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个月后，余海堂回来了，说可以在老下陆给我找点临时工的工作。我心想，做点事弄点现钱也好呀，于是，余海堂就把我介绍到一个建筑队去挑灰桶。因为是冬天，我怕露天做事冷，特地穿了一双新做的棉鞋，换了一套做苦力的行头，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建筑工地。
包工头是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很和气。他吩咐我与另一个高个子的女人去抬水泥，我当然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挽起袖子就干。不承想，这其中也有窍门，要先下手为强：首先要抢着把自己的这一头抬高一些，那么水泥的重量就会一大半落在低的一方了。除非你的劲大，能一口气摆平，不然就寸步难行。书卷气十足的我哪懂这些，折腾了半天，水泥袋口都快抓破了，那袋水泥也没挪地方。
包工头只好叫我去攉混凝土，就是用人工把水泥、石子、沙子按一定比例搅拌在一起。这事安排了四个人，一个人洒水，另外三个人用铁锹围着一大堆水泥你追我赶地搅拌着。说来真是惭愧，别人都是粗胳膊粗腿，干这种纯体力活简直是得心应手，轮到我上场，拿着一把铁锹怎么都找不到缝隙，可形势逼人，我只好拿着锹练起了刺杀。
我惶恐极了，包工头见我满头大汗，脸红脖子粗的样儿，出于怜悯又给我换工种：拿着橡皮水管专门往水泥堆上洒水，我心想：这个工作轻松，一定能干好！
我马上接过包工头递来的橡皮水管，没想到水压非常大，我一下子握不住，出其不意地镖了包工头一身水，自己也闹个满脸花。然后又被人催促着慌不择路，把一双新棉鞋踩得又是泥又是水，每走一步都会“呱唧”一下。
我的脚开始痛，后来就麻木了。我试探着问包工头能不能给我再换个工种，包工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脚手架，对我说：“挑担子，上高空，你行吗？”
我低头看了看那一担灰桶不过50斤，抬头看了看那“高空”不过二层楼高，我想我一定能行！于是我挑着满满的一担混凝土上了很宽的跳板。
这时包工头已没心思干别的了，张着嘴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到了顶上，就要左转弯，脚手架上稀稀拉拉地搁着几块劣质竹跳板，像弹簧一样，一走上去就“吱吱”作响，随时可以掉下去。我用右肩挑着担子靠墙走，由于是左转弯，就腾不出手来扶墙。我看前面的人这时都改用左肩挑担子，只好效仿一下，谁知道那两只灰桶一上左肩就像打秋千一样晃个不停，差一点儿就把我给晃到下面去。
这时候，已不容我多想，后续部队已源源不断地上来，堵住了我的退路。我不敢朝下看，满地的乱砖石、破钉板，掉下去不死也得残。我也不敢前进，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放下灰桶，抱着扁担，像跳芭蕾舞一样踮起脚尖，把身子紧紧地贴在墙上，腾出面前的跳板让别人继续前进。
所有的人都死气沉沉地从我身旁艰难地通过，我一直闭着眼睛，不敢去看他们的脸。我不知他们会不会恨死我了，反正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幕。这时的我已顾不上羞愧，巨大的恐惧让我不住地颤抖。因为又多出来我的体重和灰桶，再有人从我面前迈过时，那劣质的跳板已被踩得弯得如同一张弓，它离开脚手架便是在分秒之间。
