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楚墓出土的大量礼器、兵器、车马器、乐器和日常生活用具中，错金手杖、错银铜樽、彩绘木雕动物座屏、彩绘几何纹漆竹扇、丝织衣被等稀世珍品，集中反映了楚国在冶金铸造、木雕、髹漆、竹编、绘画及刺绣等方面的高超技艺，表现了楚国繁荣、高雅的物质文化。
同时，通过整个楚墓的墓葬制式和特点等，也可以反映出荆楚之地的文化风韵。
（一）多元化的文化元素
在江陵发掘的墓葬绝大多数是长方形土坑竖穴墓，是典型的楚国墓葬。然而其中却有五座洞室墓十分引人注目，因为在其它地方的楚墓都没有这样的洞室墓出现。
洞室墓源于关中秦墓，战国中期始见，战国晚期才随着秦国的军事占领向关东、两湖传播。九店的洞室墓时间在公元前278年至前241年的30年间，此时秦军大将白起已攻占楚郢，江陵已为秦国所有。
五座洞室墓都是单棺无椁，随葬品简陋。墓主人当是地位低下的贫民，也可能是秦军士卒，或从秦国迁徙而来的罪人。这些跋山涉水、背井离乡的秦人，一定十分思念自己的故国。他们在墓葬形制上坚持着自己的传统习俗，冒着江陵地区土质远非关中坚实、易于塌方的危险掏挖洞室。
但这些墓中随葬的器物，特别是仿铜陶礼器从组合到器物作风都为楚式无疑。这是在这个激情和动荡的年代里，秦楚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表现。
有些墓葬里，随葬品除了楚式器物外，也有越式器物，这是含有越文化因素的楚墓；物也有些墓葬里，随葬品也有巴式器，这是含有巴文化因素的楚墓。加之甲组墓被考古工作者定为姬周文化性质，这里可谓是一个多文化交汇的地方。
作为雄踞南方，曾占有天下之半的楚国，民族政策和文化融合政策较为开明，国内文化繁荣，必定形成一个多元的文化元素。以楚文化为主，兼有姬周文化、秦文化、越文化和巴文化的九店楚墓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楚文化融合的精神和宽容的气质。
九店楚墓的上限为西周晚期，早于雨台山楚墓；下限为战国末年，晚于雨台山楚墓。这里的地下世界经历了五百多年的历史，无疑使我们能更全面地了解楚文化，而且也有新的收获。
传统观点认为战国末期，即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郢，楚襄王“东北保于陈城”后，这里再无楚墓分布。
考古学者在九店楚墓中划分了一批战国晚期晚段的楚墓，进而判明江陵沦为秦地后，在纪南城依然存在着为数不少的楚国遗民，历史悠久的楚文化依然在这里延续着，直至汉代才完全融入汉文化中。它们展现了自己顽强的生命力，也深刻地揭示了楚文化的归宿。
（二）贫富及等级的差异
九店楚墓属于纪南城郊的万民墓地，即为《周礼》上所说的“邦墓之地”。和雨台山楚墓一样，这里也都埋葬着楚国下层贵族和庶民。
虽然他们都同眠在这块幽静的土地上，但如同他们身前的世界一样，在这里也同样体现了他们之间身份和财富的差别。
在这些墓葬中，葬具可分为无葬具、单棺、一椁一棺和一椁重棺四种；椁有单室、二室、三室之别；土坑有宽窄之分；构造上有设壁龛、墓道、台阶等差异。
此外，因为青灰泥具有提高葬具耐腐性的作用，所以墓圹的填土是否使用青灰泥也能反映出埋葬在这里的墓主人生前财富的多寡。
墓圹填土可分为两种。一是利用原墓圹挖方作回填土料，计有429座。说明部分楚国下层人士在财力和人力不具有使用青灰泥作墓室的回填土料；二是墓圹下部及葬具四周回填青灰泥，上部回填原圹土料。尽管这部分人士使用了青灰泥料，但仍不如中上层楚国贵族墓室中的青灰泥填封规整，完全是随意堆积，既没捡采，多数也未经打夯，说明这些墓主人虽注重了回填土料，但未追求建筑后的效果。
