白面和大米，用的茶壶茶碗是橡皮的，采集的各色各样石块用锤子打得规规整整，再用红色油漆写上号码，很有意思，非常羡慕。他们撤队后，我收留了他们抛弃的许多岩石标本，经常把玩观赏。我想我要好好读书，将来也要搞地质，也要到外面吃白面和大米。
我在家乡上的初小和高小。小学国语有篇课文讲：“一张地图墙上挂，小小蚂蚁往上爬。穿过南极洲，进入澳大利亚；越过太平洋，向西拐到亚细亚……”神奇的世界地图深深地吸引着我，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探索世界的种子。1954-1960年间，我在太原进山中学读书，地理老师贾炳光的精彩演讲使我对地理产生格外浓厚的兴趣，是他的授课技巧把我引上了地理学研究的道路，他在我脑海中已经定格形成了化石的记忆，不论走到哪里，他授课的音容总是不禁油然浮现，他讲课的固定格式：“当你来到……（什么地方），你就会看到……（什么情景）”已经成了我一生国内和国外考察活动的思考模式。
1960年，我以第一志愿考入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地貌学专业，真正开始了梦寐以求的地理学专业学习。那时上学不交学费，而且绝大部分学生享有助学金，最高的每月19.50元，我享受17.50元，扣除15.50元的伙食费还有2元生活零用钱。进入大学，正好赶上了三年困难时期，口粮实行定量，我的定量开始每月34斤，后来作为“大肚汉”增加到42斤，但仍然吃不饱，因为我的最大饭量是一顿能吃掉将近2斤白面做的馒头。最困难的时候，开始可以买酱油喝，后来酱油也凭证供应了，能吃的东西只有咸盐可以平价随便买到，所以在饥饿实在难忍的时候只能在嘴里含粒咸盐来哄哄可怜的胃。在大学学习期间，北京大学历史系吕遵谔为我们讲过古人类学和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并且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一带做过野外地质实习，使我对旧石器时代考古产生了兴趣。旧石器时代考古，野外考察是必须的。地貌学恰恰在旧石器时代考古野外工作中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的科学研究中借助地理知识，在田野调查中或大或小总有收获，从未扑过空，这都受益于地理学的帮助。
1965年，我大学毕业，恰好贾兰坡定向从地貌学专业补招研究生，我便顺利地考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下简称双古所）学习旧石器时代考古。1967年，我被分配在双古所从事旧石器时代考古。1977年，我和贾兰坡两人作为研究所的科学研究人员登上中国科学院的“个人先进工作者”光荣册。1978年，我被提前晋升为助理研究员，一度享受每月10元的科研津贴，直到工资提升到每月62和69元时分别计入正常工资，虽然现在看起来数量不算大时间也不长，但当时研究所就我一人享有，所以十分显眼，也很知足。
二、走进泥河湾
1972年，盖培带我到泥河湾盆地进行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和发掘，从此我就一直贯注于泥河湾盆地的调查研究。如果没有盖培的引领，或许我今生不可能与泥河湾结下如此深的缘分。
我跟随盖培乘火车先到大同，然后乘汽车到阳原县城。5月8日辗转到了虎头梁，首先拜访群众，了解情况，由王明堂带领找到了1965年双古所太原工作站王择义和王向前等在虎头梁于家沟和村南阶地发现的2个细石器地点（双古所野外地点编号分别为65039和65040）。同时在王明堂的指引下又发现了杏沟地点（编号：72117）。
当时，我们住在阳原县东城供销社开办的国营旅店，每人每天住宿1元，全部由陆全一人掌管。吃饭在供销社伙食团，主食一般是玉米面窝窝头和小米饭，白面馒头和大米饭很少有，有也在午饭供应，而我们中午通常带两个窝窝头野餐，副食一般是2分钱的拌菠菜或5分钱的拌豆腐，好在伙食团有咸鸡蛋，5分钱1个，我们能买得起，因为每天野外伙食补助有6角钱。后来在公社招待所也住过，所长是卡窑的王艾山，做饭的是七马坊的张师傅。当年，民工费是一天9角钱，这比生产队劳动报酬几分钱要高很多。
盖培掌管发掘工地，我在虎头梁一带观察地貌和地层，通常只能步行进行调查。有一次在桑干河南岸的石盆村一带考察，中午吃完带的两个窝窝头，就在村口树荫下蜷缩着枕着草帽睡着了，当我醒来，围来一群人对我进行盘查，还看了介绍信，那时人们的政治觉悟很高，阶级斗争观念很强。
在虎头梁遗址发掘过程中，我特别到泥河湾村附近进行了一天地质踏勘。因为大学读书期间，我从曹家欣讲授的第四纪地质学中了解到泥河湾，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只是书本上的知识，十分抽象。站在泥河湾，看到蔚为壮观层层叠叠的地层露头，实在令人惊叹不已。泥河湾地层像一部深邃的经典巨著，充满了神奇和希望。
