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本充满爱国热情的《革命军》一书中，邹容以激烈的言辞，明白晓畅、痛快淋漓的文字，无情地揭露了清朝政府反动卖国的种种罪恶，热情地歌颂革命事业的伟大。全书共分七章，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当时的革命问题：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独立之大义，七、结论。
邹容热情地讴歌革命，宣称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行动，必须“仗义群兴革命军”，以武装革命推翻旧世界。他开篇即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离满洲（贵族）统治者，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以逼人的气势揭出了全书的主旨。紧接着，邹容肯定革命是“去腐败而存善良”，“去野蛮而进文明”，“除奴隶而为主人的必由之路”，是“牺牲个人以利天下，牺牲贵族以利平民”的崇高事业。为了这个崇高事业，他愿“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
邹容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腐朽的清政府。他写道：“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之鬻妻典子而后已。而又美其名曰薄赋，曰轻税，曰皇仁。吾不解薄赋之谓何？轻税之谓何？若皇仁之谓，则是盗贼之用心杀人而曰救人也”，满清贵族“敲吾同胞之肤，吸吾同胞之髓，以供其养家奴之费，修颐和园之用”。他描绘清政府的投降卖国嘴脸：“杀一教士而割地赔款、骂一外人而劳上谕动向”，不惜断送祖国的大好河山“以买其一家一姓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中国人民要救亡图存，必须推翻清政府。
邹容指出，要反清革命，必先革去思想上奴隶之根性。他说这种奴隶根性由来已久，“数千年来，名公巨卿，老师大儒，所以垂教万世之二大义：曰忠、曰孝，更释之曰忠于君，孝于亲”，这是最大的精神枷锁。他辛辣地讽刺道：“奴才好！奴才好！不管内政与外交，大家鼓里且睡觉。古今有句常言道：‘臣当忠，子当孝，大家且勿胡乱闹。’”他用这些尖刻的语言，向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封建道德说教发起了勇猛的冲击。
最后，邹容提出了革命建国纲领，号召“推翻满洲人所立之野蛮政府”，“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敌对干预我中国革命独立之外国及本国人”，“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他充满信心地高声呼唤：“革命独立万岁！”“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革命军》以鲜明的革命主张，深深地打动了无数爱国者的心弦，成为激发广大人民走向革命的“教科书”。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它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促进了人们的觉醒，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革命军》问世后，为革命派所控制的《苏报》连续发表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章士钊的《介绍〈革命军〉》、章太炎的《序〈革命军〉》、《驳〈革命驳议〉》以及读者们撰写的《读〈革命军〉》等一系列文章，推介《革命军》一书。
《苏报》当时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该报创刊于1896年，原为日侨报纸。1898年，湖南人陈范出资购买接办了这家报纸，日渐倾向革命。爱国学社创办后，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经常为《苏报》撰稿，宣传革命思想。《苏报》极力推介《革命军》，鼓吹反清革命，引起了清政府的恐慌。两江总督魏光焘以“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作序，尤肆无忌惮”为词，令上海道袁树勋与租界工部局勾结，查封爱国学社和《苏报》。1903年6月29日，《苏报》又公开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恬小丑”。第二天，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即闯入爱国学社，指名捉拿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时蔡元培远在青岛，邹容避住虹口，章太炎无所畏惧地对巡警们说“余人都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从容入狱。邹容闻讯后，不愿置身事外，让章太炎一人承担责任，毅然于次日投案自首。7月7日，《苏报》和爱国学社被查封，《苏报》财产全被没收。这一事件就是轰传一时的“苏报案”。
