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骑的是一匹饿瘪了肚子的可怜畜生，这马路也走不稳，后面还跟着两位替他赶马的家奴；他手执鞭子，随着家奴在去面打马的频率敲着马头；他就这样在我们边上带着十一二个家奴走了过去，从城里前去他位于前方一二英里外的田庄。我们慢慢走着，但这位乡绅般的人物催命似地向前赶着路，把我们远远甩在后面；我们歇在一个村子不过个把小时，吃了点点心，路过那位大人物的田庄住宅时，我们看到他正在大门内的一个小院子里大吃大喝，这院子也不逊一个花园，但极容易看见他；然后我们知道，我们越是瞧他，他就越是自鸣得意。
他坐在一棵类似小棕相的树底下，避开了偏向南面的太阳，但一顶大伞还是撑在树下，使那地方看起来倒还挺不错。肥硕臃肿的他，懒洋洋地靠在一把硕大的扶手椅上，还有两个女仆把肉食送到他面前，另外他还有两个女仆，我想，很少有欧洲的绅士这样接受她们的服务，换句话说，一个在用调羹喂着这位老爷，另一个则一手端着碟子，一手擦去粘在这位大人阁下胡须上和塔夫绸背心上的残物。这个大胖子饭桶认为做这种生活中的琐事有失他尊贵的身份，其实连帝王也宁可自己动手做这事，而不愿让外人来插手，由于让别人做究竟不能称心如意，反倒麻烦不断。
这时我想到，多么大的代价由这些爱好虚荣的人们付出，而对于一个有判断能力的人来说，如果不好好控制这种自高自大的脾性，将会带来多大的麻烦。我们冷眼看他，使他很是自鸣得意，竟认为我们是在羡慕他的豪华生活，而在我们眼中，他是多么的可悲而又可笑；然后，我们把他撤下，自顾自向前赶路，只是西蒙神父十分好奇，想要再停留一刻，以便了解一下这乡下地方官排场十足吃着的是什么佳肴，由于他荣幸之至地也尝到了一块；在我想来，这不过是用米熬成的糊糊，再往里面添一大块蒜头另加一小袋青椒，外加一种十分像我们吃的生姜一样的当地植物，只是它闻上去有点缀香的味道，而吃起来却有点芥茉的滋味；所有这些拌在一块，还添加了块小小的瘦羊肉在内，生火一道儿煮了起来，这即是我们这位大人阁下的美味佳肴了。还有稍坐远一点的四五个奴仆侍候着，我们猜想，他们在主人吃饱喝足后再吃那残羹冷炙。
至于我们在其庇护下一道前去的那位大员，凡是他抛头露面的时候，他手下的那些爷们总前呼后拥地围着他，排场之大不亚于一位帝王，因此我只有站得远远的，才能有幸见到他。然而我观察到这一点：他的随从队伍中挑不出一匹像样的马，而且依我看来，就连在英国替人家运什物的驮马也远比这群马强；当然，作出正确的判断也不易，由于有马衣什么的，还有马具和马饰等等被在那些马身上，当它们走的时候，我们除了它们的脑袋和脚之外，难得窥见其他的部位了。
现在我的心情轻松愉快，我提到过的那些困难和麻烦早已烟消云散，既然烦恼人的事不再存在，那么我的这次旅行就令我感到万分惬意；此外，也没有什么倒霉的意外事故找到我们的门上，只是有一次涉水过河时，马不小心一个失足，使我“离开了那里”——这是他们的说法，意思是我跌下了马背。尽管那里的水并不深，但我还是逃脱不了全身湿透的命运。现在我提起这件事来，是由于这一事故令我的笔记本遭了殃，而恰在那本子上我记着一些应该记下的地名和人名，而事后又忘记对那笔记本作一番好好的收拾补救，结果那些纸张都发霉了，导致上面的字后来都难以辨认了，于是，这次旅行中到过的许多地方我便叫不出了，这实在是我莫大的损失。
我们终于抵达了北京。这个时候，我身边没有外人，只有一个我那船长侄儿派来侍候我的年轻跟班，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忠实可信，做事勤勤恳恳的人；我那合作伙伴除了一个同他有亲戚关系的跟班以外，也无别的随从。至于那位葡萄牙老领航员，由于他十分想瞧瞧皇宫，我们便仍然邀他一同前来并担负起了他的全部费用；他懂得汉语，还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还稍会一些英语，因此还可以充当我们的译员；说实话，这老汉无论到哪里，对我们来说都是位必不可少的有用之才；由于我们在北京住了不到一个星期，他却笑呵呵地来了，“喂，英国先生，”他说道：“我要告诉一件令你听了开心的事情。”“令我开心？”我问道，“那会是什么事呢？我不知道在这地方还会有什么事会使我开心或伤心，一点也不会的。”“会的，会的，”老汉用断断续续的英语说道，“令你开心我伤心。”我惊问道：“凭什么会令你伤心呢？”“由于”他回答说，“你们走了二十五天的路才带我来到了这里，却要留下我一个人返回；以后我可怎么回我那港口——没有马，没有船，没有匹丘恩？”——他是这样称呼钱的，算是拉丁文的发音，他常讲这种似是而非的拉丁语，我们听了都忍不住发笑。
