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娘”指的是继母孙用蕃。言下之意，孙氏更会理家。张爱玲提出质疑：“娘也许是气他不把东西落在她手里。”她弟弟急了。“不是，你不知道，娘好！是二叔，（张爱玲算是被过继给伯父的，喊她父亲二叔，张子静也跟着喊），自己又不管，全都是这样糟掉了。倒是娘明白。”
张爱玲觉得，张子静爱这个曾经虐待过他的继母。
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爱上虐待自己的人。好吧，就算她曾经虐待，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重视，比起漠视远离自己的骨肉血亲，也许倒是她，待他像个至亲。而且，随着他长大成人，她对他也该有所改变，毕竟她自己没有生育。再者，在大家族里长大的她，既有敷衍的能力，也有敷衍的需求，在夫妻俩互相敷衍之余，她但凡稍有余力，敷衍张子静一下，于他，就是难得的温暖。
张爱玲成名之后，张子静再去看张爱玲，十次有九次是见不到她的，张爱玲骤然忙了很多，后来又有了更好的听众胡兰成。出于过往亲情，见面时，张爱玲还是会很放松地跟他聊天，比如说起有人追求自己，以及自己不会跳舞等，但只要话题停止，他们又重归于淡漠。
这里面，有前面说过的，她弟弟的那封近乎“落井下石”的信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张爱玲从父亲家出走之后，更看清了这世间的人情冷暖。
张爱玲的表妹曾说张爱玲又热情又孤独，热情来自天性，孤独源于多思。从父亲那儿逃出来，她孤注一掷地跟了母亲，许多年来，母亲在她心中都是个富有感情的形象，她以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她，有这个印象在前，她不免按照这个印象行事，结果却令她错愕。
比如说，一开始，她跟母亲要零花钱，自以为是一件亲切有味的事情，母亲这方面的感觉却与她大相径庭。前面说了，母亲对她的投奔，并不是欣然接受，黄素琼就那几箱子古董，她所干的营生不赚钱，跟坐吃山空也差不多。她是一个敏感的情绪化的女人，原本就是咬着牙为张爱玲做牺牲，看这个女儿笨笨地毫无长进不说，还三天两头带着愚蠢的自说自话的孜孜然的表情来找她要零花钱，不由得烦躁起来。“（我）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
同时毁掉的，还有少女张爱玲对于这绝对光明的世界的毫无保留的信任，这使她从此充满了警惕。所以她在和弟弟打交道时，会有意无意地保持距离，不刻意扮演自己力不能及的形象。既然这世上，没有哪一种爱不是百孔千疮的，何必离得太近，让彼此都穷形尽相。
母亲给她带来的是幻灭，姑姑对她的影响是真实，姑姑说话做事，永远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不会表演和蔼，也不假装亲切，你可以说她不矫情，但不矫情，有时也会显得没弹性，少了几分人情味。
虽然父亲反对张子静到学校里，后来还是送他上了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张爱玲也在这学校上过一阵子，对于教学水准评价不高，不像香港大学那样保护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尊重学生的个性，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介意这些的，比如张子静。
1946年，张子静随着表姐和表姐夫进入了中央银行扬州分行，待遇还不错，足够自食其力还有节余，但张子静染上了赌博恶习，不但搭进了钞票，还搭进了身体。
看起来张子静和他父亲很相似，但我还是觉得他比他父亲更值得原谅和同情，他自小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自然不知道理想为何物，一个没有理想的人，势必随波逐流-我凭什么、为什么克制自己的欲望？何况张子静一直在怯怯地想要凑到别人的世界里，现在有人愿意带他玩，他当然不会拒绝，从张子静后来很容易就戒了赌可以看出，他对这一“业余爱好”的忠实度也很低。
