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正式制度以巨大的力量向乡村社会推进，并企图利用其强大的话语优势完全替代乡村的习惯制度。但是，乡村社会的完全蜕变不可能一日完成，在转型的过程中必然有处于传统社会控制机制与现代社会控制机制相交替的时期，从而面临着两种意义和秩序系统的碰撞，“法治作为一种强势力量，扩展到了中国乡土，试图建立起一种法治的普遍性。然而，现实中时时会发生普遍性法律制度和本土人情、伦理、习俗和习惯之间的冲突和对抗”。这就是说，国家在推进法治的进程中虽然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社会的习俗系统和权力结构，但其并不能有计划地、系统地摧毁乡村社会的文化网络和社会结构。由于无法回避的文化碰撞与交流，乡村社会在培育人们的法治精神的过程中，必然面临着种种障碍与羁绊。例如：“息讼”、“厌讼”的心理仍普遍存在，当人们遇到冲突或者纠纷时，仍然自觉地选择“私力救济”，法治所推崇的“公力救济”常常被搁置。习惯于礼治秩序的乡民总是赋予法律乡土韵味，用乡土社会习俗上的地方性知识传统重新解读、看待和改造外来的法律制度。结果是法律必须要在地方性知识的支撑下才能“有效”运作，经过“改造”后的法律本身所追求的制度价值大大降低。我们当然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当今中国乡村法治生成状态的总体趋势是良好的，也要承认带有良善初衷和热情的轰轰烈烈的“送法下乡”活动是乡村社会走向法治社会的有效途径。但是，民众对法治的认同远远不够仍是乡村社会普遍存在的事实，以至于有些学者灰心地认为当代中国乡村法治的生成遥遥无期。
对此，亨廷顿提出警告：“传统制度的解体可能会导致社会心理上的涣散和沉沦颓废，而这种涣散和沉沦颓废又反过来形成对新的认同和忠诚的要求，它可能和传统社会中潜在的或实际的集团重新认同或者和在现代化过程中演变出来的某一套新玩艺或新团体挂起钩来。”亨廷顿的警告无疑潜含着几个前提：其一，传统制度的解体是基于国家权力对乡村秩序激烈地决断地而非互动地摧毁形成的。其二，乡村社会心理的涣散源于长期生长于斯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遭受全面摧毁所致，这是一种身份丧失感和茫然的无助感。其三，在所谓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新的社会势力既可能是乡村现代化的受益者，也可能是其反对者。这就意味着在中国乡村实现法治具有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它绝不是急功近利的产物，也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企图在短时间内用法律制度这种外生于社会的秩序重建乡村法治秩序，难免会遭到乡土秩序的挤兑。
任何制度的创制与实践，其背后都关涉一个活生生的历史悠久的文化传统。农村法治实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抛离乡土社会”消融于国家的过程，乡村现代法治进程也不是对乡村本土的文化资源一味地进行一体化或“格式化”的变革，而是必须确立一种开放式的图景，对本土的法律文化资源持一种宽容的姿态，重视加强对其的开发和利用。这就是说，国家在乡村社会推进法治的过程中，既要充分考虑乡土实际，在借鉴和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也要加强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诠释，对那些易于被百姓所接受的习俗、礼法和惯例等内在制度适当加以吸收、利用、提升和改进。乡村法治化进程中所推行的法律、法规只有与乡土社会的内在制度相切合，才能真正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而被人们认同、接受。
2.乡村社会法治精神培育的社会基础
“不解决中国农村法律建设的问题，整个法律建设必将受阻。”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法治进程，实现法治国家的价值目标，就不能忽略中国13亿人口中9亿是农民的基本国情。可以说，没有农村的法治化，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化。尽管我们看到，中国乡村的法治建设遇到了无法回避的文化碰撞，支撑乡村法治和维护乡村秩序的法律制度都呈现出一种供应不足的态势，但是当我们以一种乐观的心态来看待悄然起步的乡村社会的法治化进程时，仍然会发现乡村社会的发展孕育了现代法治的基本条件。第一，灵活多样的市场经济形式解除了传统小农生产方式对乡村成员的束缚，其所确立的社会关系的契约化倾向已初步奠定了法治实践的社会学基础。第二，在农村实行乡村自治，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基层事务，基层民主制度得以体现。第三，伴随乡村社会不断融入到城市生活农民视野不断开阔，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并开始习惯和接受法律介入生活的现实，开始了由“恭顺顺从”向“主动参与”转变的过程。
