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成名就之机,急流勇退,可以避祸保身;避让三舍,可以化解危机;有进有退,不拘一格,则可以时时掌握主动。
镇压太平天国,名列“中兴名臣”之后,对江河日下的清王朝,曾国藩十分忧虑,他恨自己回天无力。有一件事再次触动了他的心思。一天,曾国藩同赵烈文谈到:
“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绔,民穷财尽,恐有异变。”
令曾国藩不解的是,堂堂天子脚下竟有此等事情出现,他不由得担忧起来,实在不敢继续设想下去。反倒是赵烈文直言指出:
“全国统一的局面已经很久,合久必分。但自清以来,皇帝的权威一直很重,地方割据的形势尚无根基,除非中央政府垮掉。依目前情形而看,国家无主,各自为政的情况的出现,大概不会超过五十年。”
曾国藩虽然不能接受赵烈文此一推断,但他又没有更为确切的理由去反驳,但曾国藩仍企望那拉氏有扭转乾坤的能力。
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曾奉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为了陛见那拉氏和同治帝,曾国藩没有到达保定治所,而先抵北京。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十二月十三日至同治八年(公元1869年)一月二十日,曾国藩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在此期间,他除了访亲会友,拜见各方要员,还先后四次得到了那拉氏的接见,破例赐其在紫禁城骑马,两次参加了国宴,并在宴会上以武英殿大学士排汉大臣第一位,真可谓荣耀之至。
在此之前,曾国藩从来没有见过那拉氏、奕昕、文祥等人,朝中很多大臣也没有见过曾国藩了。经过一个多月的观察、了解,他对于朝中的重要人物都有比较深的认识。他发现,从上到下一片混乱,朝中没有得力的干将,所谓的“同治中兴”只不过是表面文章,而骨子里清王朝已经没有振兴的希望了。
同治八年正月二十日(公元1869年3月2日),曾国藩离开了北京。次日,他巡视了永定河河堤工程。二十七日到达保定,接直隶总督任。
当曾国藩再一次同赵烈文谈起清王朝命运时,他的侥幸心理已经不存在了。
“两宫(慈安、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鎯),文(文祥)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人自辅。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良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曾国藩一向看人很准,清王朝统治阶层的无能与腐败是难逃其慧眼的。历史也证明了曾国藩的判断,之后的清主朝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尽管有李鸿章、梁启超、谭嗣同等干将拼力维护,仍然很快土崩瓦解,并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的灾难。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乾隆盛世之后,清王朝闭关锁国,中国丧失了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自然演变的机会,从而落后于历史的进程。
由于清朝坚持封建制度,从本质上与历史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衰败是必然的结果。振兴清王朝毕竟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根本上变革。但是,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清王朝的统治阶级,包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可能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并选择合适的道路。
从曾自藩个人的角度,生于衰世的他,面临不可避免的时代败局。
中国传统人士一直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曾国藩生于忧患,经世致用的理想十分强烈。在《挺经》中强调,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勇于负责,乃有成事之可冀。曾国藩认为,要想兼济天下,必须有一定的权势,并参与各种重要的相关事件,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理想。
而曾国藩乃一介草夫,祖上没有一位达官贵人,要想躬身入局,确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要实现曾国藩远大的理想,必须做官,而且要做大官。曾国藩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躬身入局的理想,难度之大,可想而知。
事实上,所有的躬身入局,无论是兼济天下的大局,还是发家致富的小局,通常都有一定的进入代价,经济学中有一个专业概念——进入屏障。
清政府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满汉内外有别。汉人做高官往往是摆设,大清王朝的皇帝最忌讳的就是汉人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在朝做官,尽管位及二品,却发现自己很难获得皇帝的信任,向皇帝推销自己经世致用的方案,仅仅成为皇帝沽名钓誉的装饰;稍微重一点,差点落个革职查办。曾国藩终于明白,尽管做了高官,实现自己的理想还是不可能。欲成就自己的理想,非成为清王朝的“救火队员”不可,也就是掌大权、拥重兵。
曾国藩创建湘军之后,拥有了重兵。但皇帝也很高明,一直不给予曾国藩带兵的名义和地方的实权,使曾国藩长期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曾国藩为了维护自己“救火队员”的资格,就必须让大清皇帝对自己放心。
事实上,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使皇帝对自己放心,因为“救火队员”资格的决定权一直在皇帝手中。做事都有资本,做大事必须有大资本。曾国藩作为大清王朝的“救火队员”做的都是关系太清王朝存亡的大事,例如镇压太平天国、“剿”捻、洋务运动等,因此必然会支付大量的成本。如何让皇帝相信所有的支出都是必须的,如何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也是曾国藩面对的巨大难题。
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算是功成名就,“剿”捻则是无功而返;天津教案更是为清王朝鞠躬尽瘁,置自己多年声誉不顾,确实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竭尽所能维护清王朝。曾国藩尽管成为清朝权势最大的汉人,但从来都没有获得“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明确地位。朝中与他地位相似的重臣比比皆是,除了自己的嫡系湘军,曾国藩事实上不能直接控制任何人。
曾国藩为了获得“救火队员”的资格,就必须抑制自己的实力,让大清皇帝放心;但同时自己的嫡系兄弟劳苦功高,也不能白忙活一场。平衡这两方面因素,的确是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说,清王朝的覆灭是历史的必然,纵然曾国藩有“经法”要术也不能挽救,当然曾国藩的思想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只是清王朝这棵“大树”已经千疮百孔,叶死枝枯了。
成功语录: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皆为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