最后一个过去的人又转身回来把我的两只灰桶拿去倒掉，再把空桶递给我。我不敢挑着，只有提着桶，抱着扁担，灰溜溜地回到地面。
这次不用我开口，包工头立即给我换了个工种：“你去拖瓜米石吧，我不催你，但你得保证不误我的事！”
我马上奔赴我的新岗位，因为我必须在一刻钟内把30米以外的瓜米石铲满一板车，再一个人拖到刚才搅拌混凝土的地方倒掉。
我拖着空板车来到石头堆前，飞快地去铲那些石子，大有将功折罪的意思。手上很快就打起了泡，泡又破了，我咬着牙硬挺着。一刻钟很快就过去了，只铲了大半车石子。包工头已在大叫：“瓜米石为什么还没拖来啊？”
我一面应着，一面去拖那板车，马上发现了几个问题：车胎没气；差一根绳子挂在肩上帮着用力；空车来时是下坡，满车回拖时反而是上坡；手上全是血泡，因疼痛不敢握紧车把。
正在万般无奈的时候，我突然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拥着向前跑，我定下脚来看后面，竟看见余海堂带着一脸得意的笑，站在我面前。他以为他的突然出现又恰好帮了我一把，我会很感激他吧！
我一看见他立刻悲从中来，所有的委屈都爆发了：假如不是被他骗婚，我怎么可能沦落到如此地步？我必须另谋出路！我把板车一扔，让它爱上哪就上哪，然后大哭着逃离了工地。
当天晚上，我边哭边对余海堂发出最后通牒，立即解决我的工作问题。要么招工回城，要么到余山下小学教书。如果他不能满足我其中之一，我立即到鄂城县知青办去绝食，不但要离婚，还要追究他骗婚的责任。
余海堂看着我下了离婚的决心，便决定退让一步，同意我去大队的小学教书。当时他有两个有利条件：学校正要增加四个民办老师，他的堂哥海舟又是大队干部。
因为我是下放知青，大队书记余桂华还是特别照顾了这一点，首先把我定了下来。就这样，我在1972年春到了余山下小学，走上了讲台……
记得那一天去余山下小学报到时，我在薄棉袄的面上又罩了件军干服，两条油亮粗大的辫子直拖在腰下，英姿飒爽地走向学校。到了学校，我直接去找余润南校长。
当时他们正在建校，破教室里面杂乱无章地堆放着各种各样的教学用具和各色彩旗及锣鼓。我走进暂时作为校长办公室的破教室。
我大声问：“请问，谁是余校长？”
校委会的三个人正在开会，听见我发问，有一个很魁梧的小伙子应声而起。我想，他一定就是余润南校长吧。
校委会的另外两位成员上下打量着我。余校长介绍，其中一个高个子叫吴永才，浓眉大眼，大概30岁的样子；另一个姓董，好像是教导主任，但我忘记叫什么了。
21岁的我很有本钱：年轻漂亮，口齿清楚，声音甜润。我看见余校长的眼里分明有惊喜的神色。后来才知道，余校长一听说大队要派一个女知青来学校教书，不知水平怎么样，正在开会研究让我教一年级的数学。等看到英姿飒爽的我，只那么一眼，余校长立即拍板：让王琴老师带四年级的数学，看她的样子，一定能胜任！而刘子香老师带四年级的语文。
为了感谢余校长的慧眼识珠，每学期学校有几节副课安排不下去时，我就自告奋勇：“我来！我来！”
记得有个学生叫余安心，由于调皮捣蛋，哪个班也不要他。别的学生都进教室了，只有他挂着个破书包站在办公室门口发呆。余校长在办公室想办法，那一年我是二（2)班的班主任。虽然我算是个最好说话的人，但我带的班已超员三个人了，再来跟我商量也说不过去吧。我看见领导们遇到了难题，便主动找到余校长把余安心要了过来，解决了校委会的燃眉之急。
为了这个余安心，我也真是费了好大的劲，每堂课他都要闹出点乱子：不是把某男生的嘴角打出了血，就是把某女生当课桌的土砖坯推倒了。有一天我被他气得不行，就在班上抱怨：“余安心呀！你真叫人不安心！”
就是这个余安心，20年后找到我，对我当年挺身而出收留他感激万分。
