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救护飞机从菲律宾起飞的航程真是累得人筋疲力尽，我们先是在日本，然后在阿拉斯加，再在伊利诺伊等各空军基地停留，直至最后降落在首都华盛顿。
我从华盛顿给住在纽约白原的亲属打了个电话。我知道，明天我就要被送往新泽西州的迪克斯堡，然后，在1967年那个7月4日的周末后再被送到费城郊外的溪谷福治总医院。
就在我挂断电话之前，我对母亲说：“妈妈，你最好给迪克打个电话。”他会给我的朋友传话，告诉他们我已经从越南回国，丢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他会负起责任的。
我俩是在幼年童子军相识的，也许是小学四年级吧。第二天，我母亲和两个姐妹到迪克斯堡医院来探望我，这是我们6个月以来第一次见面。我没什么可看的：
体重只剩下102磅，在幸存下来的那条腿上有许多大伤口，双眼深陷进眼窝里，全身到处都插满了管子。总之，我再也不是他们在我第二次去越南前所见到的那个身高6．2英尺、体重180磅、头戴绿色贝雷帽的我了。
在我的家人离开之后，我的房间里挤满了迪克·埃利希以及由他集拢来的几位朋友。即使我当时的外貌使他感到震惊，他也没有流露出来。一年后他告诉我：“你当时看上去就像是被单上的一条卷纹，真是显得太瘦小了。”我所能记住的，只是当他腋下夹着装有6个瓶装食品的纸匣大步流星跨过门口时，我的泪水禁不住直往下淌。
当他们要离去时，我的一位朋友斯蒂说：“你得准备好过劳动节，我们要把你带到长岛的家里。”对于我来说那是很遥远的事，当时我只希望能把我的疼痛止住。
在以后的两个月里，只要有可能，迪克就从老远到医院来看望我，在路上要花掉他三个半小时。其他朋友也常来。他每个星期都给我打电话，他想象不到，在我的家人和熟人面前装作若无其事之后，伏在他的肩膀上哭泣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只要他在那里，那就意味着比什么都重要。
劳动节到来时，我的朋友们按原定计划要我和他们一起去度周末。我吓坏了，我还是得离开医院这个安全地带了。于是我开始编造各种借口，但是他们来了，好歹要把我带走。
周末过得很愉快，看来生活还不是完全那么糟糕。我甚至鼓起勇气叫迪克替我把腿部残肢上的敷料换掉。他并没有畏缩。我怀疑，如果换了我，我是否也能为他这样做。
迪克开车把我送回医院。劳动节那天在路上颠簸了4个小时之后，他把车停在医院附近的一家饭店前面。我态度强硬起来。迪克假装没有注意到我的偏执，只是说：“想吃点儿什么吗？我饿坏了，开车回家还有好长一段路呢。”
“我不饿，”我答道，“我在车里等你好了。”他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双眼直视着我的眼睛。“瞧，尽管我痛恨那场战争，但你还是我的朋友，我为你感到骄傲。好了，让我们试试吧。你单脚跳着坐到轮椅里，我把你推到餐厅的座位前，你再从轮椅里跳出来，坐下，然后我们就吃东西，好吗？如果这令你太难受，我们离开就是了。我答应你，我向你保证，事情不会弄到你想象中那样糟的，不会完全是那样的。”
事实的确像他所说的一样，情况根本就不是那么糟糕。这对我来说无疑是又一次炮火的洗礼，是第一次跳伞，第一次交火，我没有被生活淘汰。
第二年夏天，我还继续在医院留医，但我却在海滩度过了另一个周末。那时我已经新装上了一只假臂和一条木腿。我费力地通过了到达沙滩的路。
迪克还记得，在我们还是十多岁的孩子时，我是多么喜爱做冲浪运动，所以他问我：“还冲浪吗？”“不，我想，看看书就行了。”
“冲浪会令你心烦吗？”他问道。“那么，看来我们最好还是干吧。”我把假臂和假腿拿掉，扶着他的肩膀，然后单脚跳进浪涛中。我一往如前。就在那一年我迁到加利福尼亚读大学，然后又进了法学院。在后来的几年中，每当有什么事令我“心烦”时，我都像那次冲浪一样，绝不退缩。我学会了滑雪，又可以跳降落伞了，并用了三个夏季环游世界。
从1979至1981年，我经管加州自然资源保护队，那是为18岁到23岁的年轻人做出的工作安排。在“基础训练”结束时，我总是问那些队员，他们是否看过《猎鹿人》，那些知道这部电影的人全都认为，那是一部与越南有关的电影。
而我则总是耐心地向他们解释：“不对，那是一部关于友谊的电影，是一部描述那些毫不犹疑地为你做一切事情的人的电影。”
37年前我遇上了我的猎鹿人。谢谢了，迪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