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天时我还告诉盖茨，我创办软件公司时给自己起的名号是“首席架构师”。说来有趣，2000年盖茨也使用了这个名词。为了更好地把握微软公司的技术方向，比尔把首席执行官的工作交给了史蒂夫·鲍尔默，自己做微软的“董事长兼首席架构师”。他是全世界软件公司里第一个称自己为首席架构师的人。
说了一会儿后，为了不影响盖茨准备演讲，我们从会议室里退了出来。他们两人去远处的走廊上抽烟，我担心盖茨万一有什么事，一个人站在门口附近的走廊。果然没几分钟后，盖茨就出来了。他叫过来一个服务生说了几句，服务生似乎英语不太好，没有听懂。我上前去问，原来盖茨想去洗手间。我用日语向服务生问好洗手间的位置，然后带盖茨过去。洗手间离会议室比较远，我就在离洗手间门口十来米的地方等着，他出来以后我再领着他回到会议室。进到房间，盖茨说：“没想到你是这么注重细节的人。”
接下来我在演讲安排中的一个细节，也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为了达到演说的最佳效果，我在舞台上画好了一排脚印，盖茨上台时只要沿着脚印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走到台前的某一个位置。在那个位置离观众的距离更近，显得更亲切，演讲的效果也更好。
发布会顺利结束之后，比尔·盖茨对我们开玩笑说：“你们画脚印的方式我很喜欢，但是这么安排太不信任我了。这是谁的想法？”我对他说这是我的主意，因为之前我曾多次在加州看过老布什参加总统竞选的演讲，老布什的随行都是按照这种方式对演讲进行非常细致的安排。听罢我的话，盖茨说：“这种方式的确很好，定好位置可以达到最佳的效果。Jun，你这件事做得很职业。”
这次发布会，我给盖茨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永不知足的好奇心：
和盖茨的交流中他给我的最大启示
在微软，大家都把比尔·盖茨当做神，平时极少有人敢跟他开玩笑。盖茨一般也会给人一种冷漠、高傲的印象。他从不爱客套、寒暄，如果你第一次和他见面，他可能根本不会理你，因为他觉得和陌生人谈什么都谈不深，那就根本不用浪费时间和你说话。他总是希望每一次谈话都是有意义的，他都能从中获取很多信息。
不过我对他倒从无畏惧之心。随着我进入微软管理层后，我得到了更多次和盖茨深谈的机会。别人看我们的谈话气氛，会觉得我们彼此很熟，甚至就像一对哥们儿，我相信这在微软管理层中是不多见的。其实，我只是投其所好，尽量只谈他感兴趣的话题，比如中国消费者的心态，中国市场的特点，也包括一些技术问题。这时候他就会全心投入，非常认真。同时，他也经常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
“Jun，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短信息在中国会那么发达？而美国人几乎是不发短信的。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的事，为什么偏偏要花时间去发几条短信呢？”有一次在和我的谈话中，他就饶有兴致地问起这个问题，脸上写满疑惑。
“比尔，中国的文字博大精深，比口头语言更加丰富、含蓄、富有魅力。这一点是美国无法比的。所以在中国，使用短信息正在成为一种人际交流的文化……”我清楚地记得，当我详细地回答完他的问题后，他脸上的表情，就像一个总喜欢问“为什么”的孩子，又得到了对于一个疑问的满意答案。
罗娜特女士的推荐，回国做真正的“中国通”
进入微软的第三个年头，我迎来了到那时为止的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契机。
微软总部里大部分的员工是美国当地人。美国人通常把自己的家布置得非常漂亮，家庭观念很重，而只是把工作看做赚钱的方式。他们极少和同事交朋友，相互之间除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往来。在东方文化背景下长大的我，对于这种方式却感到有些难以接受。我决定按自己的风格处理与同事的关系。对于那些曾经在工作上帮助过自己的同事，逢年过节，我都会发邮件给他们表示感谢和祝福。这样的方式看上去很简单，却在人际关系比较淡漠的微软里给别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劳丽·罗娜特是总部的一位部门经理，我们级别相同，不过她的团队有100多人，我的团队只有20人。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人的团队在工作上有很多合作，她给予我的部门相当大的人力支持。我发现罗娜特女士工作十分努力，也十分能干，于是向公司上级提交了一封表扬信，使罗娜特女士得到了应有的提升。而且，每过一段时间，我都会给她发邮件问候：“我的部门之所以会有今天的成就，要感谢你对我们的帮助……”
后来，在公司内部的所谓政治斗争中，她一下子从经理变成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员工。在微软公司里，有太多这样的案例。周围的人也都非常现实，去她办公室的人没有了，只有她去别人办公室的份儿。午餐时也变成了她孤零零一个人，往日众人簇拥的场面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的老话谓之人走茶凉，她人没有走，茶却已经凉了。
