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企业公民时代来临
只有企业逐步由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变为在创造利润依法纳税的同时，更多地关注劳工利益、环境保护、社区利益，更多地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和谐社会才能获得持续动力并取得成功。
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主体，中国企业正以企业公民的姿态开始其新的生命历程，不断创造和推动企业与社会以及企业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进步注入新的力量。起而行，鼓而呼，欢呼企业公民的时代，做一名大时代的真心英雄，这就是我和万通的新使命。
——摘自冯仑2008年新年献词《欢呼企业公民的时代》
背景分析
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的发展，其外部的利益相关者越来越多，相互交织共生共荣的利害关系也越来越复杂，彼此之间的利益边界也变得日益模糊起来。这时，企业为了长期生存，为了获取更大和更有利的发展空间，不得不日益关注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比如员工利益、社区利益等）和包括环境生态、社会公平等在内的间接利益相关者。
于是，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在中国从2002年萌芽，2004～2006年兴盛和深化，2007年由个别行动扩大到联盟行动。2006年10月，由招商银行、万科等中国著名企业发起成立“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同盟”，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种集体的自觉意识。
段子原声
企业的生命过程犹如人的生命过程。当一个人只有三四岁的时候，他从家庭、父母和社会方面只是获取哺育、关怀和保护，他只要求别人对他负责，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力影响更多的人群，进而对他人承担责任。
一旦他长大成人，进而娶妻生子，上有老下有小的时候，或者他在企业团体或社会担任某种职务或积极角色之后，他在能够影响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的同时，也承受着更大的压力，承担着更大的责任。
行动指南
企业公民时代来临之后，企业能够做的是顺应时代要求，由坐而观到起而行，按照企业公民的要求，转变观念、完善价值观、改变行为、加速前进。
11月2日对企业公民义务的范围有三种理解
目前国内关于企业公民义务的范围有三种理解。第一种是最窄的理解，即企业只要赢利、纳税，就算履行了企业公民责任。第二种理解非常宽，企业需要承担无边界、无限度的责任。第三种是目前西方比较通用的企业公民概念，这个范围就是只涉及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摘自冯仑《野蛮生长》
背景分析
对于企业公民义务的范围，冯仑作出了自己的总结和分析，即目前关于企业公民义务的范围有三种理解。
第一种理解认为，只要企业赚钱，实现赢利，能够很好地配置资源，善待员工、依法纳税，这样的企业就算是一个好的企业公民。这属于很窄的一个理解。
第二种理解认为，企业对公民的义务不仅是维护员工利益、纳税、依法经营、建立合理的竞争秩序以及维护社区环境、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等，还需要承担无边界、无限度的责任。
第三种理解是目前西方比较通用的企业公民概念，即企业公民要承担确定范围的社会义务、公民责任，这个范围就是只涉及直接的利益相关者。比如非洲难民不属于你的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你可以关心，但不关心也不为错，然而如果对直接利益相关者不负责任就一定是错。比如食品企业将食品卖到非洲，那里的消费者就是企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就要对食品安全负责任，就要对购买本企业食品的非洲消费者负责任。
行动指南
企业公民的边界既不是窄到企业内部，也不是宽到无限，而是界定得很清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企业按照这个范围有计划、有步骤地去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这样才能保证公益事业被正常、积极、持续、有效地不断推进并发扬光大。
11月3日责任边界是“直接利益相关者”
当然，我们（指万通的企业社会责任）要关注的范围，就是万通的“直接利益相关者”，画一个圆圈，既不是小到我们万通，也不是大到全球60亿人的事。
——摘自《万通》2007年第5-6期文章《公益新战略》