那天，我是乘坐过路客车从东城到化稍营，然后步行到泥河湾村，队长陈贵忠义务带我参观了桑志华（EmileLicent，1876-1952）曾经发掘过哺乳动物化石的白草沟和无泉沟，并且与石匣公社书记任吉茂一起在他们家同进晚餐。晚上我被安排在生产大队部住宿，陈贵忠二弟陈贵兴是赤脚医生，通常睡在大队部，这天他回家睡觉让出铺盖给我用。当时泥河湾村没有电，房间里黑乎乎的，同炕还有一个年轻人，也看不清面目。那个年代的农村，虱子是常见的寄生虫，这个我倒习以为常，因为小的时候虱子常常随身做伴，有时还搞恶作剧，将抓住的虱子放生到他人头上。我知道，虱子繁殖能力非常强，只要有一只母虱子上身，几天就能生儿育女遍布全身，非常讨厌。因此，睡觉时，我把衣服全部脱下来挂在墙上，光着身子钻进被窝，感觉被头是凉凉的，但气味还可以。第二天早饭后我离开泥河湾村，还没有走到公路就感觉身上有情况，经验告诉我可能是一只虱子在行动，果然我凭触觉用手捉住了一只圆圆的肚子透着血色的大虱子，无疑昨晚它把我当成唐僧肉美餐了一夜。我走到公路的向西方向上坡处，将虱子放在路边水渠的水泥墩上，坐下来观察，虱子停顿一下马上朝着我直线迅速爬来，快到我身边的时候我赶忙挪到水泥墩另一边，这时虱子立马停下，来了个180°大转弯，又朝着我直线迅速爬了过来。这个小东西，它的行为实在令人刮目相看，它寻找目标是凭着气味？还是热辐射？如果从仿生学角度看，也许虱子的制导系统具有其独特之处。
有一天，泥河湾村陈贵喜给我们送来一筐象牙碎片，我们立即前往泥河湾村西北侧的上沙咀化石地点（72120地点）查看，原来是一具相当完整的纳玛象头骨（双古所标本编号：4443）。象头化石非常疏松，一动就破碎。盖培参加过中苏古生物考察队，懂得如何发掘和保存化石。他住在上沙咀驴圈里，我住在化稍营一个小旅店，每天清晨骑自行车到虎头梁寻找生石膏，然后送到上沙咀交给盖培碾碎炒成熟石膏，用套箱固定象头化石。当时我们的口粮定量低，不过当地粮站很照顾我们，全部供给小米和大米。由于粮食定量有限，副食很差，身体营养不足，野外考察经常四肢无力浑身冒汗。为了起获象头化石，研究所派来技术工人赵聚发协助，我俩住在化稍营公社，住宿不收费，吃饭就在公社伙食团，做饭的是东打鱼湾贾师傅。有天晚饭，吃猪肥肠，2角1盘，1盘有半斤多，我一口气吃了2盘，真解馋，但是长期亏食的胃接受不了，肚子疼痛整整两天不能吃饭。
在象头化石的套箱翻过的时候，盖培在象头下面捕获一件石制品。象头化石起获，套箱如同一个大型棺材，体积将近2立方米，重量至少1.5吨。上沙咀生产队要求15元给运到化稍营，但是套箱刚压到马车边，马车就被压塌了，结果是多少钱也拉不了。后来请化稍营汽车站的搬运队帮忙，他们带小拖拉机来，3个人非常麻利地几下就把套箱装到车斗里，并且送到宣化，公路与铁路一条龙联运服务，到北京取货，相当便捷，也相当省事。
在年虎头梁遗址发掘过程中，裴文中在安志敏的陪同下来工地视察。因为，虎头梁遗址地层里出现细石器在考古学上意义重大。裴文中虽然是中国考古学界的泰斗人物，但言行举止却没有一点权威架子，他和安志敏在盖培以及县有关人员的陪同下住在阳原县三马坊公社洗澡塘温泉疗养院。他们逗一位年轻姑娘找婆家，在场的一个老太太大声说：人家要找一月赚300块的。盖培立即同裴文中开玩笑：“裴老，只有您够格。”裴老诙谐地笑了笑说：“那让她做我孙女好了。”那个时候绝大多数研究人员的工资都很低，一般只有56元或62元。裴文中结束虎头梁遗址的考察后返到张家口，受到张家口专署专员的热情接待，住在最好的张家口宾馆，在小灶餐厅用餐，并指示河北地质学院安排了吴树琦和吴锦程携带水准仪和经纬仪协助测绘虎头梁遗址地层剖面。张家口领导对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给予极大支持，张家口不管隶属过去的察哈尔省还是现在的河北省，接待裴文中重视旧石器时代考古的传统始终没有改变。
1973年，盖培采用“雇工放飞”的方法进行考古调查，在虎头梁一带又发现7个石器地点。在六马坊村西5公顷（原名称“鬼门关”）的虎头梁遗址73101地点发掘出大量石制品，其中包括不少加工精致的器物类型。特别一提的是盖培对73101地点发掘引入“埋藏学”理念，在泥河湾盆地首次应用了布方平面发掘方法，曾经受到裴文中和张光直的好评。这一年，在七马坊东关沟的73103地点出土大量石片，在73104地点也发掘出不少石制品。这年夏天，裴文中在邱中郎的陪同下再次视察虎头梁遗址。裴文中此次考察虎头梁遗址不仅是对考古发现的重视，而且是对从事野外发掘工作人员的鼓励和慰问。裴文中在前往泥河湾盆地的旅途中自己拿钱买了好多高级糖果和西瓜，与我们共享考古发现的欢乐。后来盖培执笔为裴文中撰写论文，科学地阐述了虎头梁和日本石器的关系，提出了史前中日文化的交流的精辟论断。虎头梁遗址所有石器地点都是虎头梁村民王明堂和王文全发现的。他俩在盖培思想方法的指导下“放飞调查”，即他们按照指定区域去独自完成任务，安俊杰称其为“盖氏调查法”。此方法在泥河湾盆地培养了一批农民业余旧石器考古调查技工，例如：虎头梁村的王文全和王明堂、西水地的高文太、泥河湾村的陈贵喜、岑家湾的白日有、东谷坨村的贾全珠、贾真岩和白瑞华等，他们应用“盖氏调查法”在泥河湾盆地贡献卓著，为后来的河北其他地区以及三峡、山西、北京、天津、宁夏、江苏和河南等地的旧石器时代考古调查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有的甚至是破天荒的。所以，泥河湾盆地不仅盛产旧石器，而且拥有捕捉旧石器的能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