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强调的是在时间之流中的中间物，沈从文强调的是隐没了时间中的空间的中间物。“城”成了一个人类发展的困境的象征。生活在其中的人都是“囚徒”，被自然囚禁也被自己的心灵囚禁。沈从文的自我否定体现在他发现在“城”中没有人能真正固守人的一切而不被异化。“城”首先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成果，所以沈从文对之是向往的，这是他离开乡村走向城市的原因。进入之后他才发现自己不可避免的损失。更大的困境还在于人不可能放弃这种围困而作真正的回归。对于乡村的肯定虽然每有牵强，但出于对“冲出重围”的渴望，那是他唯一可以参照的“自然”。如汪晖所指出的，鲁迅有他意识得到的明确的传统和现代。鲁迅用“中间物”界定自我时，“一方面在中西文化冲突过程中获得‘现代的’价值标准，另一方面又处于与这种现代意识相对立的传统文化结构中”，他所谓的中间物是“从传统文化中走出又生存于其中的现代意识的体现者”(汪晖.《反抗绝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83.)。沈从文心中并没有这个分界。他的传统文化不同于鲁迅所意识到的传统，他也没有获得鲁迅所谓的现代意识。这是由他的人生经历决定的。他的复杂性体现在他的传统并不完全等同于其他作家所意识到的传统，而有自己另外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母体——湘西文化。沈从文对西方文明并没有多少认识，不足以构他成他的参照。而“现代文明”在现代中国本身就是畸形的，是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殖民地文化的杂糅。这恰恰就是沈从文见到的所谓“现代”。现存文明的病态使得湘西的古老的文明倒像是更接近真正的现代。性自由和性解放，人性自由和个性解放有一种表面上的契合。湘西文化在中国当时特殊的现代性视野中显得既古老，又年轻。而他很清楚，这两者都不代表理想。他就处在这两种文明的夹缝之中，使二者互现，在对照中寻找某种合理性。沈从文并没有经受鲁迅所深刻体验的“通过现代意识从传统中分离出来”的灵魂分裂的痛苦(汪晖.《反抗绝望》.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184.)。他看到的只是围困，渴望的只是突围。沈从文的作品是对世界本身复杂和混乱的呈现。虽然有自己的尺度，但他更愿意让别人也能“看”到那个世界。
沈从文在自己的文学世界里分界出的城市和乡村两个居所，一个是他的生活场所，一个是他的精神寓所。他在而不属于城市，乡村也永都回不去了。这对沈从文来说，既意味着困境，也意味着超越，优越性。他在而不属于两个世界，这就是他的城市里的“乡下人”的身份和视角，这是他对逃出困境的假设。沈从文对自己这种观念形态和生存状态的中间位置，一直都有比较深刻的体验和认识：“在一种旧的观念下我可断定我是一个坏人，这坏处是在不承认一切富人专有的‘仁义道德’。在新的观念下看我，我也不会是好人，因为我对一切太冷静，不能随到别人发狂。”(《阿丽思中国游记·后序》，《沈从文全集》3卷.2.)这种感觉很快演变成了对自己身份的认证。“我是谁”的思考可以说是伴随了他一生的，并不是在他“疯狂”后才进入他的思想的。他最早给自己的定位是个“流浪者”：“我无家，我是浪人，——我在十三岁以前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过去的六年，我只是这里——那里无目的地流浪。”(《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沈从文全集》11卷.)“无家可归”既是他的现实处境，也是他为自己作出的精神定位。“这种无家可归的惶惑体现的正是现代知识者在中国现实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的感觉，他们疏离了自己的‘故乡’，却又对自身的归宿感到忧虑。他们与乡土中国的关系可归结为‘在’而不‘属于’。”(汪晖《鲁迅小说的精神特征与“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卷）［C］，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415.)这是沈从文与现代作家群体相同的方面。但不同的是，他认为自己有精神的寓所。金介甫认为沈从文和鲁迅：“他们的早年生活，使得他们都没有产生过在文化上失去根基的感觉，在后期作为作家的生涯中，各自施展了以细致描绘古老的风土人情来唤醒中国农村的才能，而且，他们也始终保持着对这个古老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和默契的感情的敏感。”(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M］.虞建华、邵华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2.)