那个时候，我又当班主任，又教几个年级的美术课和音乐课。无形之中，别的老师都可利用空堂备课和批改作业，而我因自己的一句“我来”，每个星期多出三节课又超员三人，每学期我该比别的老师多付出多少精力啊！时间一长，一切便是约定俗成，每个学期便如此类推，再无卸下重担的可能。
1973年年底，我怀了儿子进进，没有人肯当事务长，余校长又想到了我。
我当时说：“现在我多做点事也没什么，但明年我有了吃奶的孩子，各方面就请你多关照啊！”
余校长急于把事务长这个担子交给我，于是，他信誓旦旦地说：“那还用得着你说吗？”
二
我当事务长时还要经常去程潮买菜，如果想改善生活，还要用肉票买肉。为了让老师们能够经常吃到肉，我跑到妈妈那低声下气地要肉票。那时的我怎么也是名老师，妈妈对我还是高看了一眼，因此对我还是很客气的。我妈是食堂的采购，私下里给我一些。当时这些肉票在黑市上也可以卖钱的，我不声不响地贴给了集体，老师们在吃肉喝汤时，想过这些肉是怎么弄回来的吗？
在那年月，方圆几十里就程潮有一个卖肉的食品公司，里面几个杀猪的屠夫比皇帝老儿还威风：每天就杀那么几头猪，还要先开后门再开前门，若想吃上肉，我必须早上3点钟起床去站个头队。
那个时候冬天要比现在冷得多，我挺着个大肚子，挎着学校食堂的一个很大的菜篮子赶到程潮，半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没有人烟的水库和一大片墓地。
我是不怕鬼的，可我怕蛇，怕坏人呀！那时因为农村太穷，很多人一大把年纪了还打着光棍，所以我怕他们半路出来拦我。为了保护自己，我去买肉绝不形成惯例和规律，也不在老师面前吐露我的行程，只偷偷告诉余校长一个人。
说道被吓的经历，我突然忆起一段往事。
我怀女儿燕平六个月时，与庆云生气，便一口气跑回程潮，娘家门上是一把大锁，我也没地方可去，就在只有一个供销社的街上瞎晃悠。实在走不动了，就买一毛钱一张的电影票坐在电影院不出场，什么电影我都看，我的目的只想坐下休息一会儿。
如果情节悲惨，我正好借题发挥地哭一场。清场时我就躲进厕所，等开映了我再溜出来找个前排靠边的座位休息，有时看见邻座吃东西，我都会饿得不行。所以，我现在仍保持光荣传统，从不浪费粮食！
晚上十点钟，电影散场了，我只好横下一条心走回庆云家。那时回枣树湾全是羊肠小道，两旁都是齐腰高的麦子。我蓬头散发地走呀走，突然发觉身后有个高个子的男人一直跟着我。我快走，他快走，我慢走，他慢走。
我心想坏了！今天碰上图谋不轨的人了！我觉得后脑勺有点发麻。不行，我得让他走在我前面，起码我还可以反抗一下呀！
我趁着转弯，飞快地钻进麦林中间蹲下藏好。亏得我这个大肚子知青在这个当口还能飞快地走，现在想起来也是后怕啊，那时要是孩子出事了，我会后悔一辈子吧！
我的气息还没平稳，只听那个男人大叫：“喂！你是人是鬼呀？你快出来！”
我就不出来，看你能怎么样？我还继续躲在那里。
那男人等了一会儿，见无任何动静，便壮着胆像鬼子进村似的一步一步探过来。当他走到我跟前时，我双脚发麻，实在蹲不住了，猛地站了起来。
那个男人魂飞魄散地惨叫：“我的妈啊！”
我反而于心不忍，轻描淡写地安慰他：“你莫怕！我是人……”
他过了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对我说道：“你是不是三队的知青王琴啊？你们城里人也真是的，也不忌讳什么！你挺着大肚子披头散发的，莫把别人吓出病来……”
我问他叫什么，他说：“我是塔桥小学的民办老师吴远松，我是上吴家的人……”
哦，上吴家呀，就是庆云姑姑的那个湾，再走几步就到了。可吴远松仍陪着我走在这荒郊野外，假如这时碰上庆云，孤男寡女的就说不清楚了！
我劝他止步，他说：“我送送你！”
我的鼻子发酸，但坚决要独自走下去，理由是：“那边桐树上吊死过人，你不怕呀？”
