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讲讲到汉武帝将儒家思想运用于政治建设和文化教育中，大搞人才战略，兴办太学。除此之外，汉武帝还将儒学经义运用于法制建设中，从而在司法领域推出了一种新的审判方式——『《春秋》决狱』。
上一讲讲到汉武帝将儒家思想运用于政治建设和文化教育中，大搞人才战略，兴办太学。除此之外，汉武帝还将儒学经义运用于法制建设中，从而在司法领域推出了一种新的审判方式——“《春秋》决狱”。
汉初的法律制度，主要沿用的是秦朝的法制，学术界有“汉承秦制”的说法。由于当时的立法技术不高，制定的法律数量虽多，但质量却较为粗糙，很多规定不近情理、不通人情，如果机械地不加变通地执行，会出现背离情理的判决。汉武帝还在当太子时，就接触到这样的案子。
汉武帝十四岁那年，廷尉给当时的汉景帝上报一宗案子，请他审批。这是一桩凶杀案，凶手名叫防年，因继母陈氏杀死了防年的生父，防年就杀死了继母陈氏。廷尉的意见是：“依律，杀母，大逆论。”按照汉朝法律，杀死母亲的，应该定大逆罪。景帝对此案究竟如何处理也拿不准，就叫在一旁的太子刘彻谈一谈他的看法。
刘彻侃侃而谈，说“夫继母如母”，继母之所以叫继母，就是要表明他和亲生母亲不同。只是因为父亲爱她，所以叫继母。此案中的继母不讲情义，亲手杀了父亲。其下手之时，儿子已和她恩断义绝，她也不再是儿子的继母了。防年的行为，应该和一般的杀人行为等同，不能以杀母的行为定大逆罪。
景帝觉得刘彻说得对，只按照一般的杀人行为处防年以弃市之刑。在场参加讨论的大臣无不称赞刘彻见识不凡。（《汉武故事》）
刘彻能说出这一番道理来，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法律和情理之间的冲突。依照汉律，只要是杀母行为，不问原因、不管动机，通通定为大逆罪；大逆罪的罪犯当处腰斩之刑。腰斩是用斧头将犯人拦腰斩断，斩断之后，犯人的上半部分还有知觉，非常痛苦。防年杀人事出有因，在情理上是值得同情的；如果机械地按照法律规定判防年大逆罪，处腰斩刑，势必和老百姓的情理发生冲突，法律制度就很难得到民众的信服。所以刘彻依照常情、常识对其进行了变通，将防年的行为定性为一般的杀人行为，而一般的杀人行为只是处弃市之刑。弃市就是砍头，没有腰斩那么痛苦。
刘彻继位为皇帝后，自然想改变法制中的这些理法冲突问题，但一直没有特别好的办法。有一次，廷尉张汤给他报上来一个案子，无意间带来了改良法制的契机。
那么张汤是何许人也？他上报的案件，又怎样成了改良法制的契机呢？
先来介绍一下张汤。
张汤是汉代著名的酷吏，打小就是个法学奇才。
张汤他爹是长安县丞，帮助县令审理狱讼官司的副手，恐怕相当于副县长。从小耳闻目染，张汤对司法程序很熟悉。一天，他爹外出办事，叫他一个人看家，结果家里的肉被老鼠给偷走了。老爹回来就一通臭骂：“没用的东西，叫你看块肉都看不住！”还揍了他一顿。张汤心想自己给老鼠背了黑锅，也太冤了，一气之下挖开老鼠洞，捉住老鼠，找到没被吃完的肉。
然后他开始煞有介事地对老鼠提起公诉；再进行刑讯逼供，同时做法庭记录；再依法审理，最后还写成了判决书对老鼠宣判，处以“磔”刑。磔是汉代一种酷刑，用小刀将罪犯一一肢解。张汤自然也用这种方法对老鼠予以立即执行。他父亲偷看到全过程，大吃一惊，这完全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狱吏的手法呀！他怎么不学自通呢？我儿真是个天才儿童呀！就让他到县衙去做实习书记员，专门抄写和记录狱讼材料。父亲死后，张汤就在县衙里当了一名小吏。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命中的贵人。此人名叫田胜，法律身份是长安监狱中的罪犯；血缘身份则是当时汉景帝的小舅子，王娡夫人同母异父的弟弟。别的狱吏不待见他，张汤却觉得他必有翻身之时，对他特别好。公元前141年刘彻即位当了皇帝，母亲王娡就成了皇太后，咸鱼终于翻身了，田胜作为汉武帝的小舅，被封为周阳侯。田侯爷对张汤这位旧日恩人涌泉相报，给他介绍了很多达官贵人认识，还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哥哥武安侯田蚡，此时田蚡是朝廷丞相。朝中有人好做官，从此张汤在仕途上一路顺风，到元朔三年（前126年），当上了廷尉。廷尉是朝廷九卿之一，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的院长。
一天，张汤碰到了一桩十分棘手的案子。正是这个案件，成了汉武帝运用儒家经义改良法制的契机。
这桩案件，史书上没有记载具体细节，估计就是情理与法律相冲突的这类案件：按照法律规定判，就会和情理相背离；依照情理进行变通，又会违法，所以才把张汤搞得头大。换了一般案件，张汤这个司法老手还不轻易就搞定了呀！他左思右想，都想不出好办法，只好依律令提出处理意见，写了一个结案报告。上报之后，汉武帝一看，怎能做出这样离情悖理的判决呢？很不满意，给打了回去。张汤回头经过重新讨论后，再写成新的结案报告上报，武帝看了，又给打了回去。
