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公元768年），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是唐代著名的古文家、诗人和哲学家。韩氏郡望昌黎（今属辽宁），故自称“昌黎韩愈”，后人称之为“韩昌黎”。晚年他任吏部侍郎，后世又称之为“韩吏部”。死后谥“文”，世人又称其为“韩文公”。
韩愈出生于一个普通官宦之家。韩氏先世，曾封侯封王，通显于时，但到中唐时代，这个家族早已不是豪门大族了。韩愈的父亲韩仲卿，做过潞州铜澄荆后为武昌令。他为官廉厉，颇有政绩，但无奈职位低下。韩愈的三位叔父，少卿、绅卿都是小官吏；云卿做过监察御史、礼部郎中，在文学上负有盛名，李白说他“文章冠世”。韩愈处于这样一个家庭，而且三岁时父亲就去世了，这使他无法借助家庭的力量，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奋斗，因此，他从小养成了发奋读书、积极进取的性格。
韩愈出生的时候，唐王朝度过了它的繁荣时期，正走着下坡路。安史之乱所带来的连年混战，严重影响了社会生产，使人民颠沛流离。叛乱虽然平息了，但藩镇割据的局面严重影响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再加上统治集团贪欲无度、巧取豪夺所造成的尖锐的阶级矛盾，以及水、旱等自然灾害，唐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由于腐朽势力控制朝廷，真正进步的朝臣想革除弊政，竭诚谏诤，往往受到排挤和贬斥；寒门出身的知识分子也常常受到压抑和摒弃，或终身埋没，或沉沦下僚，狼狈不堪，郁郁失志。韩愈生活在这样一个乱世之中，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立志于匡时济世。
青少年时期的韩愈，生活极其动荡和凄苦。自父亲去世后，他由长兄韩会抚养。韩会是一个富有才学的人，具有很高的声誉。韩会有着浓厚的儒家正统思想，主张文章应具有教化作用，这对韩愈后来的政治态度和文学道路有着很大的影响。韩愈十岁那年（公元777年），韩会因为宰相元载的被诛而受到牵连，由起居舍人贬为韶州刺史，远迁岭南，不到三年就患病而死。韩愈只好跟着母亲和长嫂，过着流离困顿的生活。家庭的变故和经济困难并没有使韩愈气馁，反而激励韩愈更加刻苦地学习。他七岁开始读书，日能诵记数千百言，十三岁便已能文，师从独孤及、梁肃，学习研究古训，锐意钻研。研习古文，潜心古道，读书经世，是他在青少年时代就已经确定的人生道路。
贞元二年（公元786年），十九岁的韩愈离别家庭，前往京师长安参加进士考试，准备实现他宏伟的抱负。但是经济上的窘迫，使他不得不卑躬屈节，向人说好听的话，写阿谀性质的文章，如《猫相乳》、《河中府连理木颂》。为了登科成名，他还必须不断奔走，向权贵投献诗文，恳请他们给予荐引。从贞元二年到贞元七年，韩愈先后参加了三次进士考试，都失败了，直到贞元八年（公元792年），才荣登进士第。此后韩愈连续三次参加吏部举行的博学宏词科考试，均不中选。
韩愈初到长安的时候，骈文的势力还很大。而且骈文发展到中唐，越发注重堆砌华丽的辞藻，玩弄数不清的典故，音调声韵方面的限制也愈来愈多，造成文风的萎靡和形式的僵化，根本不能够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早在武则天的时候，陈子昂就发出了响亮有力的文学革命口号，呼吁文人尊经重道，充实文章的内容。但是他们的力量还不够大，又缺乏成熟的创作经验，未能形成运动的规模。韩愈到长安的几年中，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师友，如梁肃、李观、欧阳詹、崔群、王洎、冯宿、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他们意气相投，讨论各自对文学和政治的主张，共同推动了古文运动的蓬勃开展。
韩愈同时又结识了比他年长的诗人孟郊，他们之间年岁虽然相差很多，却结成了忘年之交，在诗歌创作上成为亲密的同志，最后一同在诗坛上形成独树一帜的新诗派。
由于求仕心切，韩愈于贞元十一年（公元795年）正月至三月，三次上书宰相，要求仕进。但当时高踞相位的赵憬、贾耽和卢迈都是尸居禄位的庸人，对他的恳求置之不理。韩愈只得怀着“不遇时之叹”，离开了长安。
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秋天，韩愈二十九岁。由于得到宣武节度使董晋的辟举，韩愈获得了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然而单调的公务，使韩愈感到十分失望。于是他把精力放在研究、宣传儒家正统学说和排斥佛教、道教上面。这时他结识了一个年岁相仿的青年人张籍。这是一个狷直的人，后来他以乐府诗著名于世。这时，他只是一个狂热的儒家信徒。由于张籍的热情鼓舞，韩愈写下了一批“扶树教道”的论文，正式向世人宣告，建立儒家道统的传授体系，掀起了儒学复兴运动的高潮。
