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宋为界，文化又是一个分界点，引发分界点由一场事关汉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引起。在这一时期，岳飞处于风口浪尖的地位，其重要性，无论地位或者作用，比魏延有过之而无不及。以他为首的主战派后来被镇压，这场风声导致的文化倒退，使千年以后的华夏民族无法翻身。汉人的压抑实际上已经被逼到一个无处可退地步，与此同时，以朱程为代表的理学兴起，迎合了在民族处于颓势中占统治地位南宋高层的需要，而且国家机器通过政治暴力使这种阳萎趋势一直固定延续到今。汉人军事上的阳萎，延伸到政治、道德各层面，乃至文化上的衰败。中华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的文化内核，包括释与道两家，已经被朱程肢解、偷梁换柱，分崩离析。与宋以前的华夏文化形态不可同日而语。导致需要借助一场场不断紧逼的外来文明来刺激精神空间的勃起。
这两场时隔九百年的风声，融合了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层面，从初盟、勃发、巅峰短暂的刺激存在，而后急剧退到底谷。并且后者的衰败远比前者猛烈、直接，勉力维持的平衡点被打破，阴长阳消。
这之间，我所要提到的岳飞与魏延，在两场风声之中，他们的作用与地位具有某些相似之处。在整个国家急剧后退的途径中，他们逆境中的强行发力，在历史上留下了多么壮丽的一幕。那些回旋的空间，包容着民族最本质的宁死不屈的昂扬。
风声
如果把秦汉到三国魏晋南北朝理解为整个民族，或者整个封建社会时期大文化循环中的一个小循环，那么在这个封建社会的上升期形成的文化循环，以及由此波及的社会各种形态，它是呈现出一个下落式的循环模式，之后下坠到一个还未到底的空间。其间色彩斑斓，包含了一个事物发展的各个阶段。触底的空间，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的重新反弹。
这个循环中，诸葛在位的蜀汉恰似这个逐渐走向暗淡循环时期的最后一抹血色，在整个下滑的大背景下，它以鲜明的血性，高举北伐的旗帜，把先秦以来的男人本色凝聚成拳，作最后一击，直到这杆旗帜在秋风中的五丈原缓慢落下。而我之所以选择魏延作为代表，是因为他性格中彪悍和不受约束正是这场诸葛倡导的北伐战争中最坚定的执行者。他的奇谋、独当一面与武将的血性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诸葛所欠缺的某些阳性色彩，他是这场风声的启动因子，是以后一系列连锁反应的最初一个运动。虽然最终，随着他沿子午谷奇袭计划的破产，或者也因此，丧失了最后一个可能的机会，蜀汉北伐终告结束。而魏延作为武将，拼杀沙场，这与之后作为一方面军统帅的岳飞，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对比更能呈现亮丽的色彩。
这个时期，诸葛完全走的是儒家依草附木式的臣道路线，尽管他私心是想以道家的功遂、身退、天之道作为结局，但历史不给他这个机会。他的病逝与后来波及到的魏延之死，形成强烈的反差，甚至影响到蜀汉后的历史。两人不同的死亡过程，这能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内核在撞击发展过程中发生的裂变。但有一点是一定的，都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的牺牲。
隋唐以来，据《新唐书》《太宗本纪》云：太宗以征伐得天下。贞观三年，李靖俘虏突厥颉利可汗，西北君长请上号为“天可汗”。把魏晋南北朝以来，文化与政治、道德等的颓势，通过太宗朝“贞观之治”、武则天时期、玄宗朝“开元盛世”等大力图治，开创光辉灿烂的大唐盛世。这个中华盛世最高起点，一直延续到两宋，呈一路下滑趋势。在这个封建社会繁荣时期形成的小循环，到南宋，随着金人的入侵，终跌至最低点。从宋以后的历史来看，中华文明靠自身力量无法正常勃起，元明清三朝，蒙人横扫中原，清人入关，中华文明到此已彻底失去了鲜明的汉民族色彩，在外力的逼迫下，痛苦完成自身的阉割，以适应整个国家、民族大局势的需要。这时期的文化，仅有的目的就是苟延残喘的生存。
而在这一时期，南宋朝以岳飞实际为首的抵御外敌入侵的主战派，于逆境中强行发力。“还我河山”的呼声，传遍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征程。这个过程很短暂，回光返照似的刹那照耀华夏大地。
