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非洲国家批评，中国没有“认真对待”“向非洲转移技术与传授知识”，并且过分倚重来自中国国内的劳力。但对很多中国企业来说，就劳动效率而言，中国工人要高得多——不仅对自己的待遇要求低，而且工作认真，吃苦耐劳，听话负责。
或许因为我们早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生存方式，以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民众也与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也是这样生存的，所以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自己有多么的勤劳。只有当我们与外界，与其他国家的人，特别是他们的生存方式进行对比的时候，才会知道原来我们是这么的勤奋，这么的努力，这么的节俭，并且为了未来生活的美好，我们中很多人都能够做到放弃现在。
但在其他国家，民众的生活态度并不与中国一样。
主动性的差异
中国人与其他许多国家的人的差异最主要体现在主动性上，这可能源自中国人对“发财”极其强烈的渴望。
还是以非洲为例。人们谈到非洲落后的原因时总说，主要是他们缺乏资金技术。但是只要略微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一方面，从资金来看，虽然如今的非洲肯定是不如中国人资金雄厚，但是，要知道在历史上，中国人与非洲人可是曾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的，那么为什么中国人就能那么快地积累起如此多的资金呢？再说，资金再缺乏，也不至于连一点很小的积累也没有吧。很多在非洲待过的中国人都表示，其实非洲很多工业并不是没有基础，而是都有一定基础，但是因为包括各个层级的人都一点不上心（比如，很多中国人来到非洲的一些工厂时，发现很多被弃置不用的机器设备都是因为一点非常微小的毛病，可能只是某段线路接触不良，或是某一个小零件折断了。而这些小毛病，很多中国人几乎不费力气就给修好了）。最后，这样的企业当然也就经营不善，倒闭了。曾长期在非洲工作居住的剑虹先生所著《最后的金矿——无限商机在非洲》一书中描述了这样的场景：
当地一个致命的弱点是缺乏经营、缺乏管理。过去外界援建的纺纱厂、农机厂、服装厂、罐头厂现在都垮了，几乎全部倒闭。为什么？原因就是他们不懂管理，确切地说，是“不耐烦管理”。不是我们不教他们，不是我们只“授之以鱼”没有“授之以渔”，而是他们已经习惯接受“鱼”，而不是“渔”。不是他们不聪明，而是他们的聪明更多体现在别处，比如体育，比如艺术。
卢旺达的一家中国援建的、可以容纳500人就业的服装厂垮了，原因是缝纫机坏了没人修。我们特地作了调查，发现根本没有大毛病，只是有的传动系统出点问题，齿轮大了，只要换一个就行，而备件明明就在那里，可就是没人搭理；有的半截针折断了，他也不拿出来，扔在那里。我的一个同行懂得缝纫机，只花半小时就修好了6台，有的只是用螺丝刀拨弄了一下，就重新运转了。
食品业也“钱”途远大。非洲过去是欧洲的殖民地，食品厂都是欧洲人所建，欧洲人走后，食品业就全垮了，非洲的饮食业态一下子被打回原形，倒退到很原始的阶段，只会煮（什么都往水里扔）和烤。许多非洲国家的矿泉水都要靠欧洲进口，啤酒和果汁都不能生产。我们考察了很多类似的工厂，因不善管理或“不耐烦管理”而垮掉的例子实在太多，结论几乎只有一个，非洲欢迎我们，甚至恳求我们过去管理。
养殖业在非洲也是“零”度。以赤道几内亚为代表的许多非洲国家居然不产鸡蛋。大使许昌才说，实在想吃鸡蛋了，只好坐飞机去外国吃。原因笑死人。论饲料，当地一点都不缺，论活食，更多，可是那鸡，就是不生蛋。我们过去一琢磨，谜底解开了——天太热了，太热了鸡当然不生蛋。中国农民就是聪明，把养殖场移到了半山腰——非洲高原，一上半山腰就凉快多了——鸡马上生蛋！又大又圆。
另一方面，从技术来看，如果说非洲技术落后针对的是中国传统的强势产品，那么中国在技术方面拥有优势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是到非洲发展的许多中国企业，从事的却是中国传统上根本就很少产出的产品（至少去生产的人原先没有从事过）的生产。比如腰果，比如木瓜，比如咖啡、可可、剑麻等的种植和加工，还有鸵鸟、鳄鱼等的养殖。但是我们却看到，当地人并没有掌握种植或者加工的技术，无法将这些产业做深下去，甚至连简单的耕种、养殖都做不好。反而是外来的中国人迅速掌握了相关的知识、经验、技术和技能，并且成为专家。
如果不是价值观、生活态度不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剑虹先生在该书中还介绍了这样几则信息：
1.莫桑比克曾是世界最大的腰果仁生产国，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45%。但由于农业技术落后，病虫害严重，规模生产日渐萎缩，产量大幅下降。
2.坦桑尼亚是居印度、巴西、越南之后的世界上第四位腰果产量大国，但由于坦桑尼亚近些年工业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其国内腰果加工厂早在10年前就处于停产状态，故出口产品基本上以带壳腰果为主。坦桑尼亚现政府迫切希望重新恢复腰果加工厂的生产，出口附加值较高的腰果仁。为实现此目的，坦桑尼亚腰果局（CBT）希望通过邀请中方投资者合资经营，恢复腰果加工厂生产能力，扩大坦中腰果贸易，使双方从中受益。