贞元十五年（公元799年），董晋病死，韩愈护丧离开汴州，但遇汴军叛乱，逃往徐州，转到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幕下，仍旧担任推官。由于郁郁不得志，韩愈这一期的作品除宣传儒学之外，其他如《与崔群书》、《与卫中行书》、《复志赋》等诗文，多流露怀才不遇之叹和不平之鸣。
贞元十六年（公元800年），韩愈毅然辞别张建封，至京师听候调选。十八年春，授国子监四门博士。韩愈授课深入浅出，通俗生动，很得学生信任和好感。由于韩愈在政治上、学术思想上和文学上的见解渐趋成熟，他已具备足够的力量向世人宣布儒学复兴运动和古文运动的主张，并且亲自把这两个运动结合，统一领导。如宣传儒学复兴运动的“五原”——《原道》、《原姓》、《原毁》、《原人》、《原鬼》，宣传古文运动的《答李翊书》、《答李秀才书》、《答尉迟生书》、《送孟东野序》等。这些作品，带来了韩愈在学术活动和文学活动上的丰硕的收获。
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韩愈由四门博士迁监察御史，官职品位虽不高，但地位重要，有弹劾参奏政府官吏的权力。这年关中旱饥，灾情严重，政府虽有减免租税的明文，而官吏仍聚敛勒索。如京兆尹李实每次奏时，都谎报“今年虽旱，而谷仍好”，不肯免除租税。贫民抛妻离子，流离失所。身为御史的韩愈亲眼看到“饿者何其稠，亲逢道边死”的惨状，随即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指出京畿灾情严重，而群臣不言灾荒并残酷剥削人民的真实情况。此状一上，得罪幸臣，被贬为连州阳山（今广东连阳）县令。阳山地处穷僻，文化落后，韩愈在此受贬一年，为阳山人民做了不少好事。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正月，德宗死，顺宗即位，韩愈遇赦离阳山至郴州待命。这时，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进行政治革新，韩愈持反对立场。这年秋天，韩愈被派往江陵府任法曹参军。当走到衡阳时，朝廷政局发生剧变，顺宗被迫退居太上皇，宪宗即位，王叔文集团革新失败，遭受沉重打击。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六月，韩愈召拜国子监博士、重返长安。以后几年，官职屡经迁调，或降或升。元和二年至五年，韩愈先以国子监博士分司东都洛阳，过着清闲的教授生活；既而改都官员外郎守东都省，又改为河南县令，入都为职方员外郎。以后历官国子博士、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等职。他在宦途上虽然遭受过一连串的打击，但总的来说还是上升的。他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倾向于大官僚统治集团阶层，但与他们不同的是，韩愈较为同情劳动人民的疾苦，并且有着与受压抑的知识分子一致的思想感情。
这时，号称“中兴英主”的宪宗，年富力强，饱有魄力，他的即位结束了数十年来的战乱分裂局面，全国上下出现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但好景不长，宪宗很快就走上腐朽奢侈的道路。元和十四年正月，宪宗自凤翔迎佛骨至京，王公士庶，奔走膜拜。韩愈对此深恶痛绝，为了捍卫儒家道统的信念，他奋不顾身，上《论佛骨表》，竭力谏阻，言辞十分尖锐。宪宗盛怒之下欲以死罪论处，幸得裴度、崔群等营救，被贬谪为潮州刺史。韩愈抵达贬所，作《潮州刺史谢上表》，表示恋阙之情，这事集中体现了他政治上的软弱性。宪宗得表，有召还复用之意，只是由于宰相皇甫的妒嫉与阻挠，遂移袁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死，穆宗即位，韩愈受诏任国子祭酒，长庆元年（公元821年），转兵部侍郎。这时镇州兵乱，杀节度使田弘正，立王延凑。唐王朝命深州刺史牛元翼率军讨代，元翼被王延凑包围。次年二月，唐政府派韩愈往镇州宣慰王延凑军。他不顾个人安危，严辞挫折叛军凶焰，以利害晓喻王延凑及镇州将士，使之归服中央。不久，韩愈功成还朝，转吏部侍郎。长庆三年，他转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地区在他的管治下，社会秩序比较安定。后因与御史中丞李绅不和，罢为兵部侍郎，后又复为吏部侍郎。长庆四年，五十七岁的韩愈突发疾病，于十二月二日卒于长安。死后用儒家的礼法安葬，赠礼部尚书。这一时期，他历任显职，在政治上作为较大。
韩愈一生，在政治、哲学、文学等主面都有所建树，苏轼说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但他最大的功绩，还是领导古文运动并使它获得成功。从他以后，古文运动得到了完全的胜利，成为广泛的社会性运动，古文也终于打倒了绮丽的骈文，奠定了它在文学上的牢固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