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坤的影响虽然没岳飞大，但其情形却很相似。岳飞死于“莫须有”。而，岳飞，他忠的、义的、孝的是国家、民族和母亲。他背上背着的是他母亲为他刺的“尽忠报国”。岳飞死了，死于奸佞和他要效忠的皇帝，他死后留给人们的是“还我河山。”
而沈坤，当时是为母守孝在家的。为母守孝，这是孝；拿出他家全部积蓄，还变卖了家产，树起抗倭大旗，这是忠。抗倭的功绩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虽是保家，其实更是卫国；他是在无限同情人民所遭受的灾苦才如此做的，这又是义。人，心中都是有一把尺子的。无论历史上还是在今天，人们都有崇拜英雄的情结，崇拜岳飞崇拜沈坤这样尽忠尽孝的人物是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
沈坤去世后，在朝廷对他没有说法的情况下，淮安人民在第二年就开始悼念他，死了三百多年，人们仍然十分怀念他，且通过各种形式纪念他。他永远活在淮安人的心中，状元楼就是见证。
状元楼在老淮安本有二处，一在河下竹巷，一在新城南门。河下竹巷状元楼，本是沈坤故居，在抗倭寇时，为了便于“昼以瞭望，夜以警察”，当时称此为“御倭屯瞭所”。为了保存沈坤的抗倭遗迹，人们把沈坤家附近的抗倭屯瞭望所改建成状元楼；新城状元楼即新城南门楼，为沈坤早年读书处。沈坤被诬瘐死，人们为了怀念他的抗倭功绩，便将其修好，也取名状元楼。后来新城状元楼圯了，河下的状元楼一修再修，清咸丰年间大修，曾留下这样一副对联：
倚马成文，上马杀贼；
国子师表，天子门生。
状元楼等遗迹毁于抗日战争，是侵入淮安的日本人犯下的又一罪行。日本鬼子毁楼的动机是“回报”抗倭英雄的，却让政府看到沈坤的力量。抗日初期，原三区区长宋琨（字文献），曾在“埋倭墩”处竖碑，曾在淮安地方小报《明报》上连载沈坤抗倭的文章，用以激发人们抵抗外族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古城，历史上一代代留下了许多纪念沈坤的标志性建筑、故事、传说，甚至年画《门神》，画的也不是传说中的钟馗，而是沈坤，可见状元已经融入了淮安人的生活之中。
状元楼永远是古城人民心中的丰碑。状元楼在淮安就从来没有倒过。状元楼在人民的心中是永远不会倒的！
胯下桥前思韩信
陪同客人，我们在游览了漂母祠、韩侯钓台、“淮阴市”牌坊及韩侯祠后，来到兴文街中段，楚州区委东侧，一座奇特的桥前。该桥立在北侧的巷口，不是横在水陆，而是竖向天空，桥体不高，桥身仿佛人的两条腿。从桥下走过，仿佛经过胯下。
这就是有名的“胯下桥”。此桥始建于明万历年间，清同治丁卯年重建。站在胯下桥前，我的思绪在历史的尘埃中寻找那位将军——韩信。
韩信崛起于秦末，“胯下桥”记录了他未发迹时一段充满耻辱的经历。
韩信很小的时候就失去了父母，主要靠钓鱼换钱维持生活，屡屡遭到周围人的歧视和冷遇，经常受一位靠漂洗丝棉老妇人的周济。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韩信少年受辱，被屠户恶少逼迫胯下，并为市人讥笑的经过。
关于胯下受辱的原因，现在谁也无法说得清楚，但作为一个血性方刚的少年能从别人的胯下钻过，那确实是要有与常人不一般的气量。柏杨先生有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不要认为弯下膝盖就是懦弱，这其中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心胆俱裂，胆战心惊，丢掉了灵魂，“扑通”一声跪下来，这是懦夫；还有一种是先弯一下，然后往上一蹦——因为人只有蹲下来以后才能跳得高——如果是为了将来跳得高些蹲下来一下，这是英雄。
