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生活压力和生活成本普遍偏大的城市居民相比，农民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大众文化由于具有通俗性而更易被农民接受以打发农闲时光。关于大众文化的“雅俗之辨”一直以来都是学者们争执的主要焦点，本书无意于介入学者们对于大众文化的贬斥或褒奖。为了更好地表明观点，在此将大众文化简单分为世俗文化和低俗文化两部分。世俗文化是与神圣文化、高雅文化相对而言的，大众更易理解和接受这种文化。具体来说，世俗文化是大多数人在工作之余消磨时间的方法，包括通过视听和阅读途径得到娱乐的文化形式，也包括众多民间传承已久的文化形式，如口头技艺、评书相声、秧歌杂耍等。这些文化形式都以提振人的精神生活、教化从善从德为目标，蕴涵着高雅文化可以从中借鉴的营养和价值。而低俗文化虽借用世俗文化的某些形式，却违背社会的公序良俗与道德底线，肆意践踏历史形成的各种文化价值观念，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但是，有一个社会现实却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当代大众的世俗文化正在发生由美向非美、美向丑、从“雅趣”到“畸趣”、从崇高向平凡的转变。“曾几何时，美和艺术是人类牢不可破的乌托邦和避风港。然而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美和艺术在一夜之间就告别了传统，而急不可待地走向市场和消费。”当崇高与审美逐渐退出大众文化舞台，丑恶与低俗必然会粉墨登场。同理，乡村文化阵地不为先进的、健康的、高尚的文化所占领，便会被落后的、腐朽的、低俗的文化所侵占，人们的感觉和趣味越来越低俗化、官能化和钝化，最终对真正的审美失去了兴趣。低俗文化犹如“温水煮青蛙”，极易麻木人们的思考和眼光，让人毫无警惕地失去道德方向和价值标准，丧失对文化价值观的认同和追寻。
近年来，乡村社会面临着文化的贫瘠和虚弱，文化低俗化、迷信化倾向开始抬头，甚至有人这样形容农民的文化生活：夜晚无娼可嫖的农民只好去看戏赌博。低俗文化在乡村社会的泛滥现象主要表现在：曾经销声匿迹的赌博、迷信基本主宰了农民的闲暇时光，甚至还占据了地方官员的思想空间。伪科学文化也乘虚而入，对农民进行精神控制，其根本目的是谋取经济利益，却贻误他人健康和幸福，甚至使人失去生命，严重破坏了家庭和睦与社会稳定。靠低级趣味甚至黄色、淫秽表演来吸引观众拼凑起来的草台班子也逐渐在市场竞争中壮大起来，逐步从地下走向地上，从节日庙会延伸到百姓的红白喜事。《合肥晚报》曾经发表文章对乡村社会的“丑文化”表示了担忧：夜幕低垂，空气中还弥漫着烟花的火药味，演出正式开始。刚开始还只是演唱一些流行歌曲、表演一些简单的魔术，随着时间的推迟，压轴戏终于上演：一个中年妇女跃上简陋的舞台，穿着三点式在台上极尽扭捏之态，腰间的“呼拉圈”很快逼走了不少人。随后，大棚里的音箱声音继续震天响，台上又上来几名穿“三点式”的女青年，时而疯狂地摇头，时而前后摇摆身体，并做着挑逗性的动作，不堪入目。文化贫瘠的群众不知不觉从传统道德的操守中跌进了庸俗文化的市场陷阱。
大众“丑”文化不仅丝毫不会有益于文化的繁荣，而且会对文化繁荣带来直接的危害。因为，“丑”文化虽然假借文化之名，但它却与一切富有积极意义的文化价值观背道而驰，使广大农民精神空虚、身心受害、意志衰退、行为失控，使人的精神生活向着本能的动物性行为全面倒退，直接妨碍了科学文化思想的传播，影响了农民对新生活方式的选择，污染了乡村社会风气，制约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健康发展，严重扰乱了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秩序，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阻滞力量。
2.大众文化对农民精神生活的冲击
马斯洛在批评当代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所面临的困境时指出：“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诸如抑郁颓废、道德沉沦、空虚绝望、缺乏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奉献的东西等等。这比任何时候都严重。”不可否认，大众文化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产生的断裂时期”，对农民的精神生活形成了极大的冲击。
首先，大众文化的城市化与西方化特征阻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在多元文化共存的文化生态中，总是存在着大量的文化冲突乃至对抗的事实。大众文化以城市文化为基础，宣扬的是城市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形式，放逐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念和固有的神圣崇拜。