在极少数墓中，自墓口下全用青灰泥和黄褐土掺和回填，墓具周围则用纯青灰泥回填，可知其墓主生前的经济环境一定优越。如526号墓青灰泥层中见有方形夯窝，长6厘米，宽5厘米，深3厘米。夯窝排列整齐，间距10厘米至12厘米，夯层厚13厘米至14厘米。453号墓填土中的夯窝为圆形，直径3厘米，夯层厚6厘米至10厘米。此种建筑方式的墓主人显然为富裕人家。
（三）豪华而丰富的生活
江陵天星观楚墓被盗严重，七室有六室被盗，仅北室遗物保存完好。尽管如此，所存遗物和有价值的遗迹仍令考古工作者激动不已。如椁壁上的12幅门窗式彩绘壁画，至今在考古发掘中也属首次发现。
墓中还出土了陶器、青铜器、漆木器、乐器、生活用器、车马器和竹简等随葬器物共两千四百余件。各种器类制作精细，造型典雅，尤显雍容华贵，非豪门世家难与之匹。
但是在欣喜之余也让人感慨和遗憾，北室的规模在五大室里是最小的，如果其它四室没有被盗，将会获得更大的收获。
从墓坑形制来看，2号墓与1号墓基本同制，只是2号墓的北边少了两个小室。在棺椁结构和各室的分隔、内外棺椁的形制及做法等方面，两墓如出自一人之手。说明两墓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
从随葬品陈放的室别来看，两墓也是惊人的相似。在2号墓内棺南端的早期盗洞口内，出土了一些零碎的人骨，应该是盗墓者把墓主人尸骨拖出棺外所致。这些人骨应该是墓主人的骸骨，经鉴别为女性，年龄约在40岁至46岁之间。
因此，可以推断出1号墓和2号墓之间应该是夫妻关系，即该墓主人为“天星观1号”墓墓主“邸阳君番乘力”的夫人。
两座墓地均因为被盗而令人十分遗憾，但发掘的棺椁形制保存之完好、出土的遗物之精美，仍令人咋舌不已。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器物见证着楚国瑰丽的文化，也反映现出楚国贵族豪华奢靡的物质生活。
也许正是他们沉溺于如此精致的世俗享乐，而失去先王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此时，在楚国的西北边，一个如狼似虎的诸侯国正在迅速崛起，它就是秦。
短短数十年后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为避秦军锋芒，楚襄王北迁至陈。郢都的贵族也纷纷奔走，但天星观楚墓的主人只能永远地躺在长湖之畔，静静的目睹着故国的衰变。
江陵的雨台山墓地紧邻楚故纪南城，几乎伴随着整个东周时期纪南城的开始和结尾。它见证了这里的辉煌和荣耀，也见证了这里的没落和倾颓。它对人们了解那个时代楚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
这里有着神秘的镇墓之宝，有着锋利的青铜兵器，也有着反映丰富生活、生产的器具。如有生活中所用的铜镜、带钩、容器、砝码；也有生产中所用的镰、削刀、铁臿、铁斧等。
在21号小型墓中出土了我国最早的竹律管，是音乐考古方面的一个重大发现，还有钲、鼓、瑟、笙等乐器，也反映了当时楚人丰富的精神生活。
伴随着车水马龙的繁华，也伴随着腥风血雨的争斗，雨台山墓地见证着历史，也记载着历史。
（四）精湛且闻名的铸剑
春秋战国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时代。周室衰微、礼崩乐坏，诸候割据、征战频繁。为了应付连绵不断的战争，各诸候国不断改进和大量制造各式各样的武器，进行着一场空前的军备竞赛。
各国都拥有一批铸造青铜剑的能工巧匠。地处长江下游的吴国和越国，由于近海，陆地上水网纵横，不利于车战，因此步战及近战中利器青铜剑便成为兵器中之翘楚。