新中国成立前，张子静回到上海，黄素琼也再度从国外归来，先是住在国际饭店，后面搬到张爱玲姑姑家，她叫张子静过几天去家里吃饭，还问张子静要吃多少饭，喜欢吃些什么菜。张子静去的那天，姑姑上班去了，张爱玲也不在家，家中只有母子二人，想来总有一个安静又有柔情涌动的气场。但是黄素琼再一次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理性者的刻板，她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张子静的饭量和爱吃的菜是否符合他以前所言，二是问张子静工作情况，教导他应该怎样对待上司和同事。
张子静说，这顿饭无疑是上了一堂教育课。几天后，因为张子静在舅舅的生日上没有行跪拜之礼，又被母亲教育了一通。
数年不见，面对这个长大的儿子，黄素琼就没想过问问他在想什么，打算过怎样的生活，目前的困惑是什么。若是不能如此高蹈，是不是可以问问他有没有喜欢的女生，打算啥时候结婚生孩子，就像一个最絮叨的老妈那样？也许他当时会有些烦，但在以后漫长而孤独的岁月里，他但凡想起，必觉得温暖。
可惜黄素琼不习惯这种家常的表达，就像张子静小时候，母亲逼着他和姐姐吃牛油拌土豆一样，她很科学地只注重营养，味道如何，则不在她的关注范围内，难道，她所向往的西方人都是这样一板一眼地生活的吗？
张子静也曾请求母亲留下来，找一个房子，跟姐姐和他共同生活，黄素琼淡漠地说：“上海的环境太脏，我住不惯，还是国外的环境比较干净，不打算回来定居了。”
上海的“滚滚红尘”隔开了母子亲情，1948年，黄素琼再次离开上海，1957年，病逝在英国。
她的这份洁癖，遗传给了张爱玲。1952年，张爱玲离开上海来到香港，打算从这里去美国，行前，不知道是不凑巧还是基于安全考虑，张爱玲没有告诉弟弟。某日张子静一如往常地来看望姐姐，姑姑拉开门，对他说，你姐姐已经走了，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张子静走下楼，忍不住哭了起来。街上来来往往的人，都穿着新时代的人民装，他被不愿意穿人民装的姐姐抛弃了，他的悲痛是多么空洞。在热闹的人流中，在长大成人之后，他猝不及防地，又做了一次弃儿。
张爱玲对于弟弟，是有感情的，黄素琼对这个儿子，也不能说没有爱，这些都不是问题，问题在于，爱又如何？她们把自身的清洁，看得比感情更重，因为感情里会有他人的气味，有一点点的污秽感，当她们发现那黏叽叽湿乎乎的“雾数”可能打这里上身，马上就换上凛然的表情，步步为营地，避开了。
张子静贴不上她们，只好转过头，还去找父亲和继母，孙用蕃是比黄素琼、张爱玲她们庸俗，但庸俗的人，对距离不敏感。张子静跟着父亲和继母过了很多年，中间亦问题多多，比如说张志沂对自己慷慨，对儿子却吝啬至极，加上经济状况江河日下，他为了省钱，干脆不提为儿子娶亲之事。非但如此，有次张子静从扬州回上海出差，张志沂看他带了许多出差经费，就以保管为名要了过来，过了一些日子，张子静找他要，他竟然若无其事地说，已经花掉了呀！
相形之下，孙用蕃更有人情味一点儿。张志沂去世后分遗产，孙用蕃将青岛房租的十分之三分给张子静，怕他不同意，特地问他有没有意见。张子静说没有，他有工资，虽然微薄，不能奉养她，但至少不想动父亲留给她的钱。孙用蕃听后很是欣慰，说这些钱存在我这里，以后我走了还是会留给你的。
这话像是面子上的话，但她拿张子静当继承人是真心的，即便是那样一份微薄的遗产。
新中国成立后，张子静在上海人民银行干过一阵子，后来改行做中学教师，教语文和英语，常年在郊区学校生活，不过，孙用蕃这里，仍然被他视为落叶归根之所。孙用蕃一度想与她弟弟同住，将十四平方米的小屋换成大一点的房子，让她弟弟做户主，遭到张子静的激烈反对，因为这么一来，他退休就没法儿回到上海市区了。孙用蕃的弟弟很不悦，指责张子静不孝，但也知道他说的是实情，就此罢休，不久张子静的户口迁回市区，落在了孙用蕃的户口簿上。
经历了那么多人世风雨之后，孙用蕃和张子静这两人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相依为命，他们一直离得太近，难免会相互扎伤，可是疼痛也能证明自己不是孤单单地存活在世间。是要这不洁的带着气味皮屑的细琐烦恼，还是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空旷与清洁？如果只能两选一，我会选前者，平心静气地想想自己与父母手足，亦有这样那样的龃龉，有多少爱，不是恩怨交加？真的爱，就对“雾数”没那么害怕。