有时候我想，这场战争如果能够按照岳飞的预想进行下去，如果赵家官人能坚定支持，那么整个中华民族在军事上取得的完全胜利，从而在政治、道德上等相呼应，中华传统文化的特征将以完全不同的阳刚强健状态出现。那么后来的“理学”它又会以怎样的特性出现，中华民族的走向又会怎样？然而历史不存在假设。
上个世纪40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在《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正〉序》中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之演进，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严复先生也说：“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之八九，可断言也。”（严复《致熊纯如，刊〈学衡杂志〉第十三期》。姑且不论两位大师写这些话的出发点与目的，但他们是看出赵宋时期文化地位在中华民族文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而我却固执地认为，这一时期登峰造极的文化，却是中华传统文化走向深渊的彻底转折点。
而力图在这转折点的摇摆中，确立刚健特性文化的图腾，却是在宋金生死攸关的战争中首先发动，军事成为最直接的原因。岳武穆在这当中“还我河山”振聋发聩的呼喊是滚滚潮流中最后的努力。然而他最终是失败了。
他的“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惜命”是至今还闪烁着的最干净的民族语言．《鄂年行实编年》卷七：［绍兴七年］春正月，入见，上从容与谈用兵之要，因问先臣曰：“卿在军中，有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踊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为马，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上称善久之，曰：“卿今议论极进。”此番良马对，含沙射影，影射岳飞当时踌躇满志，对整个北伐的前景看法。不知历史当时是怎样记录高宗当时的看法？
战争时期，统治需要人才，但战局缓和时，奴才的重要性就显现出来了。这番话既反映出岳飞凌云志，不甘受缚于人的性格特征及桀骜不驯的一面，为完成目的全力以赴。但对于高宗而言，他心里是不舒服的，只是用人之际隐而不发而已。对岳飞的警惕也就深了几分。
南宋朝与金人的这场民族战争以宋的屈辱求和而告终，宋高宗是很明智的，他知道自己控制不住岳飞以及节节胜利抗金战争后来导向的形势，他的策略是以杀止战，保住半壁江山。而岳飞与九百年前的魏文长在国家形势剧变之前的赴死，因此我认为蒙上一层诡异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而由他们之死，间接、直接引发的民族倒退，以及在两场风声中力挽狂澜作用，使千载之下，阅史的我们，泪流满襟。
纵观文长一生，其作用在先主时期彰显得尤为显著。究其原因是当时蜀汉初兴，国家器宇匡廓，且先主极具用人之识、胆与量，这一点从先主以织履小儿，拉关、张“桃园结义”、招子龙，三顾茅庐请诸葛出山，纳庞统、马超、文长、汉升等，遂成三分天下可以看出，史已有明载。在用人的方式下，诸葛确有不如，当然这可能跟蜀汉最初的格局与气象有关。文长一生最强劲的一笔是在汉中太守职位的任命上。先主识人的明智在此充分体现，他启用魏延而舍弃张飞，任命为汉中太守。这固然跟本文前面引用魏延“拒之、吞之”这一番话有关，毋宁说先主是明了和认可魏延的军事才能。或者说魏延在蜀汉政权中唯一认可的老板是刘玄德。对刘备，他是服气的。三国时期，汉中的地位非常重要，谚云：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粟，左通荆襄之财，右出秦陇之马。《三国志·蜀书》卷十一列传中的杨洪传云：“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所以先主用文长是用其胆与独当一面的军事才华。而据《三国志》云：“五年，诸葛亮驻汉中，更以延为督前部，领丞相司马、凉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后将军费瑶、雍州刺史郭淮与延战于阳溪，延大破淮等。”可见，即使在蜀汉后期诸葛首先用的也是魏延独当一面的军事之才。他确实不负所望，顺利完成决策层的战略部署目标。这些都为之后，诸葛七出祁山，延子午谋略的提出设下伏笔，可见这一奇谋的提出是他深思熟虑，经过多次分析判断，结合当时蜀魏战争情形提出的大胆之策。诸葛前六出祁山已无功，何不佐于奇谋，行大胆精微一战？