张汤一想：事不过三，要是第三次还被皇上驳回，俺这廷尉恐怕就当不成了。张汤叫大家想办法，但所有的老狱吏都摇头，那就是和尚的脑袋——没法（发）。正在无计可施之时，一位儒生帮他解决了难题。那么这位儒生又是谁呢？
欧阳生
字和伯，西汉千乘郡（今山东省广饶县）人。幼习经学，以伏生为师学习《尚书》，后将《尚书》二十九篇分解为三十一篇，著有《欧阳章句》《欧阳说义》，是西汉今文《尚书》欧阳学说的开创者。
此人名叫兒宽，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人。师从欧阳生，学习儒家经典《尚书》。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办太学，兒宽被当地政府推荐为太学生，成为儒学大师孔安国的博士弟子，也是中国最早的太学生之一。由于家里太穷，兒宽一边学习，一边打工，经常帮其他博士弟子煮饭烧菜，或者帮别人当佣工耕田，为了不耽误学习，他只好“带经而锄”，带着儒经去锄地，别人休息时他就读书，非常用功。一年后，到元朔六年（前123年）十月，第一批太学毕业生纷纷走向工作岗位。兒宽因为考试成绩好，被分配到廷尉府来当“文学卒史”，即主管文书抄写送达的小吏。
张汤长期从事司法工作，喜欢“法律之吏”（《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廷尉衙门里用的都是这种法家学派的人才。兒宽作为儒生来到这群人中间，很孤立，受排挤。张汤认为他不懂府中事务，也不安排他管理某一官署，连办公室恐怕都没给他分，最后把他派到北地(在今甘肃庆阳西北)去管理畜牧工作，长期和畜牲打交道。
正在张汤和那帮老狱吏因结案报告而焦头烂额时，刚巧兒宽从北地回来呈报管理畜牧的文簿。大家以前瞧不上他，现在是病急乱投医，问他该怎么办。兒宽就用儒学理论来分析了案件，提出新的处理意见。大家觉得眼前一亮，说得对呀！干脆叫他起草奏章。奏章写成后，张汤认为写得好，就上报给了汉武帝。汉武帝看后大为满意，第二天就召见了张汤，问他道：“你昨天报来的奏折，可不是一般俗吏所写呀！他是谁呀？”张汤说是兒宽。汉武帝说：“这个人我已经听说很久了。”把兒宽大大称赞了一番，对张汤的工作也大肆表扬了一番。
张汤回来，立马提升兒宽做奏谳掾（掌奏报与定案文书的属吏），作为自己的得力助手。“汤由是乡学”，从此张汤向往儒学，常常仰仗兒宽用儒学经义来处理疑难案件，每次都能产生良好的效果。
汉武帝知道这一情况后，觉得用儒家经义来变通疑难案件，确实是解决理法冲突的好办法，对张汤的做法大加肯定，还指派他去向儒学造诣更高的董仲舒请教。“仲舒在家，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汉书·董仲舒传》）
此时董仲舒赋闲在家，朝廷遇到重大疑难案件要讨论商议，汉武帝就派使者或张汤去向董仲舒请教，每一次董仲舒都能把法律与情理的关系说得明明白白。
说到这儿，还得对董仲舒的情况做个交代。
前面讲到董仲舒被公孙弘排挤到了胶西国去当国相，胶西王刘端又是个杀官成瘾的变态狂。董仲舒来到胶西国本来是很危险的，没想到这位变态的刘端，听说董仲舒是个大儒，居然对他恭敬有加，根本没有要害他的意思。看来再古怪的人，也懂得“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啰！
董仲舒在胶西干了几年，害怕时间长了会出事，就以生病为由，辞职回家了。他潜心做学问写文章，从来不过问生产劳动和家务事，估计油瓶子倒了都不会扶一下，过着“读而不耕”的恬淡生活。
现在，朝廷使者和廷尉张汤经常代表皇帝来向他请教如何用儒学来办案，他心里十分兴奋。心想：这儒学渗透到了司法领域，独尊儒术的局面将更加稳定。对张汤的问题有问必答，“动以经对，言之详矣”
（《后汉书·应劭传》），动不动就会引用儒家经义来对答，而且讲得特别详细。
由于董仲舒经常运用儒家经义帮朝廷分析处理疑难案件，时间一长，他就专门写了本名叫《〈春秋〉决狱》的书，书中汇集了232个案例，用来指导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办案。
那么，什么叫“《春秋》决狱”呢？用这种方法来办案，在实践中该怎么搞呢？
简单地说，“《春秋》决狱”就是用儒家经典《春秋》来指导办案。主要有两方面的要求：
首先，《春秋》决狱是用来审理疑难案件的。
只有碰到疑难的案件，单纯用法律条文处理，很可能会违背常情常理，才用《春秋》决狱。简单的案件，用法律能够轻松解决的案子不采用“《春秋》决狱”，因为《春秋》毕竟是一本历史书，而不是法律。
例如私为人妻案。