但是我没有忘记她。我还是跟以前一样，逢年过节时继续给她发去问候的卡片，不断地和她进行交流。我的心思很单一，因为在过去的工作当中她曾帮助过我。我没有任何目的，在我的人生信条里，做人就是要简单。
过了一段时间，事态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当初她是从IBM跳槽来的。她原来在IBM时的顶头上司此时也被微软挖过来了，并做上了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她因此一下子升任高级副总监，管理一个300多人的大团队。围着她转的人顿时又多了起来。可我还是跟以前一样，对她保持同样的问候密度。我不会因为职位的升与降来决定彼此关系的近和疏。
1997年夏，微软决定在上海建立全球第5个“技术支持中心”，为包括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在内的大中华区微软产品用户提供技术支持服务。总部为此张榜在公司内外公开招聘总经理。招录总经理的告示发布后，全球有800多人报了名。我对此没有过多的兴趣和奢望，也就没有报名应征。一圈面试下来，由于公司评委们对应聘者都不满意，作为评委之一的罗娜特女士忽然想到了我。她对于我的业务能力甚是了解，认为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我向各位推荐一位负责这件事的最合适人选，他就是中国人唐骏。我不是他的上司，但曾经与他共过事，我相信他有足够的能力担当这个重任，建议公司对他作一次全面的考评。”评委们一致同意给我面试机会。这就是微软的风格。无数技术人员经年累月都像牛一样默默埋头苦干，而管理决策层却可以用光的速度提出一个决策并迅速执行。
很快，我又一次接受了一回8轮面试。这一次的8位面试官都是微软总监级以上的厉害人物，每个问题都和最专业的管理知识相关。他们为我的令人满意的回答而惊喜，同时也相当不解：微软的技术人员中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对管理颇具心得的人？这时，我才第一次详细透露了自己以前的从商经历。于是，多少有点出人意料地，我脱颖而出，成了微软大中华区技术支持中心的负责人。
职场中的做人原则
看似非常简单地，我顺利从一个总部的普通部门经理，一下子成为微软一家海外机构的总经理。在微软工作的中国人很多，抓住这个机会的只有我。我认为这得益于自己在微软摸索出的另一条生存法则：做人。
但我并不想因为自己在这次升迁中的经历，就建议大家在周围人中找一位失落者来安慰。对他人的关心必须发自内心，这是做人的基础和根本。只要罗娜特女士过去帮助过我，无论她在任何的处境，对我来说她都永远是我的朋友和值得尊敬的人。我以这样的心态和罗娜特女士交流，也成就了我的事业。我甚至没有因为被选拔上了总经理而专门感谢她。直到现在，我还是和她保持着和从前一样的简单关系。
许多了不起的成功，其实都靠点点滴滴的细小努力积累而成，做人就是这些细小努力中最重要的部分。
向上、感恩、关心——这三种性格是做人最需要的。如果一个人能力不错，性格又好，想不成功都很难。
接到总部的任命后，我十分兴奋。对于回国后将遭遇怎样的问题和挑战，我没有多加考虑。我对微软的管理机制充满了信心，认为那绝对是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同时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我也当然自以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国通”。
在美国的企业里，不少只在中国工作过几年，或者到中国出差、旅游过几次，甚至只看过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报道、电影的人，就可以自称“中国通”，并且依据这些不全面的信息就作出针对中国业务的决定。我相信他们当然无法和我相提并论。但是我没有意识到，我离开中国时是1985年，在已经过去的12年间，中国的市场环境、商业氛围等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我任Windows NT开发部的部门经理时，曾经和中国区的Windows NT产品经理产生过一次很大的分歧。在一次定期的Windows NT中文版产品准备会议上，出于对技术完美的追求，总部方希望，宁可把发布时间延后也要尽可能地保证把产品的功能做得完善。而中国区则认为，目前的功能对用户来说已经足够，更要紧的是产品的发布时间一定要准时，以保持产品换代的稳定性。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矛盾。最后我代表总部方决定：“微软是一家以产品主导的公司，我们一定要给用户提供功能齐全的产品，发布时间可以推迟但功能一个不能少。”当时我坚信自己作出了一个听上去很有道理、非常符合公司理念，并对用户尽心负责的决定。当我回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切实体会到中国市场的现状后，我才发现，在总部工作时的我还并不真正了解中国市场，我当时的决定可以说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但无论如何，我终于在海外留学和工作12年后，得到了回国为祖国效力的机会。在我自己的国家里，我也定将成为真正的“中国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