岳武穆之从军事迹，史料纷呈。且不论早期其与岳家军平定军贼、游寇；镇压农民起义军中的是非功过，但其军事才华已无人能置疑。当时“人言岳承宣（按：岳飞曾官承宣使）智勇为天下第一。”宋高宗也承认：“卿为一时智谋之将，非他人比。”宰相张浚对岳飞善以谋略取胜曾叹为观止：“岳侯殆神算也！”又若《开封仪同三司加食邑制》称：“（岳飞）临敌而意气自若，决策而机智若神。”《除清远军节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制》云：“岳飞策虑靖深，器资沉毅，有冠三军之勇，而计然后战。”《枢密副使加食邑制》更有云：“岳飞果毅而明，深沉以武。奇谋诡计，早推韬略之高。”冠绝一时赞誉之词，不胜枚举，武穆也当之无愧。
岳飞以智取胜，在南宋诸大将中，“非他人比”，有例云，宋名将张所曾问之：“汝能敌几何？”飞口曰：“勇不足恃，用兵在先定谋，栾枝曳叶以败荆，莫敖采樵以致绞，皆谋定也。”从其可见一斑。武穆一生主要功绩在于对金的民族之战，他灿烂夺目的军事才华在这场战争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收复建康是他系统北伐战略的最初一环，乃至一路征战，直到取得南宋对金五大战役中的两个：郾城、颖昌之战的全胜，以累卵之势进逼金人。郾城战役更被时人誉为“宋金在平原上大规模骑兵对骑兵作战的第一次”，并以宋胜而告终。正当时，他正欲挥师北进，“直捣（金人之老巢）黄龙府”时，宋高宗十二道金牌令将其召回。大好局势、十年经营毁之一旦。乃至后来的“风波亭”之祸，“天日昭昭”成为他一生中最悲壮的绝唱。南宋朝以来好不容易被带动的，刚健强劲的阳刚之气被彻底抑制。随之而来的民族上的，文化上的，政治上的万马齐唁局面，被以高宗、秦桧为首的民族败类统治阶层控制，绍兴十一年，巷道其民不敢过问岳将军事，历史被疯狂的篡改。与此同时，朱程“丧天理，灭人欲”理学兴起，迎合了当时社会形势的需要，平时坐而论道，国难时一死报君王，不求作为的文化氛围笼罩民族上空。
岳飞之死，对汉民族的打击是巨大的，其影响至南宋其后的历史。虽孝宗一朝大力图强，启用抗金老相张浚，动用十三万兵马北伐，终因人心思退，民运不举，宣告失败。汉民族由军事上疲软，延伸至政治、道德、文化各层面的颓势，便一直继续消退下去，苟延残喘地维持着偏安的局面，最后受强劲的北方游牧文明刺激，被蒙元所灭。
我并不认为宋高宗是昏庸之主，相反从以他构建的狭隘的民族观来看，他是无比精明的。他杀岳飞是在抗金形势大好，皇权巩固时动手的，他很清楚在那种形势下杀了岳飞，对以保住宋廷半壁江山为目的的抗金战略是无损的；而如果不杀岳飞，岳那种咄咄逼人的势头，即使灭了金国，难保不会出现他老祖宗赵匡胤“黄袍加身”这种局面。在两种局面下，选择后者无疑是保险的，可以看得见的。岳飞是忠诚的，可是我们相信在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前，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化，而不为人所控制。一阴一阳，款款成道。只是我们的民族，从那以后，失去了一次最后的强劲勃起机会，这对于整个华夏文明阳刚之气的发展，无疑将是致命的。
而相对于魏文长之死，诸葛武侯对其身后局势的判断，以及对魏延的取舍，在保持蜀汉命脉延续偏安局面上面临的选择，跟九百年后的南宋局面又何尝不相似啊！只是魏延的破坏面会更大些而已。诸葛武侯与宋高宗，一个被视为民族的象征，一个被视为民族的耻辱，关键在于当时对民族潮流判断的正确与否，如果迎合了民族的需要，他就将被视为民族的英雄。而纯粹从政治利益关系来判断，你能否说武侯与高宗之间有本质的区别吗？
这两场风声，在对比中渐渐靠拢，问题的症结，慢慢归结到根本问题上，也就是这根本上的要点，促使我写下岳武穆与魏文长之间的对比，他们性格中桀骜不驯的一面，以及作为军人的悲哀。这根本问题是他们一生中最高潮也是最灿烂的绝唱。那就是魏文长随武猴七出祁山的子午谷奇谋，及岳武穆集十年之力的北伐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