总而言之，他告诉了我们，说是北京城里有个由波兰和俄罗斯商人组成的庞大旅行商团，现在正在忙着准备，随后四五个星期内启程走陆路到俄罗斯去；他预料到我们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跟同他们一道前去，而留下他一人回去。我承认，这个意外的好消息令我大为惊喜，竟然好长一段时间无话可说了，可最后我终于开口对他说：“你怎么知道这事的？你有把握消息准确无误吗？”“有把握的，”他说道，“今天上午我在街上碰到位老相识，这亚美尼亚人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他这次打阿斯特拉罕〔阿斯特拉罕是俄罗斯西南部的城市，位于伏尔加河三角洲〕那儿来，本计划到东京湾去——我起初就是在那儿认识他的——可现在又改变了主意，决意随这旅行商队到莫斯科去，之后再从伏尔加河顺流直下到阿斯特拉罕去。”“好吧，先生，”我说道，“别担心，我们不会撇下你让你一个人回去；如果说，这是我回英国的方法，那么你既然还要到澳门去，那不是你的错还是谁？”于是我们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我还询问了我的合作伙伴，询问他对老领航员的这条消息抱何想法，以及他的业务能否与这情况相配合起来。他告诉我，反正我怎么办，他也照办无误；由于他早在孟加拉就安排好了他的业务，并且把自己的财产托付给了可靠的人，因此我们一路平安无事地来到这里之后，如果采购一些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回去，那么他可以放心大胆地直接取道英国，之后再搭乘东印度公司的船回孟加拉。
我们决定了这个想法之后，又决定：如果我们的葡萄牙领航员愿意同我们一起走，那么，我们就负担他一路上的全部费用，至于他去莫斯科还是回英国悉听尊便；事实上，我们这么做还算不上十足的慷慨大方，如果度量一下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我们还得好好酬劳他一番呢；由于他不但在海上为我们领航，上岸后还出力帮我们拉生意，光是找来那个日本商人就为我们的腰包里添上了成百上千个英镑。因此我们商量了一下这件事，双方都乐于报答他，觉得如此做也不过是依公道行事罢了，另外，我们也万分希望有他作旅伴，由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个最符合形势需求的人儿；于是我们商定，我们两人各付他一些金币——据我算下来，总额相当于一百七十五镑左右——此外还负担他和他的胯下坐骑一路上的全部开支，然而替他驮货物的那匹马排除在外。
我们两人定下了这事之后就请他来，告诉了他这个意思。我告诉他，他曾前哈着说我们情愿让他一人回去，可现在我却要告诉他，我们决定他已完全没必要回去了，由于我们既打定了主意同那个旅行商队一道去欧洲，也决定了请他作我们的旅伴；而现在请他来，是想征求一下他的想法。他摆了摇头说，这条路线过长，他也缺少匹丘恩作旅费，就算到了那儿，也缺少匹丘恩维持生计。我们告诉他，我们考虑到的情况也确是如此，正由于如此，我们已决定要为他效点劳，让他知道我们非常欣赏他曾为我们出过的力，同时让他知道我们彼此之间相处甚好，意味相投；然后我告诉他，我们已决意在那儿就付给他现款，任他来花这笔钱，就像我们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钱一样；只要他愿同我们一路去，至于他路上的开销，都由我们包下了，不管他是要去俄罗斯还是去英国，我们都一路包到底（只是不能向他下保证他的性命无碍或是不出意外），他唯一的花费是用在他自己的货物的运费上。
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说是愿意和我们走遍全世界；于是我们紧锣密鼓地为这次旅行作起准备来。当然，其他那些商人的情况同我们也大同小异；他们也要作大量的准备工作，结果，等到万事齐备，花费的时间不是五个星期这么少，而是四个余月之多。