他给自己做出了“乡下人”的定位：“我只是一个乡巴老。……思想与行为与衣服，仿佛全都不免与时髦违悖，这缺陷，是虽明白也只有尽其缺陷过去，并不图设法补救，如今且有意来作乡巴老了。”(《阿黑小史·序》.《沈从文全集》7卷.231.)很明显这是一种精神而非现实的定位，这种定位将其思想的特殊性和与现实特别是时代的冲突性明确地提了出来。他进一步对乡下人的内涵和自己的心态作了表述：“我实在是个乡下人，说乡下人我毫无骄傲，也不在自贬，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老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截然不同。”(《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9卷.)还是在强调价值和审美上的特殊性。沈从文终其一生都自称“乡下人”，这一称呼在他那里更多是一种文化而非身份的认证。
沈从文的乡下人情结包含着一种边缘意识。“乡下人是个少数，风雨飘摇，被人误解。一句话，他是进步和消极间的文化姻缘所生下的孤苦伶仃的文明私生子。沈从文的‘乡下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加缪的‘陌生人’的表亲。”(聂华苓《沈从文评传》.邵华强编《沈从文研究资料》.643.)沈从文自己就是离开了他的文化母体——湘西文化，再来充当湘西文化的发现者与继承者的，是离开了土壤的文化传播者。他站在历史的边缘、现实的边缘、都市的边缘看待他眼中的世界。他经历了历史的血腥，因而，在他眼里，生死之界就像是一个年久失修的竹篱笆，轻轻地一撞就裂，只一撞就跨越了生死，谁也拉不住谁，死的阴影笼罩了他的视野。他认为自己必须走出来，拉开距离来看待眼中的那个世界，他只有像读一本书那样来看这现实，才能在心理上接受，他只有站在边缘才有勇气面对中心。虽然作为当时一位重要的主编，主编了那么多重要的副刊，对于时局也都是亲身经历的，在心理上，他还始终是进入不了中心的。就像他一再声称的那样，他只是一个“乡下人”。这种明确而又无奈的边缘意识始终是笼罩在沈从文心中的一片阴影，也是他不断进行创作的一个潜动力。然而，正是这种边缘性的述说，给我们打开了一扇历史的窗户，从他那些貌似田园的乡村风景里，演绎着历史被埋没了的那些永远为正史所抓不到的影像。于是，站在历史边缘的沈从文进入了文学的中心地带。
沈从文的意义建构还在于对新和旧的辨析。他对“旧”中包含的美好的一切都表达了真诚的怀念，但他拒斥人类不思进取的保守性。他对真正新的东西充满了憧憬与渴望，“我想我得进一个学校，去学些我不明白的问题，得向些新地方，去看些听些使我耳目一新的世界。”“多见几个新鲜日头，多过几个新鲜的桥。”(《从文自传》.《沈从文全集》13卷.364.)可见沈从文有追慕新的一切，喜欢变动的生活的一面。但他对以新的名义出现的堕落和暴虐充满了厌恶与潜在的恐惧。他认为“新”经常就像是一位蛮不讲理的暴君，以时代和多数的名义侵害着个人，用商业和政治的途径侵略着文学的领地。在他看来，商业与政治这些新兴的因素给文学带来的伤害远远大于建设。在由沈从文挑起的“京海派之争”中，他的立场是要文学远离商业。随后而来的关于反“差不多”运动的论争，是要文学远离政治。在他眼里，那些俯就商业趣味，逢迎“时代”需要的作家都是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全集》9卷.)，是远离他的理想，也为他所不齿的。
沈从文的概念非但没有确定的内涵，还常代表相反的意蕴。他所进行的是依据现象而生发的形象思维而非严密的逻辑思维，却往往能直戳本质。沈从文的概念使用往往随语境的改变而具有不同的意义，或者相反的意义。在这些看似矛盾的表达里包含着的实际上是一个隐蔽但统一的内核：以仿佛旧的姿态，最终渴望和指向的是一个真正的新世界，是革除了所有的陈腐和愚陋的新。“中国需要进步，倘若进步的理想是：一切腐败不长进观念与行为的扫除刷清，以及求进步时所必需的秩序、组织、技术的重视，最先还应当使多数人明白‘进步之不足惧’。”(《谈进步》.《沈从文全集》16卷.485.)他还主张抓住现在：“放下了过去，一切不足迷恋。肯定着现在，尽叫别人在叫骂揪打中各将盛名完成。希望到未来，历史为我们证明，所谓文学革命运动的意义，是何种方法可以达到。这三件事是我们一群另一目的。”(《人间·卷首语》.《沈从文全集》16卷.415.)他的目的是从旧中寻求希望，执著于现在以希求未来。“从事艺术的人，皆能认识清楚只有善于运用现有各种遗产的艺术家，方能创造一个他自己所在时代高不可攀的新记录。”他回头是为了寻找，并非为把大家引向过去，回头对准的是希望，是未来。而新的创造必须以真正的传统为基础：“大凡一个对中国前途毫不悲观的人，总相信目前国家所遭遇的忧患，还可以依赖现在与将来的一些青年人，各在所努力的事业上把噩梦摆脱。且相信不拘在政治，在艺术，在一切方面，我们还能把历史上积累的民族智慧来运用，走出光辉眩目的新路。……所谓现代艺术家者，对于这个民族在过去一份长长岁月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石头或一堆泥土、铜、与玉，竹木与牙角，很强烈的注入自己生命意识作成的种种艺术品，有多少可以注意处，皆那么缺少注意，不知注意。