章太炎、邹容被捕后，清政府多方活动，欲图引渡两人加以杀害。他们说邹容和章太炎两人“劝动天下造反，皆非臣子所忍闻”，邹容的《革命军》“逆乱，从古所无”。必须将两人秘密而妥善地押解至南京，“尽情惩治”。但是，帝国主义要维护租界的特权，引渡未获成功。
7月15日，租界的会审公廨开庭审理邹容、章太炎一案。在法庭上，邹容和章太炎对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使敌人狼狈不堪。会审时，他们的辩护人问会审官说：根据法规，有被告而无原告，狱案就不能成立。此案的原告到底是谁？会审官一时语塞，只好回答道：中国政府。这样，便出现了以清政府为原告，以章太炎、邹容为被告，在自己的领土上，政府和私人打官司的咄咄怪事。清政府的代表摘引章、邹的有关文字，指控他们“故意污蔑今上，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邹容对此坦然不避，直截了当地说：“初来沪，入广方言馆，后至日本东京留学。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沪，闻人言公堂出票拘我，故到巡捕房投到。”这种大无畏的气魄，使清政府威风尽丧，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
经过多次会审，章、邹一案仍迁延不决。清政府不甘心失败，又将该案移往北京，由外务部直接交涉引渡之事，未果。12月24日，额外公堂宣布审判结果：“章炳麟作《锸椤凡ⅰ丁锤锩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诬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如邹容、章炳麟照律治罪，皆当处决。今逢万寿开科，广布皇仁，援照拟减，定为永远监禁，以杜乱萌，而靖人心①①引自张篁溪的《苏报案实录》，见《辛亥革命》第1册，第382～383页。”
判决宣布后，社会舆论大哗，纷纷抨击，指出章太炎、邹容永远监禁，在法律及道德上均属不合，应将控案注销，恢复他们的自由。拖到1904年5月，额外公堂被迫改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从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驱逐出境，不准在租界逗留。
邹容在《革命军》中自署其名为“革命军马前卒邹容”，表示要为革命冲锋陷阵，勇往直前。他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这一点。
入狱后，邹容和章太炎以英雄的气概，蔑视帝国主义和清朝统治者的迫害。他们时常写诗唱和，抒发革命感情，并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了解、关心并尽力参加狱外的革命斗争。
1903年7月，反清志士沈荩（字禹希）被清政府活活鞭死，枭首示众。章太炎闻讯愤慨地写下了《狱中闻沈禹希见杀》一诗，邹容也立即和诗一首“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沦。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一瞑负多疚，长歌召国魂。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这首诗，刊载于《国民日报》，表达了邹容为革命而献身的决心。
患难之中，章太炎和邹容两人互相体贴，相依为命，体现了真挚的革命友谊。邹容年少气盛，经常发怒，章太炎时加慰勉。章太炎遇有烦恼不平之事，邹容也总是前来问寒问暖，分担老大哥的忧愁。章太炎曾作《狱中赠邹容》诗一首：“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亦作《狱中答西狩》诗回赠：“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在狱中，凶恶的狱卒肆意虐待关押的犯人。章太炎曾以绝食以作抗争。绝食前，他对邹容说“你当生，我当死”，要邹容珍惜生命。邹容回答说“大哥你要是死了的话，我邹容也不愿再留在世上”。他还与章太炎联吟《绝命词》，有“愿力能生千猛士”之句，渴望着千万猛士继起，埋葬清王朝。
1905年2月，邹容不幸病倒。他和章太炎在监狱中和其他犯人一样被罚做苦工，不给吃饱饭，食物又极粗劣，狱卒还时加欺压。章太炎为了排解狱中烦忧，潜心研读佛经，静心养性。但是邹容年轻气盛，性情暴躁，时常发火，没有耐心去领会那些无边无际的佛法，终于病倒在床，多次昏厥过去。章太炎熟悉医道，一面搭脉诊断，开出药方，托人从外面买来黄连、阿胶等中药，给邹容滋养，一面再三向监狱当局交涉，要求保释邹容出狱就医。直到邹容的病情已十分险恶，监狱当局才同意这个要求。四月二日，就在出狱前一天，工部局医院给药一包，邹容服后，却在次日凌晨口吐鲜血，离开了人间，时年仅二十岁。这时，离两年的监禁期满只差七十来天。因邹容死得突然，社会沸沸扬扬，都怀疑他是被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给毒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