由于大众文化大量宣扬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而且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中肯的分析和批评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作品，结果导致“热衷于消费实践、文化身份的碎片状态、中心的丧失、稳定的共同文化价值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以西方价值为主导的大众文化在乡村社会的大肆传播，致使农民的价值信仰和文化观念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趋于多元化，从而制约乡村文化发展，实现了对乡村文化的“社会整编功能”。“资本主义文化渣滓始终得不到堵源截流式的致命打击，依然在销蚀着我们民族文化的领地，销蚀着我们民族的灵魂。”这就使得政治修养和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丧失自己的政治警惕性，由浅层次审美文化上的认同发展成为深层次政治上的认同。在大众文化精神的浸淫下，农民的民族精神变得相当模糊乃至淡化，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产生怀疑、动摇，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受到了冲击。
其次，大众文化的商品性决定了娱乐消遣的单一性。娱乐消遣原本是人类的正常精神生活，与社会主义是不相抵触的，马克思将这种精神称为“享乐的合理性”的满足。但是，大众文化的商业性质追求纯粹的大众娱乐消遣，人们竞相模仿、复制大众文化中纯粹娱乐消遣的文化产品。大众文化的娱乐化造成了固定化、同一化的文化消费模式，这不仅会把文化推向单调平庸，也使得原本可以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单向变化，造成了人格、趣味、时尚的惊人趋同。大众文化的娱乐消遣性导致了部分农民感性欲望的放纵，我们看到，现代某些文艺作品无限夸大和极力放纵人的感性欲望，在带给人们瞬间快乐的同时，又导致心灵的麻木和空虚，甚至使人们面临生存意义的虚无和生存根基的沉沦。可以说，大众文化的娱乐消遣特质缺乏起码的理性精神与人性关怀，而走向非理性化、低俗化和媚俗化。在娱乐的狂欢中，农民缺乏对他人生命的关怀与尊重，也掩盖了个体生命的价值与悲欢，渐渐变得狭隘自私，道德冷漠，良知麻木，从而丧失社会责任感和同情心，失去了对社会的反省，更缺乏参与公共政策的热情。
再次，大众文化中的庸俗文化有违公序良俗，降低人的道德情操，无法构成对现存文化的反思、批判和重建，更给群众身心健康带来损害，严重污染了淳厚质朴的乡风民风。大众文化的生产完全服从市场经济法则的支配，以市场价值为唯一取向，在强调商业效益时严重忽视甚至排斥社会效益，结果既助长了消费主义的虚假意识形态，也强化了拜金主义价值观和腐化享乐的思想。有些农民片面理解大众文化的享乐功能，忽视精神愉快的内涵和要求，只追求感官刺激，而不考虑其道德理性、终极关怀等人文精神。有些文化产品具有宣扬帮会文化的倾向，造成帮派伦理广泛传播，使农民本来早已绝迹的帮会意识复活。大众文化中的低俗成分在精神与物质、道德与欲望的二元对立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造成了人文素质的滑坡、道德理想的沦丧、人性的异化和变质。村庄生活处于一种无意义的境界，农民的生存尊严所依赖的社会文化基础被瓦解。
（三）城乡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与农民文化需求之间的巨大反差
长久以来，我们的乡村建设多致力于经济增长。以河北省隆化县为例，在阅读了该县连续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后，从中获得相应的数字。2010年该县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9年，继续保持了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势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56.8亿元，增长11.6%；农民人均纯收入3524元，增长10.1%。2009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08年，全县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局面进一步巩固加强。全年完成生产总值55.3亿元，增长17.2%；农民人均纯收入3200元，增长15.1%。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07年，全县经济持续加快发展，社会各项事业全面进步，全年完成生产总值39.2亿元，增长15.4%；农民人均纯收入2780元，增长15.7%。从以上数字可以看出，该县县域经济在持续增长，农民收入也在日益增加。农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相应的也就要求提高文化消费水平，提高精神生活质量。但是，由于长期以来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城乡分割、工业优先、城市倾斜”的发展战略，受其影响，我国公共产品供给也是长期重视城市而忽视农村。直到今天，我国乡村公共文化的供给水平与农民文化需求的增加也是不匹配、不均衡的，仍处在一种严重的缺失状态。仍以河北省隆化县为例，在其近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仅在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要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完成县城图书馆文化信息共享中心和5个乡镇基层中心建设，逐步构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挖掘和整理开发力度。继续抓好多彩农村文化工程，推动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这样的情况在整个中国的乡村社会当然不是个例。由此可以看出，多年来政府在满足农民文化需求方面表现出缺位和失语的态度。