各自既不能运用人类智慧光辉的遗产，却又只想徒然的在这块地面创造新的历史。”(《〈艺术周刊〉的诞生》.《沈从文全集》16卷.464.)对于“旧”的依恋和珍惜是因为他懂得它们的价值，懂得新的生长必然以这些“旧”为土壤。沈从文根本不是一个封闭而拒绝交流的人，对于外来文化、文学的精华他采取的都是欣赏和吸纳的态度，他的胸襟是广博而开放的。这在他的《印译〈中国小说〉序》中有很充分的体现。沈从文追求和使用着新文学这一工具，并希求着工具的重造，人心的重造，民族的重造，对于新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他所发现的文学世界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学来说也是一个新的世界——对于边缘世界，对于下层人民的深切关注和热爱——是希望用边缘来拯救中心，是“当前”与当前的对话，是期盼真正的新的出现。只是他以非常现实和清醒的眼光发现，“新”并不是理想的同义词，而是泥沙俱下的大河，想要不被冲刷必须抓住点什么。“一切新的总仿佛都‘早已提到’，一切旧的又都可以敷会成新的。”(《谈进步》.《沈从文全集》16卷.484.)在沈从文的眼里新与旧从来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相互包含，相互生成的。他要做的就是发掘旧中的新，抗拒新中的旧。只是在文学的世界里，这种思想融进了太多的情感成分显得有所偏向，难于分辨了。他的价值指向是改造现实，所有的思想都是有很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的，既不是单纯地怀恋过去，更不为指向一个空幻的未来。他本来是厌倦了旧的一切，渴望着新的。但“新”在那个时代，或者说在任何的时代都不一定就是正面的。他转而反观“旧”时，倒发现了些真正的美和善，激起了心灵深处埋藏着的爱。这是深层的情感体验。都市生活的刺激强化了他这种感觉。而所谓的自卑情结不过是个很表面化的诱发点而已。拿它来当一个定量衡量沈从文，太过情绪化了。他只是以此情感契机发现了都市所代表的现代文明丑陋的一面。他用“性爱”这一特殊的试剂测量出的都市文化的“阉寺性”虽然披了文明的外衣，却是再不能陈旧腐烂的东西。所以说，他矛头对准的都市世界是撕掉其所谓新的面纱而揭出其旧的本质来。乡村世界是拂掉其旧的尘埃，发掘其新的希望。而不是像表面看起来的那样，是用一个旧的世界对抗一个新的世界。他设立两个似乎是相互对照的世界，是在寻找文明真正的脉络，叹惋其隐蔽曲折的进程，叹惋居然“新”不如“旧”更贴近人的本真，叹惋新与旧如此亲缘相近。在沈从文心中，真正渴望的是除旧布新，除去没有生命力的一切，创造有生气、人性化、合理化的人生。有生命力的就是新的，并不以时间论定。他的文学世界是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抗。像一把双刃剑，同时砍向陈旧和新生，以美来对抗丑。这种纯文学的态度是文学的生命，也是现实和历史永远的参照。沈从文所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内部生发出来的文明批判与拯救。他所开的药方虽然天真，但也是一剂有益的补药。
三、丧失的寓言
边缘化成了沈从文一生的处境。他的人生因此吃尽了苦头。但是站在边缘的他看到的比一般人要多，要远。他站在边上，看着人类。人像甩掉包袱那样甩掉了很多属于自身的，“人”的本质，像一只贪婪的猴子那样忙碌而一无所获。他在思考人类的精神世界是否也存在“进化”的问题，在他看来像是一个无休止的丧失的过程。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他说造成“你们”不幸的是“现代社会”。站在看客和边缘的位置，沈从文的表述把自己放在了一边，称这些不幸者为“你们”。他认为“变”和“新”的结果是丧失，丧失原有的一切却没有什么新的得到，以都市为代表的人类的发展结果在沈从文的体验就是“堕落”。观念的堕落，“不大追问一件事的是非好坏，‘自己不作算聪明，别人作来却嘲笑’的观念。……这观念反映社会与民族的堕落。”(《八骏图·题记》.《沈从文全集》8卷.195.)他认为现代人失去了固定的价值判断标准。人性的丧失，“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因之丧失净尽。”人性的丧失是因为人类为自己制定的各种观念、名词、名分太多了，反而失去了最本真的内涵。自然的背离，“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总之“这个社会退化的可怕”(《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14,11.)！人们已经无法像古人那样亲近自然和神灵，甚至连这种亲近都无法理解了。更为可怕的是丧失了“自我”。种种的名利和诱惑，让人类作茧自缚，生活在都市霓虹般的虚假的灿烂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