以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为基本内容的乡村社会制度化建设有利于乡村法治秩序的维护。村民自治章程、现代村规民约不是通过法律程序制定的，因而也就不具有国家正式法律的意义和效力。但是，以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为基本内容的乡村社会制度化建设是实施国家法律法规的配套措施，是乡村形成现代法治社会不可缺少的制度规范。第一，村民自治章程和现代村规民约的制定也不是随意为之的，而是广大村民群众结合本村实际以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为依据制定的。村民制定自治章程和现代村规民约的过程也是学习和掌握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与法律法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受到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第二，现代村规民约是农民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途径，它把政策、法律具体化为全体村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对各种违法活动明确予以禁止，对违反者除进行批评教育外还给予适当处罚，这既能约束村民，也能约束基层干部，从而逐渐化解乡村社会各种矛盾，增强村民和干部的法治意识和自治意识，对维护生产、生活秩序起到了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也要看到国家力量对乡村社会法治精神的培育。“当两种文化交汇碰撞的时候，排斥一定胜过融会。在一种文化中沐浴生活的人群遭遇另一种文化浸染时，为之感化或自动接受者总是不乏其人。然而，这种纯粹的个体行为若要发展为群体行为，期间的变化则异常复杂，没有政府的支持，就难以扩散。”如果只凭借乡村社会自身的力量是无法培养出具有时代特征、符合时代发展需要的法治秩序。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家力量将是推动法治、培育公民法治精神的主导力量，即通过国家对法治制度的设计，在内部资源丰富与发展的基础上，利用政府掌握的本土政治资源实现社会法治的进程、目标和任务。通过政府的力量充分发挥农村良好的法治本土资源，注意认可民间习俗、习惯与交往惯例，完善农村法律制度，逐步形成法治的驱动力和法治内部资源，改变目前乡村社会的矛盾现状。通过政府的力量理性运用政治资源最大化，在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农村政治民主化及相应农民法律意识的转变基础之上，实现农村法治内涵的价值追求。当然，乡村社会法治精神的培育还需要通过政府的力量，最终培养起农民的法律信仰。“法被信仰，我们就不必担心法律得不到普遍的服从和贯彻实施，也无须考虑公民的正当权益得不到保障。更无须怀疑任何个人、团体甚或国家政府的违法行为得不到纠正和惩罚。”我们党认识到，法律的严酷与冷峻和外力的强迫、压制与威胁只能使村民产生敬畏感。相反，以民情为基础进行立法，体现农民的情感，维护农民的利益；政府严格依法行政，依法行使职权，防止行政行为的任意性与专断性；确保农村司法机构独立，将法律的公平正义性充分地展现给群众。当农民意识到法治的全民性质以及法律是自己权利的守护神之后，其法治主体意识自然就会提升。通过实际的法律运作使农民真正感受到“还是信仰法律好”，感受到法律值得尊重和崇拜，法律逐渐被信仰，从而为乡村法治建设提供了思想保障。通过政府的力量明确农民在乡村法治化进程中的主体地位，唤起农民的法治参与热情。“法治不仅是国家所关心并努力从事的事情，而且更是社会公众所关心的或者应当关心并努力投入其中的事业。”亿万农民是乡村法治化的真正主体，如果他们不认同已经制定的法律，也不积极参与到法律的遵守与执行中，法治社会的建设仍旧只是一个梦想。这就要求法治必须真正走向乡村，走进农民生活，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与他们的生活方式、生存样式息息相关。
3.公民意识：乡村法治精神养成的文化归属
公民意识可以看做是乡村社会法治精神最终养成的文化归属。作为西方政治法律文化核心的法治精神以及在西方文明发展进程中逐步生成的成熟的公民意识，是西方国家及社会制度得以稳固存在、法治秩序得以顺利运行的社会文化观念基础。公民意识是公民对公民角色及其价值追求的自觉反映，是公民法律意识、民主意识、独立人格和理想批判精神的综合反映，表现为人们对公民作为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等活动主体的一种心理认同。法治精神则是指人们经由法治尊严与权威所自觉产生的法治信仰、法治信念、法治崇尚、法治守望、法治习惯和法治感悟。在本质属性上，法治精神以优良公民意识的养成为其基础，或者说，优良的公民意识是我国法治社会有序发展、文明进步的重要保证。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与该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密切的渊源。法治是人类生活方式的理想追求，法治精神离不开理性自由的主体精神的培育，而这一主体精神恰是公民意识的本质规定性，并通过自由、平等和人权为中心的正义价值关怀表现出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要使“纸上的法律”变成生活中的“活法”，塑造农民的公民品格和意识，把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有效地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选择、伦理信念和行为要求，使其自觉地去遵守法律、维护秩序。
