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觉得自己生命中最大的悲剧性就在于与时代永远合不上拍。我们的历史有着非常明确的历史总体性，也就是说，我们已经为我们的历史画出了非常清晰的精神地图，超越这个边界就不能被理解和接受。而沈从文心中的历史始终是感性的，是他个人化的“一切官能的回忆”，对于“真实”的标准在这里整个错位了。沈从文也就与这个时代再一次的错位。在旧时代，他可以以一个“反抗者”的身份存在，在新社会他却总是“进退失据”，就像他在咸宁的遭遇。他爱这个国家，他爱人民，可他和什么都合不上拍子。他从来也抓不住历史的宏大主题，甚至摸不到被规定了的历史的脉搏。他一直就身处尴尬，作为一个生活在都市的“乡下人”(“勉强像半个知识分子，一切还充分保留家乡中山民旧意识，生活习惯也不大像个城市里人。”（25卷112页）“我却始终是个‘乡下佬’，由个小乡城来到百万人大都市，虽已过半世纪，混到高知队伍中也有了半世纪，本质上可还是个不折不扣的‘乡下佬’。工作中失败，生活中挫折，无不和乡下佬性格相关。所以说，充满悲剧性，像是夙命的，也差不离！”（25卷189－190页）“在大都市，我始终不像个知识分子，到乡下，也不像个乡下人。”（26卷421页）)，作为一个被左右两派夹击的“自由人”，作为前进着的时代的“落伍者”，作为不能拿笔的作家，作为被遗忘和被火热地发现的作家，沈从文的尴尬里难道没有中国历史和文化本身的尴尬吗？在新时代，他觉得与时代的隔膜越来越大了，现代的一切，“好像隔我有好远！千里万里远。即或是熟人，因此一来我也似乎发现从生活方式上，我们距离真是相当远，用时间计，大致总得个廿年卅年，我落后卅年！也只有在这些时节，更容易明白我是活到一种比较旧式习惯方式中使用生命的”(《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1卷.151.)。这种远离实际上源自他的选择。不管在什么潮流中，他都要保持自我，“我想还是在他们中挤来挤去好一些，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如到人都知道我，我大致就快到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干什么的了。”(《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0卷.19.)他无法融入任何的群体。不管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要“维持得住个人独立思考习惯”(《致程应镠、李宗蕖等》.《沈从文全集》24卷.512.)，这本身就是一种双向的拒绝。他拒绝了时代的节拍，也就为时代所遗弃。所以他觉得自己“在任何环境中都不免有孤独感”(《自剖提纲》.《沈从文全集》27卷.384.)，永远是个不合群，不合流俗的“乡下人”。他一生都在这种拒绝与被拒绝的处境中。在步入新中国的三十年中，他虽然也一直与时代合不上拍，他还一直在做着努力，希望实现某种调和，让自己可以争到一个可以贡献力量的位置。在晚年，这种拒绝就变得分外强烈。他感觉自己与这更加“新”的一切，更加难以融合。“像我们一代，不仅难再冒充‘空头作家’，即‘读者’资格，也大有问题了。因为社会变了。不过许多事从我们看来，变得多是一种表面时髦，反映的不是什么生命充实，只是生命空虚。”(《复古华》.《沈从文全集》26卷.295.)这明显是对时代的批判，他拒绝的是整个时代。“事实上我只希望任何新出传记、选本或文学辞典，或什么文学史，都将我姓名删除，和近三十年情形一样，人虽存在等于不存在，我倒反而觉得心安理得，十分合理。”(《复戴波》.《沈从文全集》26卷.494.)时代拒绝了他，他也同样拒绝了时代。他是以否定自己来否定这个时代。
沈从文的精神世界里统一了两种精神，即吉诃德精神与道家思想这两种完全相悖反的思想资源。其实质是他对事业和理想的执着，与对个人名利的淡泊。他在工作上是“吉诃德”，“我这半世纪的工作，总不外如同吉诃德刺风车，总是奋不顾身的作去，却永远落空。”(《致程应镠、李宗蕖等》.《沈从文全集》25卷.60.)他说自己是“最后吉诃德”，无比执着，无比坚强，“整个生命，都永远在近于一种逆境中挣扎、探讨、寻觅，居然还支持了七十五六年，工作且总是由无到有，从失败中讨经验，在试探中取得进展。似乎永远在倒下时却隐约可听到一种前进的号角声，给我以催促、鼓励，因之又重复爬起，向前走去。”(《致张香还》.《沈从文全集》25卷.71,68.)失败与成功在他身上都是以相悖的状态存在着。