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做《留侯论》，论的是张良，不是韩信。但是《留侯论》开头的一段话我觉得用在韩信身上更准确：“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匹夫见辱，拔剑而起”，就是说那些普通人、小人物，受到一点侮辱以后，第一个反应就是拔刀子或者捅拳头。我说这个不算勇敢，这叫什么？这叫鲁莽，这叫盲动，不是真正的大智大勇。真正的大勇敢是什么呢？是“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突然面临一件什么事情，神色不变，不惊慌失措；别人无缘无故把一个罪名加在你身上也不生气，这才是君子之勇、英雄之勇、大丈夫之勇。为什么这么说呢？“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这样的人，他怀着远大的志向和理想，有长远的目标，他不会为眼前的这一点小是小非或小恩小怨鲁莽地盲动。韩信这个时候面临的选择是什么呢？要么杀了这个家伙，要么爬过去。杀了这家伙的结果是什么？要被杀头，将来远大的理想就不能够实现！
看来，韩信是英雄。他选择从胯下钻过去，随即站起来，掸了掸手上的尘土旁若无人地就走了，大有一去不复返的气势。其实，数年之后他又回来了。蹄声阵阵，旌旗呼呼。回来的韩信找到了昔日那位青年。此时，一切都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昔日的狂妄青年如今衣衫破旧，邋遢不堪，麻木的脸上满是惶恐，呆滞的目光中只剩下恐惧；跪下的双腿抖动不已，伏地的十指连连发颤。而韩信，当年的胯下少年如今身披金甲，满面威仪，目光深沉而威严。韩信看了看下跪的一家老小，半晌无语。一片死寂，死寂中搀杂着恐慌与死亡的气息，以及看客们的急躁与不安。
这时候的看客，也不敢发出半点的声响。提到看客，我们自然会想到鲁迅先生笔下众看客们。阿Q是我们最熟悉的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当阿Q被送到断头台时，断头旁边站着一群跟蚂蚁似的张着嘴的看客。鲁迅先生笔下的另一个人物单四嫂同样也遭到看客们的冷遇。当单四嫂的儿子宝儿死的时候，巡警绑了白背心，来到街上示众，围观之人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几堵人墙，密不透风。鲁迅先生在《药》里曾经这样形容看客“领颈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似的，向上提着”。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度，作为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之自豪。但伴随着文明历史的发展，其间却从没有间断过看客的身影。看客之所以被人们称之为看客，是因为他们只有对事件围观的兴趣，缺乏社会道德意识和责任感。
中国多的是看客。韩信想，在他被迫钻胯下的时候，也是这帮人在围观，且呼声一片，但却没有一个人出来解围，他们看的有滋有味，甚至在看后还要以此作为茶前饭后的谈资，甚至嘲笑与鄙睨。
韩信当时想得很多，但面对恶少一家老小还真动了的恻隐之心。他不仅没有加罪，还赏赐了一些财物，就起身走了。当然，之后他还重用了那个恶少……
“在这儿留个影吧。”朋友的声音叫醒了我。
朋友站在靠刻有简介的那块石头旁，他要将那块石头和整架桥都取在景中。可我无论怎么都不能找到最佳位置。我告诉朋友，镜头里有人有石就不可能有整体桥孔。我在告诉朋友时想，这设计者也真够绝的，他就没有把胯下桥当桥设计，更没有把记述韩信的事与桥联系，而是要让其与社会远离。我又想起韩侯祠水磨砖墙上“灵威冠世”四个镏金字。其实，这都是后人加的。据史料载，唐宋时，韩侯祠已成淮安名胜之最。祠内有联说，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这一知己指萧何，汉相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广为人知，乃成伯乐相马识人才的千古佳话。存亡两妇人，应该一是指漂母，一是指吕雉。当年韩信未发迹时，穷困潦倒，漂母以中国妇女特有的善良，以饭相赠，并以语言激励之。韩信的发愤和发迹，实在与漂母大有关系。至于说到另一女人吕后，是汉高祖刘邦的皇后，名雉。吕后心狠手辣，是她帮助刘邦杀害了韩信。但你若细想，就不难看出，处死韩信的真正凶手不是吕后而是刘邦。韩信的“胯下之辱”与“兔死狗烹”是社会悲剧。是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胯下之辱”与“兔死狗烹”若真的远离社会，远离人间，这世界也许就和谐多了。