他不敢往前走了，站在原地望着我的背影，并大声叮嘱：“下次再出来，记得在袖子上缝个白线针！”这是当地人的风俗，说这样做后就没有鬼怪缠身了。我虽然不相信，但还是很感激吴远松的叮嘱。
当老师们起床刷牙的时候，我已气喘吁吁地把肉和菜及老师们托带的小物件提回来了。我常常头发都没梳就去照料班上学生的早自习，我也常拿着一把梳子在教室门口梳我的长辫子。由于没带镜子，有几个大点的女学生立刻跑上来给我梳头。我很受用，这证明孩子们都很喜欢我！
校委会的几个领导看见这一幕全打哈哈道：“王琴老师把她的那个班调教得真服帖啊！”
我挺着一个大肚子起早贪黑，忙进忙出，余校长从未派人接过我。我也没发过一次怨言，每学期我都被评为“先进教师”和“毛著学习积极分子”，有时学校会发个日记本或是一张十六开的奖状作为鼓励。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人真的很淳朴，只要精神奖励就很开心了。那时的日子虽然苦点，但精神上还是满足的。
与我同时进余山下小学教书的还有另一个女知青王卫东，她是个善于顺风转舵的人。因为她母亲是余山下湾的人，她从小就在外婆家里长大，然后随父母迁往河南洛阳。她从肤色到气质以及待人接物，都像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
她到学校如鱼得水，因为所有的余姓老师她都能扯上表哥表弟的关系，就连吴永才也成了她的“大表哥”。吴永才所在的生产队离余山下那么远，我到今天也没弄明白王卫东与吴永才是什么关系。
在这个学校里没被扯上关系的只有余校长和徐幼廷老师了，王卫东也有办法“收编”过来。她把一个堂妹介绍给徐老师的弟弟，又把自己丈夫的四弟介绍给余校长的妹妹。这下好了，整个学校的人都与王卫东有了“裙带关系”。她当知青可要比我轻松得多，何况我又是那么不识时务……
这个王卫东，永远都是胖胖的，走起路来一摇一摆，拐弯的地方常刹不住车，“哧啦”一下，衣裳便扯一个大口子。我与她同时扯布做的黄色小方格衬衣，我的还是崭新的，她那件到处都是补丁，她硬要说这就是艰苦朴素，我很不以为然。
有一天余校长在办公室分配寝室，国志老师要了一进大门左边的第一间，因为一进大门是个大办公室，寝室安排在左右两边。我赶紧要了第二间，住在国志的隔壁。徐老师急忙要了第三间，住在我的隔壁。我正高兴这几个男老师不会带小孩来吵我，不曾想王卫东突然说：“我要第三间，哪个再争就是王八蛋！”
徐老师当时气得满脸通红，因为那时王卫东与他还未攀上亲戚。于是，徐老师赌气要了办公室右边紧挨着厨房的那间又潮湿又阴暗的寝室，目的就是远离王卫东。王卫东不明白她怎么就得罪了徐老师，还拉着我去找余校长评理。只是余校长并没有理会王卫东，那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每个星期三的下午，余校长都会召开一次生活会。一开会，总是王卫东第一个发言：“这次平整操场，有的班做事马马虎虎！”她说到“有的班”三个字时，还故意顿了顿并狠狠地看我一眼。我不看她，装着不懂她的弦外之音，起身弄七弄八的以示反抗。王卫东只好收回目光，继续发言：“而我们四（1）班全是赤膊上阵……”
我便提醒她：“赤膊上阵是贬义词吧？”
王卫东很不以为然：“衣服都脱光了，难道不是赤膊吗？”我一时语塞。
她继续发言：“王巧兰、余细女总躲在阴暗角落里教书，应调上来锻炼一下吧！”
我又提醒：“阴暗角落也是贬义词吧？”
王卫东抢白道：“她们的教室连窗户都没有，不是阴暗角落是什么？”
我又一次语塞。
王卫东直接向我开炮：“你的眼睛那么大，像个女特务，你的脸那么白，根本没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