3.提起热带水果，人们自然会想到它的食用价值。但商品的价值往往体现在其加工程度上，级数越多，精度越深，价格就越贵。非洲大陆盛产热带水果，果品资源极为丰富，许多水果烂在枝头或腐于地上却无人问津，市场上饮料和罐头又是高价售卖。
4.鸵鸟全身都是宝。鸵鸟羽毛曾是欧美地区盛行一时的高档装饰物；鸵鸟皮是一种高级皮革，经过现代工艺的加工，可以制成各种高级裘皮制品，售价甚至比鳄鱼皮还高；鸵鸟肉质鲜美，瘦肉率很高，是一种低脂肪、高蛋白的健康食品。一只两岁左右的鸵鸟售价约为2000美元，商业价值十分可观。因有利可图，现国内已有多家养殖户，从非洲将鸵鸟引进中国落户养殖。
剑虹先生还介绍：
非洲人喜食蘑菇，但市场供应较少，非洲气温高，木材多，中西部非洲以及沿海国家空气较为潮湿，种植条件很好。国内每公斤售价3元左右，但在非洲价格在10元左右。
没有其他的解释理由了。只能说，这足以显示出两种国民性的巨大差别。这些事例都证实了以上所说的种种疑问，也反映了两种国民性和民族价值观的巨大不同。
正因为有这些差别，在许多中国人看来，非洲几乎到处都是赚钱的商机。
许多人都会奇怪，在许多国家里，国有企业通常都是非常低效的，而中国的国有企业虽然不如民营企业那么高效，却仍然有着令人惊叹的高效率，甚至在市场化的道路上也向前走得很远。
原因除了我们为适应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大量改革之外，还在于中国有很多勤奋、负责、认真的员工。
勤奋的中国企业家
说完了中国的工人，再来说说我所了解的一些中国的企业家。
我曾经多次到格兰仕集团进行采访，对格兰仕的数名高管都比较熟悉。如格兰仕集团总裁梁昭贤，是典型的“富二代”，父亲梁庆德创办了格兰仕，并且为他的家族打下了数以亿计的巨额财富。在别人眼里，梁昭贤即使什么也不做也可以稳稳地享受一辈子的荣华富贵了。但是梁昭贤却不是这样。
如果没有出差（事实上他差不多总有1/3的时间在出差中度过，很多时候是驾车去勘察市场），他总是7点左右便来到单位上班。大家知道广东人是习惯夜生活的，晚上一般是玩乐的时间，梁昭贤能够这么早到单位，说明他肯定没有夜生活玩乐的习惯。而格兰仕公司规定的上班时间也就是8点半而已。
上午梁昭贤主要是处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开一些会等。他曾经连续一个礼拜在早上7点多钟召集下属开会。有人就劝他了，说，你这样拼命，即使你能熬得住，你也得考虑一下手下人能不能熬得住。他回答说，只要我能熬得住就行，我不是和同一批人开会。
下午，梁昭贤就会来到生产车间，现场了解情况，看各道工序的运转情况，如果有问题，他就会现场解决。到了晚上，别人都下班了，他却还在办公室加班，批阅各种文件，一直到晚上10点来钟。
梁昭贤的例子或许比较特殊一些，但是对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抱有如此工作热情的绝对不仅仅梁昭贤一人，正是因为有了如此多这样的企业家，中国经济才会迅猛发展。苏宁电器的张近东已经是一个极其有实力的老板了，他每天还是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通常周末还要开经营管理会，听取高层的管理意见，制定新的管理方针。
以往我们总认为日本人中有太多的工作狂。实际上，如今的中国工作狂的数量可能要多得多。我所认识的一家民营太阳能企业的总经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据他说，他只有坐在了办公桌前才会感觉到踏实，否则就会浑身不舒服。因此他每天都是6点50分就赶到了单位，而下班通常都会在晚上八九点之后，从来都没有什么星期天，基本上一直在全天候地工作。更让人吃惊的是他每年探亲回家的时间也都仅仅只有几天。除了在办公室之外，他的其余时间就大量花费在出差看市场的过程中，而在出差时，每次讨论一个方案都会到后半夜。
在中国，类似的工作狂我们能看到太多太多。以至于如今很多欧洲人都害怕和中国的员工一起工作了。因为中国同事这种拼命工作的状态常常让他们处在非常尴尬的境地。
在以往的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增长的原因，并不怎么强调一个国家或地区民族性的影响。通过以上所叙述的事实，我认为，这种民族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能是决定性的。
正如一些人所评论的，中国人目前的生存和精神状态或许是最像100年前的美国人。那个时候的美国人也有很多类似的特点，比如由清教徒的信仰而造就的勤奋和节俭。
除此之外，今天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点像美国开国之初，那就是很功利、很务实、很虚心，而且一直在拼命向别人学习，有一种通过学习别人来改善自己处境的强烈冲动。中国文化中洋溢的永不满足的“野蛮劲”、不甘落后的冲劲，都会在吸收全人类文化的过程中推动中国逐渐走向新的经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