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氏此说，诚有一定道理，比如他认为前十五篇“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于其间也”，就比较中肯。其次，他发现后五篇与前文体不一，而认为是后人所续入，也基本上符合实际。因为如前所考，后五篇除第十七篇外，确当为二次所增。既是二次所增，文风文体就不可能与初辑本完全一致。至于具体如所谓《季氏》篇“颛臾”章与经传相抵牾，并无依据；所谓《微子》篇所记与圣门无涉之古今轶事，最多只能有“太师挚适齐”与“周有八士”两章，而此两章所言，也不能说与儒家绝无关系。所谓“楚狂”三章语意类庄周，则不确切，当出误解。比如“长沮桀溺”章桀溺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子路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句看似是赞同桀溺，而“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句，则正体现了孔子欲“易”天下“悠悠者”之执著。所谓《尧曰》篇或一章，或二章，实际皆是分章之误。其文固少，但并不能说明时代就晚。所谓其尤不类，也是未解文义。《尧曰》篇前数章，最初当是弟子所录孔子讲《书》及论武王之语。辗转传闻，存其片断而已。可见也是误解。至于“孔子”之称，今归诸曾子弟子增订之笔或流传误增，已无疑问；而“夫子”之称，自是对老年孔子之敬称，而非战国始有之语言。可见所举并不能证明《论语》后五篇之伪，而只能证明其确有二次增订。而事实上，第十七篇《阳货》中的“子曰”各章，亦当是初辑原有。
所谓《雍也》篇之“南子”章事理可疑，实无道理。本事即然，为何疑之？难道不是主观之见？《先进》篇“侍坐”章记事不同，文体自当有异。所谓其语义亦类庄周，则又未必。《乡党》篇之“色举”章，实因流传而文字残脱错乱所致。即使残缺无首尾语义不伦，亦不能归诸晚。再说，前十五章中杂有后之增附，亦不足怪。因为增订者对全书都进行了改编。《学而》第一，即半为增附之笔，而崔氏却不之见。
综上所言，我们实不能找出一条可证其伪的材料。而事实上，“论语”名义已告诉我们，其书所记孔子之言行，是确凿可信、真实无误的。后之增订者，亦必秉承先辈“论”的传统，不可能无中生有，随意发挥。《尧曰》篇记残言断语，就是明证。所以，《论语》的材料，我们完全没有怀疑的必要，有可疑者，应从校勘训诂方面去寻求解决，而不应无端地疑伪。而事实上，前人疑《论语》晚出，或疑书中之语非当时所记，多是因为没有真正理解原文所致。例如或读《子罕》篇“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为“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而认为该语是后起之儒家崇礼学派为反对先前之讲仁孔学而撰，不知该语之本义为孔子很少谈自己的利益、命运和仁德，这不是完全可以从《论语》一书得到验证的吗？所以，对前人的怀疑，应当重新进行审视。
（七）《论语》的版本及校勘
《论语》现存最早的完整传本，是唐开成石经本，因为它迄今是唐人原本。皇侃《论语义疏》本虽自梁代出现，但毕竟已经过无数次传抄与翻刻，不能确保其为原始面貌。北宋人邢昺所作《论语注疏》本被收在《十三经注疏》之中，流传最广。南宋朱熹《论语集注》本，因科举时代倍受尊崇，所以流传亦广。另有日本南朝后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相当于元至正二十四年）所刻的所谓正平本《论语集解》，也是重要的版本。今对校这些传世主要版本，可以发现其文字各有异同，互不一致。尽管其中正平本与皇侃本比较接近，但也多有异文；邢昺本与唐石经本比较相似，也有异文。而所有这些版本，却都出自何晏《集解》本，为同一祖本。这就说明，各本在刊刻之时都有校勘。事实上，古书版本皆然。可见古人传书，并不死守一本。这与今人讲究底本，明知其误而不愿改字的所谓“规范”，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古人校改古书，确有改错的地方，但毕竟还是有改对的。改错的容易被人发现而纠正，改对的则堪以功绩论，因为这不是人人可以做到的。而大量事实证明，真正的古籍善本往往是校勘本，而不是覆刻、翻刻本。这就足以说明，改，胜于不改。因为可以设想，如果古人刻书都原封翻刻，古书就只能有一种版本。那么最早的祖本如果有误，岂不永远地以讹传讹，沿误下去？而事实上，哪怕是最早的古书传本，文字也不能没有讹误。所以，古书必须进行校勘，《论语》必须进行校勘。
前人校勘《论语》的成果不少，但均未写成定本，所以其成果多未被人接受，或未为人所知，或未受到重视。因此，我们必须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校勘，写出一个新的定本。否则，就只能永远地原地踏步，或者永远地循环重复劳动，这显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事实上，今天我们重新校勘《论语》，比前人有更好的条件，因为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材料，比前人要多得多。比如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汉代竹简本、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人卜天寿抄写的郑玄《论语注》残本，及为数众多的敦煌唐写本《论语集解》残卷，都是前人所未见。再就是为数众多的前人校勘成果。而传世版本，一般也比前人更容易得到。那么再加上陆德明《经典释文》所列的诸本异文、汉石经残段，以及各家注释本中所作的校勘等材料，我们完全可以校出一部超越前人的、更加接近原本的《论语》定本。