第一，与城市相比，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经费投入明显不足。长期以来，我国用于文化发展的资金一直偏少。据文化部门统计，2009年，在全国文化事业费的投入中，城市文化投入占到70.6%，而农村文化投入却仅占全国文化投入的29.4%，比城市低41.2个百分点；城市的人均文化事业费是33.27元，而农村的人均文化事业费只有12.1元，连城市人均文化事业费的一半都达不到。由于公共财政对公益文化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文化馆或文化站业务经费和活动经费紧缺，基础设施陈旧落后，活动器材和设备非常匮乏，导致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公共文化网络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服务能力较差，根本无法开展相应的文化活动。以2006年为例，据统计，全国农村3.5万个乡镇中有3.27万个乡镇文化站，但是其中2.67万个文化站需要新建、改建。全国2006年的设备购置费仅为6350.8万元，平均到每个文化站仅1941元；全国乡镇文化站仅有维修费4762.2万元，平均到每个文化站仅1456元。而且欠发达地区相对发达地区的比例更低。由于经费投入有限，许多县级剧团根本无法正常完成演出任务，演员们也大都另寻出路。仍以2006年为例，全国文化系统艺术表演团体深入农村演出数量只有28.7万场，仅相当于20世纪60年代的三分之一，而全国有行政村62.4万个，平均到每个村每年还看不到半场戏。虽然到2010年这种现状有所改变，文艺院团共赴农村演出84.67万场次，比上年增长14.3%；农村观众人次5.64亿人次，比上年增长9.3%。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公共财政对公益文化事业投入不足的现状。
第二，乡村公共文化供给过程中文化精英的缺失。乡村文化精英是指乡村社会中具备一定的文化知识储备和生产技能，并能在实践中调动社会资源获得更多的权威认可的群体。从整体观点来看，他们能利用已有的个体素质和掌握的资源给村民以贡献和扶助，能够成为群体的榜样和模范，给群体带来更多的利益。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曾联合下文，把乡镇文化站中符合条件的工作人员录用为国家干部，此举极大调动了基层文化工作者的热情，使他们很快成为基层文艺中坚力量。各民间文艺团体在节日期间演出频繁，表现活跃。然而近年来，民间团体常常因为演员婚姻、职业变动、市场因素等原因而解散，再加之城市文化、大众文化和外来文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民间表演艺人“传-帮-带”的自发性和积极性减少，乡村社会的文化精英纷纷逃离乡村，逃向城市甚至更遥远的地方，以致造成乡村发展的“空心化”。当前乡镇文化站缺乏动力也有不少是缺乏能力，国家公布的第一批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很多到了必须尽快抢救的境地，地方文化资源日渐枯竭，人才培养后继乏人。乡村文化精英的缺失使得支撑乡村可持续发展和文明转型的资金、技术、知识、人才和需求等资源大量流失，乡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严重匮乏，从而陷入乡村发展的困境。
第三，乡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体制与机制的缺失。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一整套科学的农村公共文化供给的体制与机制，有些该出台的法规还处在制定之中，或已制定出来的缺乏实施细则，或实施细则不完善，致使文化的供给在管理过程中处在无序状态。在管理体制上，政府既是管理者又是经营者，存在着职能不清，错位、越位、缺位等现象。国家对各部门的投资、收益与人员进行统一管理，从事垄断经营。这种管理体制缺乏竞争机制，缺乏监督与约束，各部门既无外在竞争压力，又无内在创新动力，从而弱化了提供公共服务的公益性职能。在机构设置上，存在县乡两级文化机构设置不规范，上下不对口的问题。在文化供给的市场管理上，存在着各级党委和政府多头管理的问题，结果造成文化市场管理不到位，文化服务功能衰退。由于文化供给管理制度的无序性，使得文化设施成了“死了的文化化石”，对群众既不能“文”也不能“化”，没有任何意义，从而造成农村文化配置的无效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