归根结底，企业公民的责任范围强调的关键词第一是“直接”，第二是“利益相关者”。如果企业公民的责任范围定位在非直接利益相关者，或者直接非利益相关者，那么企业公民的边界就会被无限扩大，大到企业自身无所适从。
——摘自冯仑《野蛮生长》
背景分析
近年来，冯仑一直在思考：究竟什么是企业公民？企业公民的责任边界在哪里？
冯仑个人比较接受和赞成企业公民的责任范围只涉及直接的利益相关者。
通常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雇员、消费者、供应商等交易伙伴，也包括政府部门、企业所在社区、本地居民、媒体、非政府组织等，甚至还包括自然环境、人类后代、非人物种等受到企业经营活动直接或间接影响的客体。企业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本质是指企业行动产生的影响所涉及或者说可能涉及的那些人、群体或组织，企业作出的各种决策对他们产生一种“利害关系”，因而，企业的各种经营决策活动要考虑到他们的利益。
段子原声
CSR（企业社会责任）这件事情来自西方，好比企业穿的一件新衣服，欧洲衬衫的领子很大，中国人身材不是很适合。新衣服要合体，要找一个合适的裁缝作一些改进，否则走路就会很扭曲，不舒服。
行动指南
利益相关者理论，尤其是直接利益相关者责任范围的提出，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很好的分析工具。抽象的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从具体的方面来加以衡量和评价，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因而经常被企业应用。
11月4日用治理结构保障企业行善
在西方，跨国公司将这件事情（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公司治理的一个部分，是公司整个治理结构当中的一个内容，在公司治理中包含一个目标，那就是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
——摘自冯仑2008年新年献词《欢呼企业公民的时代》
背景分析
在跨国公司，所有的公益战略的实施都必须经过董事会和股东会的决策程序，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比如每年拿出多少钱来放在公益基金里面，这得经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然后再作出预算，每年按照这样的步骤实施。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突然发生了地震、水灾，公司要重新调整预算的程序就相对复杂。比如东南亚海啸来了，需要公司快速捐款，但程序和约束不能随便动，预算不能临时改，要有一套程序对此作出评估。
所以跨国企业的善举往往稍显迟钝，但它们在治理结构上保证了行善和公益是在合法的情况下去做的，而不是违法行善。
行动指南
企业应不断检讨和完善自身的治理结构，依法依规依照公司章程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有专门人员负责企业公民事务，可以考虑在董事会成立企业公民委员会，建立和完善企业公民方面的信息披露制度。
11月5日股东利益和社会责任的平衡
董事长的责任是维护股东的利益，在满足股东利益的同时回馈社会。但如何在股东利益和回馈社会中找到平衡点，无疑是企业面对的一个难题。
——摘自2008年12月5日《第一财经日报》文章《冯仑CSR观》
背景分析
企业应该承担多少社会责任？如果天天承担，社会信誉好了，公司却赚不了钱。承担得过多会伤害到企业的财务制度、收益，伤害到股东的权益。要实现社会责任就可以不对少数人负责吗？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作出什么样的抉择最终依靠的是领导人的价值观，取决于他做事的动机是出于牟利，出于道德良心，还是因为外部压力。一般情况下，道德良心最弱，外部压力最大，牟利排第二。
冯仑认为，解决股东利益和社会责任这一难题需要两点，第一点是从长期来看，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的利益、股东利益保持高度一致。
比如万通成立的“万通公益基金会”，得到了全体股东的大力支持。北京万通公益基金会聘请具有国际公益组织经验的专家担任秘书长，组织专业的人员机构独立运作，独立进行财务审核。在2008年的抗震救灾过程中，万通公益基金会第一时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二点是平衡好技术成本和舒适度，简单地说，环保技术提高、成本适度提高，但舒适度也相应增加。以二次规划社区升级来说，万通这一举动虽然增加了成本支出，但同时也为万通带来了口碑和更多客户，无疑成为良性互动的成功案例。
行动指南
无论从企业自身利益出发，还是适应社会转型期化解社会矛盾与阵痛的需要，抑或从推动公民社会的建立来说，企业都必须自觉和不自觉地由单纯追求利润的“凶猛动物”，转变为“温良恭俭让”的企业公民，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11月8日义利相和