甲的丈夫乙乘船遇到风浪，船翻被淹死，无法下葬。后来，甲的母亲丙就把甲嫁出去了。有关部门认为：按当时法律规定，丈夫死后，要等到尸体下葬了，做妻子的才能再嫁，如果丈夫还未下葬就再嫁的，要以“私为人妻”论处弃市之刑。
本案事实是：甲的丈夫死于海难，葬身******，显然无法收尸安葬。所以强求甲安葬丈夫后再嫁，简直与强迫男人生小孩一样，那是办不到的。
如果生搬法律条文判甲以私为人妻罪，处弃市之刑，显然是背离人情常理的。不追究甲的私为人妻罪，又不符合法律规定。怎么办呢？有关官员只好去请教董仲舒。董仲舒就拿《春秋》来变通，说：依照《春秋》之义，“夫死无男，有更嫁之道也”，可以改嫁，这是第一。第二，“妇人无****之道”，以“听从为顺”，女的自己不能做主，“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即“三从”。现在是长辈把她嫁了，怎么算是“私为人妻”呢。因此，甲和丙都不构成犯罪，“不当坐”。
（《太平御览》）
这就是《春秋》决狱的大前提，就是用来处理不好处理的案件；好处理的就不用《春秋》决狱了。
其次，《春秋》决狱在审理时要做到“本其事，原其志”“《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春秋繁露》）
“本其事”。就是要把事情搞清楚，相当于今天法律上说要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原其志”就是看行为人有没有犯罪故意和过失，这是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的说法，不好懂，通俗点说就是看一个人的主观心态，是不是想干坏事。“志”就是指主观心态。
我们再看甲误殴父致死案。
甲的父亲乙与丙争言相斗。丙用佩刀刺杀乙，甲即以杖击丙，误伤乙致死，甲当何论？有的认为该定“殴父”，处枭首之刑。董仲舒认为，父子至亲，儿子看见父亲处于危险中，哪有不救的道理？甲虽然误伤了父亲，并不是要害他。《春秋》之义，许止的父亲病了，许止给他吃药，结果父亲吃了药就挂掉了，“君子原心，赦而不诛”，许止的心是好的，为父亲治病，所以不予治罪。这就是“许止进药”的典故。本案中甲打伤乙的行为，不是法律中的殴父，“非律所谓殴父，不当坐。”（《太平御览》）
由上面两点，我们可以看到，《春秋》决狱，就是在碰到疑难案件时，机械地用法律来判案会出问题，才运用儒家经典《春秋》来进行变通，既要讲法律效果，又要兼顾社会效果。
有了董仲舒的《〈春秋〉决狱》这本书作参考，处理疑难案件就方便了，张汤在廷尉衙门里大力推行这一审判方法。其实张汤早已经意识到了儒学的重要性。当时在朝廷混得最牛的就是公孙弘，公孙弘的学术底子是“文法吏事”，和张汤差不多，但人家现在混得很风光，先做御史大夫，后当丞相，主要就是因为他会“缘饰以儒术”，以儒学作为自己的门面。张汤很聪明，也能摸透汉武帝的心意，他想效法公孙弘，可自己没学过儒术，如何才能在判案决狱上做到“缘饰以儒术”就成了难题。如今通过兒宽、董仲舒等人，他终于明白了，原来儒学可以这样用于司法审判。于是一向以法家学说为能事的张汤从此热衷于儒学，并选拔一大批儒生为助手帮他办案，其中还有董仲舒的学生吕步舒。张汤用这种方法来审案，在司法上做到了“缘饰以儒术”，所以越来越为汉武帝所赏识，元狩二年（前121年）公孙弘死后，他升官为御史大夫，跻身“三公”之列。
上行下效，廷尉作为最高审判官，他这样做，地方的郡县衙门自然也跟着学，《春秋》决狱迅速在全国的司法领域流传开来，成为一种新型的审判方式。
综合起来看，“《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正是汉武帝将儒家思想运用于法制建设的必然结果。其目的就是要用儒家经义来改良法制，防止机械执法，减少法律和情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推进司法进步，在中国历史上流行七八百年，直到唐朝才退出历史舞台。
讲到这儿，我们有必要对汉武帝推行儒学治国的方略进行小小的总结。自他二十三岁（前134年）决定“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大约到他五十岁（前107年）以前，二十多年间，他大搞人才战略、举办太学、推行《春秋》决狱，儒家思想已从政治建设、文化教育、司法审判等各方面深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儒术独尊，人才荟萃，一个辉煌的“文治”时代已喷薄而出。
那么，在如此良好的社会背景下，汉武帝又是如何运用儒家的主张，来应对自汉初以来积淀而成的诸侯坐大、豪强横行、匈奴犯边这种种危机呢？又怎样缔造出辉煌的“武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