第一，现代法治是基于法律的价值合理性塑造法律规定的权利与义务的权威性，需要公民积极守法精神的支撑。应该说，现代法治体现的是公平正义原则下和谐一致的自由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关系，呈现出一种内在自觉的理性秩序，既摒弃奴性守法观，也排斥极端自由主义。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是社会共同体得以存在和维系、个体获得安全和保障及公民间相互关系良性发展的根本尺度和规则。公民通过认同法律价值将法律规范由外在规则内化为内在价值准则，进而形成尊崇、信赖、依靠、服从法律的积极守法行动。公民守法精神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依法履行义务，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二是依法享有和行使权利。在现代公民意识中，权利和义务是核心，在公民文化中体现和形塑着各式各样的具体法律关系以及社会文化形态。因此，有必要培育农民的守法精神，树立权利义务对等的观念。
第二，公民意识落实到社会行为中，在于公民具备良好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以及积极参与政治过程的能力和热情。“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力。”“民主政体的特征在于：遵循预定程序，服从多数决定，容许少数意见。”现代法治国家要求公民应当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国家政治活动中，并对国家的法律制度、方针政策进行客观评议，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合理化建议，从而充分地体现和保护公民个体的权利和利益。正如罗尔斯说言：“一个公民必须决定哪一种立宪制度是正义的……一个完整的正义观不但能够评价法规和政策，而且也能评价用于选择要被制定为法律的某些政治观的程序。”可以说，在乡村社会民主法治的发展与演进，需要农民积极地参与到政治活动中，不断发展和充实农民的公民意识。
第三，树立公民的独立人格和理性精神。“把人变成公民，是由臣民文化、市民文化走向公民文化伟大进程的必然表现，是市民国家与政治二元化进程中政治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当然结果。因此，作为对公民角色以及价值理想的自觉反映，公民意识在本质上必然呈现出与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体自由追求和理性自律精神。”首先，加强公民意识教育，使农民意识到作为公民的人格尊严和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权利，真正具有自尊、自立、自信的独立人格。其次，培育农民具有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理性的批判精神。理性精神会让农民正确认识到人性的缺点，这样就不会陷入“人治”的泥潭，也会让农民正确认识到法律自身的局限性，不再把法律当做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良方。科学精神会让人走出“无须付出代价”就能够实现法治的浪漫主义幻想，也认识到法律不是简单的专政工具。批判精神让农民能够独立思考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问题，不会盲目趋附于别人的意见，更不会陷入狂热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状态。
三、多元文化互动与乡村文化的个性化发展
当前中国的乡村社会越来越复杂，信息流通也越来越发达，必然需求各种不同的文化服务于社会的发展，并日益加快文化的更新转型，导致新的文化层出不穷。由于现代信息技术以及现代传媒对多元文化的大力传播，乡村文化不再是单一的文化形式，多元文化气息充塞千家万户，从而彻底改变了农耕文明时期的那种闭塞、保守的只局限于内部交流与对话的文化模式。科学、健康的乡村文化是开放的、包容的现代文化，同时也是富有地方特色和个性的地域文化，既能够满足农民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又可以满足各个不同层次的需要，吸引不同的人群。乡村社会中存在着的多元文化互动现象是整个乡村社会和谐发展以及创新乡村文化，进行乡村文化价值重建的重要因子和源泉之一。
（一）文化的异质性带来多元文化的交流对话与冲突对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