特别需要指出，只有异文对校，并不能确保校出好的本子，因为异文需要裁断，而裁断异文，必须结合训诂。只有在合理贯通、正确训解的前提下，才能对异文做出合理的裁断。而合理裁断异文，实际上又只是校勘工作的一部分，也是较为简单的一部分。更为艰难的工作，是对没有版本依据，而又确实有误的文字做出科学合理的校订。因为如前所说，即使是最早的传本，文字也不能没有讹误。如果是祖本讹误或脱衍，自然不会有版本依据。而对于这种讹误与脱衍，我们也必须尽可能地加以校订。而事实上，《论语》中大量前人训解有争议而迄今未有合理解释的地方，正是由于祖本讹误脱衍所致。比如《学而》篇“君子不威则不重，学则不固”，“固”字固然已有多种解释，但终与上句不谐；“贤贤易色”虽有多说，但无一能够服人。如此之类，皆是古今聚讼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显然，这也是我们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本编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有交代。比如我们提出，“学则不固”上脱“不”字，“贤贤”当作“见贤”。此类校勘不一定一时皆被众人所接受，但无疑是新的见解；或许也会被视为不规范，但无疑应胜于不校。何况前人早有“理校”之说，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迂腐到不肯改一字才叫“规范”呢？本编校出旧本各类误字，计在300字处以上，有改有不改者，相信只要不怀偏见成见，其中的绝大多数将会逐渐得到认同。那么，我们的《论语》研究，就一定会迈上新的台阶。
（八）《论语》的注释
历史上研治《论语》的专书，据闻不下三千余种。其中最为有名的旧注，计有曹魏时何晏、郑冲等人所共撰的《论语集解》、梁代皇侃所撰的《论语义疏》、北宋邢昺所撰的《论语注疏》、南宋朱熹所撰的《论语集注》、清代刘宝楠所撰的《论语正义》等多种。今人的译注，无虑亦有数十百家。应该说，如此多的注家，一部不足二万字的古书，早应是发明殆尽，无所遗逸了。然而，事实远非如此。以在前人旧注基础上作成的今人译注言，因文字讹误造成的误解姑且不计，单是训诂本身的误解曲解，也很惊人。例如《为政》篇“为政以德”，“德”字迄今皆以道德解，而不知本谓恩德；《八佾》篇“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一般皆释为射箭不一定射穿靶子，因为各人力量不同，是古代的规矩；而不知“射”前脱“礼”字，而“为力”乃出力、劳动之义，全章是讲自古社会有分工的道理。《雍也》篇“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畔”字迄今皆以为“叛”字之借，而不知为“畔换”（跋扈）之省；同篇“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一般理解为做君子式的儒者不做小人式的儒者，而不知本谓给君子（贵族）做师儒，不要给小人（平民）做师儒。《宪问》篇“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迄今皆释“一正”，而不知“一”谓整个、“匡”训挽救；《卫灵公》篇“君子义以为质”，“质”字或释“原则”，或释“本质”、或释“实质”，而不知实为“贽”字之借；《卫灵公》篇子曰“当仁，不让于师”，一般释为“面对仁德，就是老师也不同他谦让”，而不知本义为“应该行仁，学生不让老师”；《卫灵公》篇“躬自厚薄责于人”，一般理解为多责备自己少责备别人，而不知“厚”谓丰厚、“责”谓责求；《微子》篇“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之“接舆”，一般以为之楚狂之名，而不知“接”乃接触、触摸之义，等等等等。标点断句方面，旧注也多未善之处。如“必也某乎”之句，旧皆连读，不知“必也”皆当读断，是“如果一定”之义。可见许多问题一直就没有解决。相反，许多本无问题的地方，却时见讨论，如“宰予昼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类。总之，本编对《论语》原文的最终理解，与前人各家不同者在什六七以上。对文字训解不同，文字所反映的思想也就必然不能一致。所以我们认为，孔子们的许多优秀思想，以前皆被误解；还有许多，迄今并未发现。相信阅读本编的朋友，会有同感。那么，我们就必须通过对《论语》的重新解读来重新认识它，进一步发掘它。这样，我们对孔子及早期儒家思想的研究，就必然会变得更加健康而科学；孔子思想，也就必然会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然，数千年无数人未能解决的疑案，不可能凭一人之力在短时间内悉数解决。所以，本编所提出的种种新说，未必一一皆是，希望读者朋友予以指正。
黄怀信
2006年5月
于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