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30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12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各树一帜，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5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近，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禀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10多万人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历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曾国荃在功名事业渐趋全盛的时候，还存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心念，这与曾国藩的忧谗畏讥、常怕盈满的想法，恰成强烈的对比。所以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要曾国荃时时以此为戒，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切实实践，他在这些地方看得破，认得清。所以他在一开始就有这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戒惧心情了。
他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湘军声威达于极盛之时，毅然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明白表示无挟军权以自重的态度。至于湘军的遣散，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兄弟就曾经有所商讨。而非曾国藩个人的最先主张。
裁军最早的动机，当在同治三年正月，金陵合围之后，因为胜利在望，此时已可开始思考善后问题。曾国藩在2月初2日致曾国荃信中，确已透露，曾国荃则表示速裁全裁，也与当时郁愤的心情有关，在曾国藩家书中皆可找到二人裁军的意图与构想。
金陵克复之后，曾国荃坚辞任官，申请回籍休养，所部必需裁撤是自然之理。只是曾国荃先行回籍，而裁军之事，则留与曾国藩料理。至少可见，湘军之裁撤与曾国荃的引退有密切关系。
至于遣散湘军，从曾国藩一方面的考虑，可简约地做几点分析。
其一，战后遣军，为用兵常规，原为统兵将帅所需考虑。这是根本。
其二，曾国藩既居高位，又建大功获崇爵，原已忧畏权重，岂可久掌兵权，徒增谗忌。遣散湘军，正所谓保泰持盈之计。
第三，湘军合围金陵，成功在望，反而使神忌鬼瞰，曾氏兄弟实已陷于群疑众谤之中。功成之后，更要解兵权以释嫌怨。
其四，金陵城破，湘军将校饱掠钱财，非常想返乡置产，斗志已懈，锐气全消，使曾国藩吁嗟于湘军暮气之深。此乃亦不得不裁。
其五，湘军所恃军饷，主要依靠湘、鄂、皖、粤、苏五省厘金，军务完竣，各省纷纷要求裁撤厘局，军饷无所出，无以维系庞大军力。
其六，曾国藩既知湘勇不可复用，而与李鸿章相商，淮军补湘军的弱点。淮军得以不裁，固然是应曾国藩的需要，也是李鸿章所希望的。淮军竟然能够不加遣散，因为李鸿章自有运用经营之法，并非故违国家定制。
其七，因湘军有哥老会。曾国藩曾说：“一日在营会聚之时，打仗则互相救护，有事则免受人欺。一日出营离散之时，贫困而遇同会，可周衣食；孤行而遇同会，可免抢劫。因此同心入会。近年以来，各营相习成风，互为羽翼，抗官哗饷，皆由于此，实无禁遏之良法”。哥老会在军中活动，当是事实，孙中山讲演民族主义时，也曾言及左宗棠部下哥老会的事，然而情形并非想象的那样十分严重。
总而言之，曾国藩毅然裁撤湘军，实际上是完全为应付那群反湘军派而不得不如此的。
曾国藩早已知道，那些清军将领自己不行，最忌才能，早已讨厌曾国藩这班书生风头太健，常想惩罚一下他们。清军中有一位高级将领，名叫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保，时人称之为“败保”。他最讨厌曾国藩兄弟。蔡寿祺跟败保最久，所以他首先弹劾曾国藩。曾国藩先裁湘军，以免授人以柄，就是这个关系。
还有一个比反湘军派力量更大的运动，就是湘军造反运动。反湘军派除弹劾外，又由军机处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烂仗，你们不发军饷，由我募捐抽厘，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烂帐，请问如何报销？
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麟、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在裁军上，曾国藩的计谋手法，自是超人一等。他在战事尚未结束之前，即计划裁撤湘军。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裁兵经费筹妥了，裁兵办法拟好了，只等胜利的到来。同治三年6月16日攻下南京，取得胜利，7月初旬开始裁兵，一月之间，首先裁去2．5万人，随后也略有裁遣，人说招兵容易裁兵难，以曾国藩看来，因为事事有计划、有准备，也就变成招兵容易裁兵更容易了。
究竟湘军共有多少？我们无法明白。我们只知道：湘军初次出击的人数，只有1．7万人。我们只知道：咸丰七年、八年时，湘军主力，仍然只有1万多人。直到安庆之战发生，才增加1万多人，约3万人左右。同治元年围攻南京的时候，连新招募的、新投诚的一起计算，最高的估计，不会超过6万人。
裁去多少？曾国藩不是傻瓜，不会一次裁光。最高的估计，大概裁去二分之一，约3万人左右，剩下来未裁的还有3万人。这3万人，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奏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
实际上并未大裁特裁，清廷如果逼得太急了，曾国藩的手下有的是兵，要蛮干，大家蛮干，要曾国藩做年羹尧，他是不干的。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裁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以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无疑正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试看他在两江总督任内因奉旨剿捻而不以劳苦为辞，逢到军事失利，立即趁机推荐李鸿章自代。亦无非仍是远权势而避嫌疑的做法，不过在表面上不太显露痕迹而已。至此，我们当然要相信曾国藩之功成不居与远嫌避位，正是他的一贯作风了。