1986年，孙用蕃也去世了，寂寞中的张子静，唯有从报纸上追寻姐姐的一点儿音讯。1988年，有消息误传张爱玲也已去世，张子静忙去侨办打听，终于辗转和张爱玲联系上了。张子静给姐姐写了一封信，恢复了与张爱玲的通信往来。
在他口述的那本书里，有张爱玲的一封回信，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没有能力帮你的忙，是真觉得惭愧”，又说到“其实我也勉强够过”，我怀疑张子静的信里，也有向张爱玲求助之语。在香港，我跟宋以朗先生提起这封信，他依旧微笑着翻出一封信，正是张子静写给姐姐那封，信里说，他找了一个对象，想要结婚。但他没有房子，虽然对方并不介意这点，可他总觉得不太好，希望能得到姐姐的帮助。
这，应该就是张爱玲写那些回复的原因。那么，张爱玲的经济状况像她描述的那样吗？坊间传闻张爱玲晚年贫困潦倒，但事实上，我曾看过宋以朗先生提供的一份清单，在她去世的前一年，她的存款与投资加在一起有三十多万美元，这笔钱当时可以在上海中心地段买十几套两居室。张子静给她写信就在之前的两三年，张爱玲是有能力帮他的，但是她拒绝了。
我问宋以朗，这是为什么呢？张爱玲本人开销很少，也不买车买房，为什么，她不愿意帮弟弟一下呢？
宋先生耸肩，摊手，微笑，说，我不知道。又说，我知道她曾考虑过给姑姑一些钱，还曾和我父亲商议给多少比较合适。给多了，怕政府清算，给少了，又觉得没意义，后来作罢。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考虑过帮助弟弟一下。
虽然张子静说，女方不在意他的财产，但最后这个婚也没结成。张子静的晚年，是在孙用蕃留给他的那间十四平方米的小屋里度过的，从继母手中接过来的这份“遗产”，让他最终有了个栖身之所。将这事实本身与张爱玲的冷淡对照，再想当年张爱玲为弟弟不平的那些文字，怎不让人感慨系之。
因为受到误传的姐姐去世的消息的触动，张子静想到，姐姐长期幽居，万一她身患急病需要救治，谁能适时伸出援手？而自己一人独居，情况不也相近？从那之后，他白天都把小屋的门开着，邻居进进出出，路过都会探一下头。
不知道张爱玲有没有这种恐惧？就算有，她也不会把门打开，到了她的晚年，精神洁癖愈加严重，相对于清洁宁静，生死都是小事了。1995年9月，张爱玲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将要走到尽头，她没有和任何人联系，把重要的文件都装进手提包，放到门边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安然等待死亡的到来，几天后，她在睡梦中去世。
张子静在大洋这边得到消息，大脑一片空白，他找出姐姐的书，一翻就是那篇《弟弟》，重温那些熟悉的文字，他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很美‘的我，已经年老；’没志气‘的我，庸碌大半生，仍是一个凡夫。父母生我们姐弟二人，如今只余我残存人世了。”
他口述了关于张爱玲的一些往事，言语间不提自己曾受到的伤害，虽然姐姐同他这个弟弟疏于音问，张子静亦理解地说，我了解她的个性和晚年生活的难处，对她只有想念，没有抱怨。不管世事如何幻变，我和她总是同血缘、亲手足，这种根底是永世不能改变的。
我敲下这些引用的话，一字一句都觉得震撼，我知道他说姐姐那些事，和当年对姐姐说家族事，以及对堂哥说“家门之玷”有异曲同工之处，知道他在意这个终于可以跟人说点儿什么的机会。但他的天性依旧是温厚的。他这一生都温厚而平庸，作为一个配角穿梭在亲人的生命之中，虽然他不是作家，却提供了“这一个”弟弟形象，牵动着多年之后，我这样一个同样是“姊姊”的读者的感情。
就在张爱玲去世的第二年，张子静去世，没有文字描述他去世时的情形，希望不会像他姐姐那么冷清，因为，他是一个有点儿怕冷的人，他一直在朝温暖凑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