这是在我们的阳历二月初，我们从北京启程了。在此之前，我的合作伙伴和老领航员就匆匆忙忙地走了一趟我们起先到达的港口，目的是处理我们留在那里的一批货物；而我则伴同一个在南京时就有往来关系的中国商人——他因自己的事也来到了北京——一道儿去了南京，购进了二百来匹多种上好的丝绸和九十匹锦缎，其中一部分还是绣金的，而且在我的合作伙伴回来时，我把这宗货物也全部运到了北京；除此以外，我们还购进了数量十分庞大的生丝和其他各种货物，单是这些货物的价值就达到了三千五百镑左右；此外还有茶叶和部分细布，外加三只骆驼驮的丁香和肉豆蔻，除开我们骑的骆驼，单单是驮我们的那批货物，就花了十八头骆驼之多；除此之外，我们还动用了两三匹备用的马，两匹驮运吃食的马，总而言之，跟着我们一起的骆驼和马共有二十六匹之多。
我们这支队伍声势浩大，据我现在回忆，总计共有人数达一百二十名以上，骆驼则在三四百匹，而且我们的武装精良，可以应付一切突发事件，由于这里的沙漠商队会受到拨靶人的袭击，就像近东的沙漠商队会受到阿拉伯人攻击一样；然而总而言之，他们没有阿拉伯人那么危险，而且得手了之后也不及他们凶残野蛮。
有好几个民族的人组成这整支队伍，这其中有六十个左右是莫斯科的商人或居民，但其中有一部分是科沃尼亚人（科沃尼亚为波罗的海北岸，立陶宛以北的地区，即现今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尤其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其中还有五个英格兰人，看起来他们在做生意方面经验丰富，而且资产丰厚。
我们走了一天的路程之后，所有的商人们和先生们被总人数为五人的向导邀请着聚到了一起——也就是说，除了奴仆之外的全部旅客——按他们的话来说，召开个大会。每个人在会上，都须交出一定数额的钱，放在一起，以便在路上购买不可或缺的饲料，由于有些地方尚且买不到这些，同时这笔钱也是供给向导和购买马匹之用的；然后，按照他们的意见，他们组织了一下这个旅行商队，也就是指定一定的人担任领队什么的，便于在我们受到攻击时召集起我们来并发号施令，而且还规定了轮番执行的规定，使每个人都能轮上发号施令；而且我们后来在旅途中发现，确实有必要把我们组织得这样井井有条，而绝非多此一举，以后自会看出这一点。
在中国境内的这段路上，只见人口密集，多的是那种为制作瓷器而搅和黏土的陶工和捣泥工。而在我一路走的时候，我们那葡萄牙领航员总是说东道西的给我们解闷，一次他笑着走过来对我说，他要我看看这整个国家里最珍贵的东西，说是在我讲过中国所有那些不妙的事情之后，我也该说说中国的这件事，由于我看到一件在世界上任何其它地方都看不到的东西。当时，我急于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他最后告诉我说，那是一位很有地位的人的房子，那可全是用中国瓷造的。“哦”，我应道，“难道他们不用自己国家制造的材料造房子？不都是中国制造的，不是这样的吗？”“不”，他回答道，“我的意思是，造这房子用的全是中国瓷，就像你们英国和我们葡萄牙所说的瓷器的瓷一样。”“哦”，我说，“这样的事例也是可能的。这有多大呢？我们能不能把它装进箱子里让骆驼运走？如果能的话，我就买下它。”“让骆驼运走？”老领航惊讶地举着手说，“唔，那里面住着一家三十口人呢。”
这倒是真让我感到奇怪，想去开开眼界；但到了那儿一看，无非是这样：这也是用木头盖的房子，或者用我们英国的说法，无非就是用木板条和灰泥盖的；不过这层灰泥确是瓷的——就是说，那层灰泥用的是制造瓷器的劲土。
那屋外的灰泥上过釉，经火辣辣的太阳曝晒以后，看上去光亮洁白美观，而且还有蓝色的图案，就像英国瓷器上画的一样；这层灰泥非常坚硬，就像是在客中烧过一样。至于房子的内部，四面墙上用的不是护墙板，而是很坚硬的花砖，像极了我们英国称做瓷面装饰的小砖，他们这种花砖都是很光滑的瓷砖，上面的图案极其精致，缤纷的色彩中还有金色，而且是好多块砖才组成一个图案，但拼接的技术极高，加上砌砖缝的灰泥是用同样的新土搅制的，因此很难看出砖与砖之间的接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