有人说曾国藩真是“老谋深算”，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其中所藏的风险，这个“戏”必须演好，否则以慈禧太后的心计，曾国藩早“人头落地”了，曾国藩的高明实在让人叹服不已啊！
成功语录：仆辛苦多年，何必于晚节意，此一官致损扔望，从此不居权要之任，或可保全未路耳。
中华之难，中华当之
西方的中国通有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和日本都是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遭遇西方列强侵略的，但由于日本大约只用了几年时间就认识到了“三千年未有的变局”，而中国却用了二十余年。因此到甲午中日战争时，日本成为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实际上，从魏源、龚自珍开始，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世界大势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再不能固步自封、夜郎自大了。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也是较早的事。
近代中国的官僚士大夫，他们的居世，他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完全变了，因此，不能一讲“和”就是“卖国”。所谓“处世大法”，当然包括如何与外国人相处。如何与外国人、比中国强大得多的外国人打交道。
晚清江山确实摇摇欲坠了。连中国内部的问题也需要借助外国人来解决。1860年10月，恭亲王奕讠斤正式向咸丰帝提出“借兵助剿”，即联合“洋兵”镇压太平天国。咸丰帝将奕诉的奏折发交两江总督等密商。
在曾国藩看来，中华之难，应中华当之。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依然历历在目，它促使曾国藩等人对肆无忌惮践踏中国主权的侵略者怀有极大的戒备心理。他们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解决困境的办法在于徐图自强，最好的办法应是借助先进技术来尽快镇压农民起义，抵御外晦，“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以剿发捻，可以勤远略”。而不是“借兵助剿”，引狼入室。对于奕诉等人所提出的助剿问题，曾国藩出于为宦不得罪巨室的处世观，不好断然反对。同时，也因为安庆大战正酣，湘军主力全部倾注于此，他无力抽兵挥师东向。但在奏折中他也委婉表示了“借兵助剿”的不可取。他反复强调的是中国“足以自立”，并指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曾国藩的意见，刺痛了咸丰皇帝的隐忧。有鉴于此，奕诉也感觉，“借夷剿贼，流弊滋多，就现有兵力设法攻剿，不可贪目前小利而贻无穷之患。”“借兵助剿”之论遂被暂时搁置。
1862年1月，李秀成率其精锐十万余人，分五路水陆齐进，向上海发起进攻，手足无措的上海官绅一方面去安庆向曾国藩乞师，另一方面则再次向朝廷提出“借兵助剿”。
此时，曾国藩正全力举兵去实现克复金陵的计划。对于上海官绅的求援和朝廷一日四次严涂救援，他感到进退两难。攻克安庆以后，曾国藩所面临的是更为艰难的攻坚战，兵力不足，是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虽决定由李鸿章组建淮军东援，但仍需要一段时问的准备，方能成军，这不能解上海的燃眉之急。与此同时，以慈禧太后、奕讠斤为首的统治集团，已有明显倾向，命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住京的英、法使节进行磋商，并告之江苏巡抚薛焕，“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但于剿贼有俾，朕必不为遥制。”上海官绅更是急不可待，在没有得到朝廷批准之前，便已付诸行动，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并草拟了《筹论借师助剿章程》八条，中心是会同英法联军助守上海，并将助剿苏州等地。对于这种先声夺人的作法，凭曾国藩之力是无法阻挡的，但他对于各西方国家的戒备心理，并没有减弱。为此，他只好争取退而求其次方针，同意已确定的“借兵助剿”的决定，但提出应只限于通商口岸不得深入内地，“宁波、上海皆系通商码头。洋人与我同其利害，自当共争而共守之。苏、常、金陵，本非通商子口，借兵助剿，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臣之愚见，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之人财则可，借洋兵以助剿苏州，代复中国之疆土，则不可。”对于西方列强同意“借兵”他主张应采取慎重态度，尽可能地去笼络，以借用其坚船利炮，丽不能听之任之，留下遗患。为表明心迹，以引起朝廷上下的高度重视，曾国藩一连三奏，并写信给恭亲王奕讠斤，在《筹论借洋兵剿贼折》中，他再次强调：臣当细思事中之曲折。既从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
为了促使朝廷能重视并采纳他的意见，他最后坦露其志，请朝廷放心，曾国藩不依靠助剿，也能收复江南。
中国之寇盗，其初本中国之赤子。中国之精兵，自足平中国之小丑。姑无论本年春夏连克二十余城，长江上下肃清三千余里，发逆无能久之理，吴、越有可复之机。即使事机未顺，贼焰未衰，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在皇上有自强之道，不因艰虞而求助于海邦；在臣等有当尽之职，岂轻借兵而诒讥于后世。
曾国藩的这番苦心，朝廷也自然能理解，引起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猜忌与提防，便打消了借师收复苏、常的念头。此后的借兵助剿基本上限于通商口岸的上海和宁波二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