当然，我还想，这“胯下之辱”对原本敏感清高的韩信也可能是一种致命的打击，让他深切体会到了地位权势的重要性。这种刺激极大地改变了他的人格，尽管韩信后来成功了，但他却由一个自信的男人转变成一个阴柔的男人，这也造成了他的人性悲剧。因此，当他在铸就伟业之后，就无法认清自己，更不能看淡名利了，而是邀功请封，最后招致杀身之祸。如果不是胯下之辱，市人取笑，也许韩信在功成名之后也会清醒地向张良学习，可能不致于喋血钟室。
我甚至想，人的一生往往会有两道坎，一道叫失意之坎，一道叫得意之坎。失意之坎可以鉴别人的意志。意志弱者，失意失态，一蹶不振；意志强者，失意不失志，在逆境中锻炼自己，蓄势待发。得意也是坎，能鉴别人的定力。定力低者，恃才居功自傲，得意忘形；定力高者，恃才不骄，居功不傲，甚至功成身退。因此，失意之坎击倒的是庸才，而得意之坎击倒的往往是英雄！
韩信仗剑从军，在楚汉相争中，他纵横沙场，战必胜，攻必克，为刘邦成就帝业立下赫赫战功。人们称他为“一代兵仙”、“汉初三杰”，国外学者称他是“冷兵器时代最伟大的军事家”。这是世人对韩信的历史评价。尽管说，一介丈夫，能屈能伸。胯下之辱对于韩信来说，是一抔最有营养的泥土。因为有时候有屈辱才会奋发。今天，就世界范围讲，已有百余个韩信研究会，专门研究这位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但是，站在桥前，我仿佛可以感触到韩信的尊严在绝望中叹息。他是期盼着别人帮他摆脱这种侮辱，但他却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尊重。
阅读吴承恩
吴承恩这个名字，早同他的神话小说《西游记》一起誉满神州，传遍世界了。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故居在淮安（今楚州）河下镇打铜巷。
吴承恩出生于一个由下级官吏沦落为小商人的家庭，他的父亲吴锐性格乐观旷达，奉行常乐哲学，为儿子取名承恩，字汝忠，意思希望他能读书做官，上承皇恩，下泽黎民，做一个青史留名的忠臣。吴承恩小时候勤奋好学，一目十行，过目成诵。他精于绘画，擅长书法，爱好填词度曲，对围棋也很精通，还喜欢收藏名人的书画法帖。少年时代他就因为文才出众而在故乡出了名，受到人们的赏识。
步入青年时代的吴承恩是狂放不羁、轻世傲物的青年人。社会地位的低下，贫穷困苦的处境，使这位大才子狂放不羁，招来了纷至沓来的笑声，被人交口称誉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吴承恩约二十岁时，与同乡一位姓叶的姑娘结婚，婚后感情甚笃。吴承恩虽然狂放不羁，但品行端正，忠于自己的妻室。嘉靖十年，吴承恩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获得了优异成绩，取得了科举生员的资格，与朋友结伴去南京应乡试。然而才华不如他的同伴考取了，他这位誉满乡里的才子竟名落孙山。第二年春天，他的父亲怀着遗憾去世了。接受初次失败的教训，吴承恩在以后三年内，专心致志地在时文上下了一番苦功，在嘉靖十三年秋的考试中却仍然没有考中。吴承恩羞恨交加，这年冬天，竟病倒了。两次乡试的失利，再加上父亲的去世，对吴承恩的打击是沉重的。在他看来，考不取举人，不仅付资无由，而且愧对父母，有负先人。但他并不以为自己没考取是没本事，而只是命运不济，他认为“功名富贵自有命，必须得之无乃痴？”
吴承恩一生不同流俗，刚直不阿。他之所以才高而屡试不第，很可能与他不愿作违心之论以讨好上官有关。他厌恶腐败的官场，不愿违背本心，对黑暗的现实持否定态度。
生活困顿给吴承恩带来的压力并不小于科考的失利。父亲去世以后，他需要操持全家的所有开支，但他却没有支撑门户的能力，更没有养家活口的手段。家中生活来源，除了每月从学府里领回六斗米外，只能坐食父亲所留遗产了。品尝了社会人生酸甜苦辣的吴承恩，开始更加清醒地考虑社会人生的问题，并且用自己的诗文向不合理的社会进行抗争。
吴承恩写《西游记》，是作了毕生准备的。小时候，吴承恩经常跟从父亲遍游淮安近郊的古寺丛林，听来许多优美神奇的神话故事；在读私塾时，经常瞒着父亲和老师，偷偷地阅读“野言稗史”。随着年龄的增大，这种爱好有增无减。30岁后，他搜求的奇闻已“贮满胸中”了，并且有了创作的打算。
吴承恩大约40岁才补得一个岁贡生，到北京等待分配官职。但朝廷没有让他做官，而是让他去南京国子监继续读书。直到六十七岁时，吴承恩在北京又候选了几年，才得到一个浙江长兴副县丞的八品小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