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詹姆斯·******爵士和你才有这些钥匙吗？”“我只有保险柜的钥匙，门的我没有。”“詹姆斯爵士在工作上是一个有条有理的人吗？”“我认为是的、这三把钥匙，就我所知，他是拴在同一个小环上的。我经常看见钥匙拴在小环上面。”“他到伦敦去是带着这个小环去的？”“他是这样说的。”“你的钥匙从来不离身吗？”
“没有。”“如果韦斯特是嫌疑犯，首先，他一定要有一把复制的钥匙，可我们在他身上没有发现；其次，如果这个办公室里有一名职员存心出卖计划，复制计划难道不比把计划原件拿走更简单些吗？”“有效地复制计划，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知识才可以。”“不过，我想詹姆斯爵士也好，你也好，韦斯特也好，都具有这种本领吧？”“那当然，我们都懂。可是，我请你别把我往这件事上拉，福尔摩斯先生。实际上，已经在韦斯特身上发现了计划原件，我们东猜西想毫无用处。”
“唔，他完全可以进行复制以确保没有闪失，这样他同样能够达到目的，他却偏要去冒险偷盗原件，真是令人费解。”
“是奇怪，复制没有问题——可是他这样做了。”“每进行一次查询，案情总是有些令人费解的地方。现在据我所知三份最重要的计划仍流失在外。”“是的，是这样。”
“你能否告诉我，有谁掌握了这三份文件，不需要另外七份文件就可以建造一艘布鲁斯帕廷顿潜水艇了？”
“有关这一点我已经向海军部作了报告，但今天我又翻阅一下图纸，是否这样我也不能完全肯定。双阀门自动调节孔的图样是在七份文件之中的。除非他们发明出来，否则他们是不可能造出这种船的，当然也许他们会很快地越过这方面的障碍。”
“丢失的三份图纸是不是最重要的？”“当然是。”
“我想，您是否允许我在这屋里看一看。我本来想问的问题，现在一个也记不清了。”他检查了保险柜的锁、房门，最后是窗户上的铁制窗叶。外面的草地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窗外一丛月桂树的几根树枝看上去似乎有攀折过的痕迹，他用放大镜仔细检查，接着又检查树下地上的几个模糊不清的痕迹。最后，请约翰逊先生关上铁百叶窗。他指着叫我看，百叶窗正中间并不严实，如果有人在窗外窥视室内情况是可以一清二楚的。“耽误了三天，这些脚印有点儿被破坏，但却能说明一些问题，或许什么也说明不了。好了，华生，我们的收获并不大，我估计在乌尔威奇是不可能对我们有更大的帮助了，只有看看能不能在伦敦干得更好些。”但乌尔威奇火车站之行使我们又多了一点收获。售票员胸有成竹地说，他见过卡多甘·韦斯特，他记得他——就在星期一晚上，他是坐八点一刻开往伦敦桥的那趟车去伦敦的。他是一个人，买了一张三等单程车票。他当时十分惊慌失措的样子，他抖得厉害，找给他的钱都拿不住，还是售票员帮他拿的。看来，韦斯特在七点半钟左右离开未婚妻之后，大概在八点一刻乘坐的火车。
“让我们重想一下，华生，”福尔摩斯沉默了半小时之后说，“我想不出在我们两人共同进行的侦查中，有哪一件比这更棘手。每向前走一步，就又出现一个新的障碍。不过，我们显然已经取得了某些可喜的进展。我们在乌尔威奇进行的查询，大都是对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不利的。可是窗下的迹印让我产生了一个假想。譬如，假定他同某一外国间谍曾有关系。对这件事可能有过誓约，不许他说出去，但还是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他对未婚妻说过的话就表明了这一点。很好，我们现在假设当他和未婚妻一起去剧院的时候，他突然从雾中发现那个间谍向办公室方向走去。他本性急躁，当下决断，为了尽职而义无反顾。他跟踪着那个间谍来到窗前，看见有人盗窃文件，就去捉贼。这种说法可以解释为什么原件被拿走而不去复制了。这个外来人偷走了原件。到这里为止，这都是说得通的。”
“然后呢？”“现在我们遇到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按理说年轻的卡多甘·韦斯特首先就得去抓住那个坏蛋，同时报警。他没这么做是不是事出有因？拿走文件的是不是一名上级官员呢？那样就可以解释韦斯特的行为了。也许这个主管人借助浓雾甩掉了韦斯特，韦斯特便立刻去伦敦，赶到他住的地方去拦截他，当然前提是韦斯特知道他的住址。情况十分紧急，以至他将未婚妻一个人丢在雾中，什么都没告诉她。假定的情况和放置在地铁火车顶上、口袋里放着七份文件的韦斯特的尸体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应该从事情的另一个方面入手，双管齐下，现在如果麦克罗夫特把名单交给我们就有可能找到线索。”
果然，贝克街有一封由政府通讯员加急送来的信。福尔摩斯看了一眼，把它递给了我。
能做这样案件的角色不多，大多是无名鼠辈。值得一提的只有阿道尔夫·梅耶，住威斯敏斯特，乔治大街13号；路易斯·拉罗塞，住诺丁希尔，坎普敦大厦；雨果·奥伯斯坦，住肯辛顿，考费尔德花园13号。据说，后者于星期一在城里，现已离去。十分高兴你已有线索，内阁亟盼收到你的最后报告。最高当局的查询急件已到。切记。你的背后站着全国的警察。
麦克罗夫特