烟雨江南、吴越之地，自古便是剑气纵横之所在。这里以精绝的铸剑技术名闻天下。
在吴、越两国所铸青铜器中，兵器既精且美。春秋中晚期，随着吴越对外军事扩张的需要，兵器铸造业也呈现出空前发展、繁荣的状态。因此，“吴戈越剑”不仅为时人所艳羡，其美名也留传千古，为历代仰慕。
吴、越两国涌现出诸如欧冶子、干将、莫邪等当时及历史上最杰出的铸剑能手。吴、越铸造的名贵青铜剑，坚韧锋利，威披天下，声震各诸候国。
史籍记载，吴、越两国都是以土著古越族人为主体的国家。古代越人以勇武好剑而称著。《汉书·高帝纪》中写道：“越人之俗，好相攻击”；《汉书·地理志》中也写道：“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
相传古越人有“断发纹身”的风俗。断发，就是剪短其发，散覆于头；纹身，即在身上刺染花纹。纹身习俗在世界许多古代民族中都流行，它的起源和含义比较复杂，但体现勇武，以勇为荣，以武为美，显然是越人纹身的重要意义之一。
当时的吴、越人士喜欢佩剑，好勇斗狠，出过专诸、要离等著名的刺客。吴越自刎之风盛行，许多大臣不惜自刎死谏君王，吴国的伍子胥和夫差、越国的文种等名人在穷途末路时也是伏剑而死。越王勾践在战场上与吴王阖阊交战时，还曾使出过让一群死囚阵前自刎，从而惊吓敌军的残酷战术。
这种轻死易发、勇武好斗的精神是越族的天性，越人喜好用剑的传统与其天性有密切联系。
我国的宝剑，主要起源于吴越青铜剑。而吴越青铜剑，一开始是在从吴地发展起来的。商代中期，中原青铜冶铸技术开始传入吴国，加上吴越地区富藏铜、锡资源，为土著越人依山鼓铸，逐渐创造出富于地方色彩的青铜宝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青铜剑的制作和使用在吴、越地区发展很快。吴、越两国地域壤接、民族相同、风俗一致、交往密切。当青铜剑制作技术在吴地得到发展之后，很快也传入了越国。于是，发端于吴地的青铜剑也就成为吴、越两国的共同财富。
春秋战国之际越王勾践灭吴后，青铜剑的制作技术更在越国达到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颠峰状态。
这一时期的吴越青铜名剑，近年来多有出土。其中少数传世珍品由于剑上铭有吴王或越王之名，故能明确断定为吴越之剑。它们不仅剑型相同，而且装饰的方法、铭文的格式也很一致。因此，吴越之剑自古被典籍并称，赞誉有佳。
著名的先秦手工艺科技著作《周礼·考工记·叙》说：“吴粤（越）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即指两国得地之利，吴越地区矿产丰富，盛产高品质锡、铜。位于安徽南部的铜陵、南陵铜矿皆属吴越之地，早在商代即已开采，至今仍然是我国的一大铜矿产地。那里的矿石含铜品位高，还有与之伴生的金、银等矿床，因此可以铸造出如此精良的宝剑。
进入战国时期后，有关吴越出宝剑的记载更屡见于文献，可谓有口皆碑。《庄子·刻意篇》说：“夫有千越之剑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千越”即吴越，“柙”是藏剑之匣，“不敢用”是说太宝贵了，实在舍不得使用。
别国诸侯打算用“有市之乡二，骏马千匹，千户之都二”交换纯钧剑，但没有得手。后来湛卢剑落到楚王手里，垂涎三尺的秦王立即发兵击楚，还放出风声，楚王不交出宝剑，秦国绝不退兵。结果楚王宁可与秦国开战也决不交出心爱的稀世宝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