古时，有人把义和利完全对立了。但今天来看，义和利有一致性，比如合法赚钱、依法纳税，税费惠泽天下人。
依法挣钱，依法纳税，是个取利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也是取义，只有取义才能取大利。比如社会发展方向，股东要分红、员工要工资、政府要税费，这就是义，往往只有取义之后才能挣大钱。
——摘自2001年9月19日《中国经营报》文章《反思万通10年：从江湖规则到商业规则》
背景分析
冯仑认为，过去没有市场交换，义、利容易对立。有了市场交换以后，应该把两者很好地统一起来，脱离了义的利是一种恶欲。
在如今的企业公民时代，企业面临的义利问题实际上是利润最大化和社会责任是否和谐的问题。企业是商业组织，以赢利为目标，追求利益最大化是无可厚非的。如果企业侵犯到公众利益，不承担社会责任（诸如环保、劳工、社区、公众的道德理想、关注弱势群体等），不关心公共事务，会影响企业的发展。而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就像一个人，血肉丰满而富有正义感，对自身的完善很有好处。
行动指南
在现在这样一个商品经济时代，谁也离不开谁。如果一家企业在生产商品时不是出于义，甚至是仅仅为了取利不顾义，这家企业的取利行为就不可能长久。
11月9日站在“大我”的立场上
由于我们过去没有经验，或者企业小，出于本能，只要对企业不利的东西，我们就说不好；对自己有利、赚钱就说好，这是“小我”的立场。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开发商，不能只站在“小我”的立场，还要站在“大我”的立场——行业的立场、消费者和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立场上。
——摘自2003年9月17日冯仑写给中国房地产协会的文章
背景分析
2003年，国家针对地产“泡沫”开始对国内热火朝天的房地产行业进行整肃，很多开发商抱怨房地产的“冬天”提前来临了，而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冯仑却不为所动，欣然提出“身体论”，“我们应该把宏观经济的变化当作天气变化，艳阳高照、刮风下雨都是正常的事。刮风下雨，我锻炼身体。就是得病，我也是最后得的”。
冯仑分析说，此次房贷新政可能是一个信号：本届政府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社会也更加重视财富积累过程中的道德因素。央行121号文还提醒企业在开放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公民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
“‘小我’就是不负责任的立场，就不会有公信力。”冯仑说。从1997年开始，他就一直在想怎样把企业做得更健康，这是对宏观经济反应最积极的一种办法，是正确的“大我”立场。
对房地产行业来说，121号文件会推进行业调整的进程，这是该项政策的积极意义所在。它像试剂一样，添加了一股重要力量。但是，归根结底，行业结构调整趋势不是外部条件强加的，而是市场正在自主进行的。
行动指南
宏观政策始终是第一轮出牌的，而企业是接牌的，企业更多地是被动的适应者。清楚了这个定位以后，企业就只能锻炼身体，把企业做得更规范、更健康，更好地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11月10日履行社会责任对经营有帮助
目前来看，关于企业更好地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到底对经营有没有帮助，还没有数学模型来量化，只有一个定性的说法和一个道德的说法。
总体来说，履行企业公民的责任不是速效救心丸，而是一个保健品，不是说吃了马上就活了，但是你经常吃虫草、燕窝，对身体一定是有帮助的。
——摘自冯仑《野蛮生长》
背景分析
一家企业更好地履行企业公民责任、企业公民义务是为了什么，有没有必要？
关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很有必要，因为全球化经济、自由贸易使大家相互关联，所以不能光顾自己，也应该同时注意自己的利益相关者，否则他会报复你。比如食品不健康吃坏了人，造成恶劣影响，你企业的产品也卖不掉了。很多研究证明，企业公民责任履行得越好，经营绩效也会越高。
也有一种观点说，很多企业在履行企业公民责任方面做得不错，但是也没看到企业业绩提升，只是看到管理费用不断增加。如果这样，会造成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公司效益衰退，股东利益没保障；另一方面员工福利减少，使得企业没办法履行内外部责任。
行动指南
只要有条件，企业还是要经常地服用类似履行企业公民责任这样的“保健品”，经常放在身边，对公司有益无害，至少可以获得心理上的道德安全感，同时获得社会上更多人的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