福尔摩斯微笑着说：“恐怕王后的全部人马也可能毫无用处。”他摊开伦敦大地图，弯下身着急地查看着。“好啦，好啦，”一会儿他得意地喊叫道，“事情终于向利于我们的一方发展了。喏，华生，我确信，我们最后一定会成功。”他突然高兴起来，拍拍我的肩膀，“我现在要出去，不过只是去侦查一番。你放心，没有我忠诚的伙伴和传记作者跟随，我是不会单独涉险的。你就留在这儿吧。大概过一两个小时我就能回来。万一耽搁了时间，你就拿出纸笔来，描写我们是如何拯救国家的。”
他的欢乐心情引起了我的共鸣，因为我知道，他情绪的急剧变化不会如此反差巨大，除非那高兴是确实有其原因的。在十一月的这个漫长的黄昏我始终都在等待着，焦急地盼望他回来。终于在九点钟刚过的时候，信差送来一封信：
请速来这儿，我在肯辛顿格劳塞斯特路的哥尔多尼饭店，并随身携带铁撬棍、提灯、凿刀、手枪等物。
歇·福
带着这些东西穿过昏暗的雾气笼罩的街道，对于一个体面的公民来说真是妙在不言中。我谨慎地把自己裹在大衣内，通过这些街道，驱车直奔约会地点。我的朋友正坐在这家豪华的意大利饭店门口附近的一张小圆桌旁。
“吃过了没有？来和我喝杯咖啡和柑橘酒，尝一支饭店老板的雪茄。这种雪茄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有毒。工具带来了吗？”“在这儿，在我的大衣里。”“太好了。让我把做过的事和将要做的事，简单地和你介绍一下。华生，你现在知道，那个青年的尸体是被放在车顶上的，当我肯定尸体是从车顶上而不是从车厢中摔下去的时候，这已经很清楚。”
“不可能是从桥上掉下去的吗？”“我看不可能。如果你观察一下车顶，就会看到车顶中部略微凸起，四周没有栏杆。因此可以断定卡多甘·韦斯特的尸体是被放上去的。”
“是怎么被放上去的呢？”“这就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只有一种可能。你知道地铁在西区某几处是没有隧道的。我记得有一次乘地铁时，外面窗口碰巧就在我头顶上面，假定有一列火车停在这样的窗口下面，把一个人放在车顶上，不会有太大困难的。”
“好像不大可能吧。”“我们只好相信那句古老的格言了：当别的一切可能都被排除，剩下的必然就是真的，不管它是多么不可能。当别的一切可能性都告吹的时候，我十分高兴地发现那个刚刚离开伦敦的首要国际特务就住在紧靠近地铁的一个房子里。你对我突发的看法感到有些惊讶？”“啊，是这样吗？”“对，是这样。住在考费尔德花园13号的雨果·奥伯斯坦先生已经成为我的目标。我在格劳塞斯特车站查访，站上有位公务员给了我很大帮助。他陪我沿着铁轨走去，并且使我得以搞清楚了考费尔德花园的后楼窗户是向着铁路开的，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那里是主干线之一的交叉点，地铁列车经常要在那个地点停站几分钟。”
“了不起，福尔摩斯！”“只能说到目前为止——到目前为止，华生，我们又向目标靠近了一步。我已查看了考费尔德花园的前后，可那家伙早已溜掉了。这是一间没有摆设的非常大的住宅。据我判断，他是住在上面一层的房间里。只有一个随从同奥伯斯坦住在一起，这个人可能是他的心腹。奥伯斯坦并未逃走而是到欧洲大陆上销赃去了，因为没有人会以私人的身份光临他的住宅，他根本没有理由害怕。可是，这正是我们要做的事。”
“难道我们不能开一张传票，依照手续来办吗？”“依靠我们现有的证据还不可以。”“我们还要做什么呢？”“我想检查一下他的屋子。”“我不喜欢这样，福尔摩斯。”“老兄，你在街上站岗，这件事由我来做，现在是不拘小节的时候。考虑一下麦克罗夫特、海军部和内阁以至那些对消息翘首以待的尊贵人士们吧。我不得不涉险。”
作为回答，我从桌边站了起来。
“你说得对，福尔摩斯，我们是得去。”他也站起来握住我的手。“我早知道你最终不会退缩的，”他说，一瞬间在他眼中闪耀着近乎温柔的目光。只一会儿，他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沉稳老练、严肃实际，“不用着急，将近半英里的路，我们走过去。”他说，“千万可别让工具掉出来，把你当做嫌疑犯抓起来，那就闯祸了。”考费尔德花园这一排房子都有扁平的柱子和门廊，坐落在伦敦西区，是维多利亚中期的建筑模式。夜色里传来孩子们快乐的呼喊声和“盯咚”的钢琴声，看来隔壁的一家儿童们正在联欢，四周的浓雾掩盖了我们的身影。福尔摩斯点燃了提灯，灯光照在那扇厚实的大门上。
“这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他说，“门不但锁上了而且上了闩。我们到地下室空地上去要容易一些。那一头有一个拱道，可以提防万一闯进来的过分热心的警察。我们互相帮助一下。”
不久我们走到地下室的门道。刚要走向暗处，突然，就听见雾中有警察的脚步声从我们顶上传来。等到轻轻的脚步声有节奏地离开后，福尔摩斯开始撬地下室的门。只见他弯着腰用力撬，“咔嚓”一声，门开了。跳进黑乎乎的过道后，福尔摩斯把门关上，他在前，我跟着东拐西转，不久走上没有铺地毯的楼梯。他那盏发出黄光的小灯照在一个低矮的窗子上。“到了，华生——肯定是这一个。”他打开窗子，这时传来低沉刺耳的“吱吱”声，逐渐变成“轰轰”巨响，一列火车在黑暗中飞驰而过。福尔摩斯提着灯照着窗台，那里积落着来来往往机车开过时留下的一层厚厚的煤灰，但几处煤灰已经被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