沈从文始终处在被拒绝客观上又无法拒绝的境地。这也许是他越来越希望借助道家思想安慰自己的原因。“司马长风和夏志清先生评判中，都提到我作品中有点‘道家’影响。事实上在生活中反映‘与人无争’、‘为而不有’态度即更明显。”(《复王毅汉暨致香港<大拇指>编辑部》.《沈从文全集》26卷.93.)沈从文早年把道家的思想当作自己“看”世界的一种坐标，他所谓的城里人与乡下人的分野，类似于庄子的“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庄子·齐物论》）。晚年，他极力想借助庄子的思想来安抚自己的伤痛。“吾丧我”（《庄子·齐物论》），“忘我”（《庄子·齐物论》），“夫大块以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庄子·大宗师》）是他晚年最喜欢说的话。但他的悲悯、离奇、孤独的感觉让他始终是一个化内之人，一个“游方之內者也”（《庄子·大宗师》），充分地品尝和承担着人世间的苦难。这种区别就像他所谓的“吾丧我”与庄子所谓的“吾丧我”的区别。“吾丧我”在庄子是庄周化蝶似的“忘我”的圣境，是神与物游的愉悦。在沈从文则是无法确认自身的迷惘，是价值失落的悲哀。作为一个每一个感官都非常灵敏的作家，世界的鲜活对他来说是永恒的诱惑，他是什么都难以“忘”掉的。正是他生命中难以忘记的一切成了作品。所以说，老庄思想在沈从文实际上只是一种牵强的安慰，他曾努力去接近，但他始终不为之化，因此我们才拥有了作家的沈从文。一句“此身虽在堪惊”已经道尽了他的心声，他无法忘世，也无法忘我。“事实上我并不厌世。人生实在是一本大书，内容复杂，分量沉重，值得翻到个人所能翻看到的最后一页，而且必须慢慢得翻。”(《烛虚》.《沈从文全集》12卷.23.)道家思想是沈从文非常表层的东西，他始终是一个积极入世者，他一定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他要为人民服务。即使在革命大学学习的时候，他也不愿意用空谈来改造思想，而是用打扫厕所来证实自己的价值。他丰厚的劳动成果就是他远离道家思想的最好的见证。他之与道家思想就像阮籍和嵇康一样，拼命地接近是因为他们与之本身是遥远地背离。他最核心的思想倒是真理在人民手中，在实践中的观念。否则我们将无法统一那个充分肯定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沈从文与这个极力要“忘”掉什么的沈从文。他相信自然是一切的主宰，自然在他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但他心中的自然和老子所谓抽象的自然是不同的，而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存在，那些声音，那些形象，那些感觉，鲜活得各自有各自的生命和价值。自然不是一个浑成的整体，而是鲜活的个体的集合。他从来也不想为了整体而忽视个体，相反，他把个体的生命看得更加重要。他所发现和表现的正是那些被忽略的生命，在那个被人遗忘的地方怎么样非常生动地活着。
人生竟然有那么多难以“拒绝”的恩怨。在沈从文的晚年，最出乎他意料的就是来自老友丁玲的辱骂了。出言之重连丁玲自己都说：“我的文章发表对他是一个打击，或许有点不人道。”(《丁玲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68.)沈从文觉得丁玲太狠了，“真像过去鲁迅所说：‘冷不防从背后杀来一刀’，狠得可怕”(《复徐迟》.《沈从文全集》26卷.114.)。但他也觉得从丁玲的个性和遭遇来说是自然的事情，把这当成了足以汇成河流的对他的骂的浪潮中的一滴，虽然非常愤怒，但不足以对他构成伤害了，“我是永远不会和她争辩是非的”(《致徐盈》.《沈从文全集》26卷.79.)。沈从文虽然在对很多亲人和朋友的信中表示了他的愤怒，但他确实没有为此事作过公开的申辩。他受到的攻击已经太多了。“十分庸俗平凡，甚至于懦弱不抵用的小人物，什么胯下之辱都无所谓，任何困难挫折，都激发不起我的不平感，任何自以为有权居势的人，都可以把我踹在脚下，来一个永世不翻身的咒骂，我总用沉默接受这种现实。”(《喜闻新印<徐志摩全集>》.《沈从文全集》27卷.397.)这种“背后一刀”受伤害的应该是伤人的人吧！重要的不是是非，而是态度，许多许多珍惜都来不及了，珍惜友情，珍惜自己的灵魂，更何况他们到了更加应当珍惜的年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