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一生崇尚奢侈，纵情山水，博览群书，工诗善文，尤其长于山水诗。他在政治上没有多大才能，但却“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他数次遭贬，常怀愤惋，晚年造反，被当朝所杀。毛泽东在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南史·列传九》中，仔细阅读圈点了有关谢灵运及其家族的历史资料。他对谢灵运的生平事迹十分了解，因而能够透过谢灵运创作时的最初情景去体味其内容，并从中揣摸他的创作心态，读出字里行间透露出的特殊信息。《登池上楼》是谢灵运任永嘉太守时所作。“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反映了他当时郁郁不得志的心情，所以毛泽东说他“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当然，谢灵运的造反，是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引起的铤而走险，毛泽东的批注，说他的矛盾是“想做大官而不能”，对他的政治行为并非持同情态度。
但毛泽东并不以诗人的政治品德而否定其作品。在《古诗源》中，收有谢灵运的24首诗，毛泽东作了圈画的有22首。在编者注释中，评价谢灵运的诗“一归自然”、“匠心独运”、“在新在俊”等处，都有毛泽东画的线和圈。其他如《昭明文选》、《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谢灵运的诗，毛泽东也圈画了不少。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对谢灵运的诗是欣赏的，只可惜直接的评价太少。
谢灵运一生经历了三个朝代七个皇帝，饱尝了晋宋之际这个动荡不安时代的痛苦和不幸。作为高门望族的旧士族子弟，他有着强烈的门第优越感。他本来就瞧不起武将，更何况刘裕所统率、赖以发迹的北府兵又为其祖父谢玄一手创建。要谢灵运向自家门下的一个“老兵”摧眉折腰而又心甘情愿，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在晋宋这场易代之变中，谢灵运及其家族的同情倾向于司马氏晋室一面，但刘宋新贵集团的崛起，来势迅猛，无法抗拒，他们只好随波逐流，表面敷衍，以保全家业。谢灵运和刘宋王朝的关系就是建立在这种脆弱的基础上的，谢灵运被视为文学侍从之士，而不被授以权要，致使他“常怀愤愤”，流露出对刘宋王朝的极端不满。但作为一个封建文人，他对刘宋王朝的不满多表现为不理政事、放纵恣肆、寄情山水等消极对抗上，一直到最终被逼上梁山，方才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这充分反映出他软弱的一面，也是魏晋以来很多文人的共同特点。
谢灵运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工诗文、善书画、通史学，还精通佛老之学。他一生的著述非常丰富，可惜大多散佚。今天所能见到的，除《大般涅泳》之外，还有诗九十多首和文四卷。但他的主要成就，则在于诗歌，尤其是山水诗。
魏晋时代崇尚清谈，这种风气浸袭到诗歌创作的领域里，造成了玄言诗的盛行。这些玄言诗淡乎寡味，近似于老庄哲学的有韵注疏，既谈不上缘情言志，也谈不上风华辞采。东晋后期，描写山水的作品逐渐增多，诗风开始转变，但真正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完成这一转变，使山水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的人，则是谢灵运。
谢灵运的山水诗，描写范围很广，浙东的永嘉、会稽和江西的庐山、鄱阳湖等著名风景区，都进入了他的视野。他的山水诗，比较真实地再现了美丽的自然景色。某些诗篇如《夜发石关亭》、《石门岩上宿》等，叙事、写景、抒情三者完美结合，不仅山水形象鲜明如画，而且诗中寄托了作者对美好理想的追求，对坎坷身世的感慨。因此我们欣赏谢灵运的山水诗，不仅要注意山水的性情、气象，同时更应该注意诗人的性情、气象在作品中的印痕，方能深入理解其山水诗的美学价值。
谢灵运在山水诗的艺术技巧和风格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由于山水诗是新的艺术形式，过去的作品中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技巧，所以作家必须自铸新辞，精心刻镂。谢灵运在山水诗的创作中，采用了多方面的艺术手法，准确地捕捉大自然的各种形象，形成了鲜丽清新的艺术风格。鲍照说：“谢五言如初发英蓉，自然可爱。”同时，谢灵运的山水诗，在神理、气韵上亦往往高人一筹，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百川赴巨海，众星环北辰”等诗句，气韵充沛，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方东树说：“谢诗力厚思深，语足气完，字典句浑，法密机圆，气韵沈酣。”在其他诸如形象塑造、结构布局等方面，谢灵运皆多所建树，积累有宝贵的经验，给后人提供了有益的艺术借鉴。
当然，由于谢灵运一生颠簸于政治斗争的风浪之中，隐而复仕，仕而复隐，隐逸和佛老思想一直陪伴着他。他将这种思想带入到他的作品中，表现为明显的缺点，如玄言词句多，辞藻堆砌多，往往有句无篇，甚至有些词句流于艰涩险怪。而且，由于他在政治生活、个人品德以及思想意识上都有许多可以非议的地方，这使他的诗篇所反映的生活面比较狭窄，很少看到值得肯定的进步理想，纵使有对时政的不满，也不过属于个人的怨望。
尽管如此，谢灵运仍然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位重要诗人，在促使玄言诗向山水诗转化的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他之后，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等都从他的作品中汲取过营养，以山水为题材的山水诗、山水游记也源源而出，这些绚丽多彩的作品，使中国文学宝库增添了奇光异彩，光芒四射。
（傅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