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友谊都日渐影响了全家大小。马克思的女儿也就成了恩格斯的孩子了，燕妮三姐妹都把“将军”当作了第二父亲。连琳蘅这位马克思的朋友和管家在马克思逝世后也把对马克思一家的友爱转移到了恩格斯家。
1894年，恩格斯将自己的遗产的遗嘱告诉劳拉和杜西，他把自己的遗产分为三份，劳拉和杜西各得一份，第三份留给已不在世的小燕妮的孩子们——“……你们可以按照你们对孩子的道义感和爱去安排使用。”
连日来，马克思心里非常高兴。恩格斯搬来伦敦前不久，马克思起草的国际工人协会总委会关于普法战争第二篇宣言于9月9日正式通过发表。
宣言揭穿了普鲁士政府的侵略意图，揭露它为吞并别国领土辩护的虚伪借口；明确地规定了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任务：反对政府吞并法国领土的企图，争取同法国光荣和约，承认法兰西共和国；指出法国工人阶级当前的斗争任务，不是马上推翻临时政府，而是以积极的态度执行自己的公民职责，保卫共和国；法国工人阶级要吸取法国大革命以来人民受资产阶级欺骗的历史教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关系，“不是应该重复过去，而是应该建设将来”。
1870年10月31月和1871年1月22日，巴黎工人两次举行起义。
1871年3月18日清晨，巴黎终于被“公社万岁”的雷鸣般的口号惊醒了。
巴黎城到处敲打警钟，武装的和非武装的工人向政府推进，政府军队逮捕了他们的将军，并且与工人们联合起来。
政府大厦被占领了，红旗——自由的旗帜——立即在市政厅的上空飘扬。无产阶级第一次夺取了政权！
消息传到伦敦，群情振奋，国际总委会的委员人人都十分高兴，举杯相庆。
马克思焦急地注视着巴黎城内的事件。
但是公社领导得意忘形，最终没有认真考虑马克思的忠告。他们只局限在巴黎，没有向凡尔赛进军，未能在反革命利用时间积聚反革命力量之前消灭反革命势力。
由于普鲁士——德意志占领军的阻挡使巴黎同外省隔绝，革命军处于梯也尔军队严实的包围之中。俾斯麦释放了10万名战俘，以增长梯也尔军队的力量去打击公社。
在拉雪兹公墓的最后保卫战中，公社战士们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在枪林弹雨中一个个倒下……
胜利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行残酷的报复。刽子手加利菲枪杀了2万名手无寸铁的男人、妇女和儿童。
巴黎公社社员英勇战斗了72天，人类第一个年轻的无产阶级人民政权被残杀在血泊中。
反动派胜利了。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的镜厅举行德皇加冕典礼，通过掠夺战争而成长起来的普鲁士军国主义国家把它的影响扩大到了全德意志境内。德国被“普鲁士”化了，并且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兵营。
的确，新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对于以前不统一的德意志联邦来说是前进了一步，现在为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开辟了自由的道路，德国工人在资本主义竞争、兼并的大工业企业中从此也强大起来。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在欧洲革命斗争最前线的德国工人中广泛传播。
面对巴黎公社的胜利和失败，面对德国的新的希望，马克思深信公社原则是永存的，是永远消灭不了的。
1871年5月下旬，正当巴黎人民抗击凡尔赛政府军队的进攻进入高潮的时候，马克思就已经预感到公社将要失败。他在5月23日总委会上的发言就担心了这个结局的到来。但他却不为失败而沮丧，而是为无产阶级完全有能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伟大成功的尝试而欣慰。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起义刚过10天，总委会同意由马克思起草一个面向全世界关于斗争总趋向的宣言。
马克思用一个半月时间赶写出初稿、二稿和最后定稿。
《法兰西内战》用大量事实揭露法国反动政府卖国投降和挑起内战的经过和实质。揭露资产阶级反动政府主要成员的丑恶面貌和肮脏历史，使人们认识到资产阶级反动政府采取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决不是偶然的。
马克思详细叙述了巴黎人民起义的经过和起义失败的主要经验教训。他指出，起义胜利后，巴黎人本应乘胜追击，扩大战果，不使敌人有喘息之机，但是领导这次起义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却没有这样做，终于结下了恶果，使敌人东山再起，卷土重来。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首先分析了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演变发展的历史，说明资产阶级国家实质上是少数剥削者压迫多数劳动者的工具。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权形式可以变来变去，多种多样，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过是统治权从一个集团手里转到另一个集团手里。而在这个过程中，倒霉的是劳动人民，国家机器的每一次变动，结果只能是对人民的更加凶恶的奴役。因此，对于无产阶级和整个劳动人民来说，不能把奴役他们的国家机器当成解放他们的工具来使用。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而必须摧毁它，打碎它。
马克思在1871年5月30日，即巴黎公社最后一个街垒被梯也尔军队攻占后的第三天，在总委会上宣读了这份气势磅礴的宣言，声讨了梯也尔政府勾结俾斯麦残酷镇压巴黎公社的罪行，热情地颂扬了巴黎劳动人民在强敌面前视死如归、英勇不屈和自我牺牲精神，并且深刻阐明了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宣言》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和批准，并立即在伦敦用英文印成小册子发表。宣言发表后不到2年时间，它被全文或部分译成德文、丹麦文、法文、佛兰芒文、荷兰文、意大利文、波兰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和西班牙文，发表在欧美许多国家的报刊杂志上，或以单行本形式出版。宣言成为了马克思所有著作中在短时间内流传最广出版数量最多的一部著作。
国际总委会发表《法兰西内战》是公社失败后采取的第一个重大行动。正当各国资产阶级、反动报刊和欧洲各国政府利用公社的失败，对国际工人协会和公社参加者大肆进行诬蔑诽谤的时候，总委会在这样的时刻公布宣言，宣布自己的严正立场，拥护公社的一切活动，伸张了正义，提高了国际威望，促进了公社参加者内部各派以及各国工人和公社参加者之间的革命团结。
公社失败后，梯也尔政府对公社参加者和巴黎的无辜平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镇压，数以万计的人在白色恐怖下不得不暂时远离祖国，流亡他乡。
6月6日，梯也尔政府把公社运动彻底镇压后，又趾高气扬地向欧洲各国发出通告，说国际工人协会是公社的策划者和后台，要求各国政府协同一致地同国际工人协会作斗争，直至把国际完全消灭。
这样，马克思和国际总委会同时面临着紧迫任务：揭露梯也尔政府的谎言和诬蔑，反对各国政府的迫害，积极援助公社失败后幸存的流亡者。
马克思及时组织了营救公社流亡者国际救济委员会，女儿燕妮担任这个委员会的秘书。他们募捐钱物，想法搞护照，美国等各地工联会协同配合营救出大批公社社员。
1871年夏天，得以回到伦敦的公社社员欧仁·鲍狄埃，随身带着一首在流亡期间写下的诗。一年以后，这首诗被译成了多种文字——成了在马克思、恩格斯指引下英勇斗争的国际无产阶级赞歌，成了向全世界的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发出的激动人心的号召：
醒来吧！全世界忍饥挨饿，受尽折磨的人！
你们要用暴力，
来废除那炙手可热的律令！
醒来吧！奴隶们！
去跟压迫者算账！
再也不能永远赤贫！
成群地冲上去吧！非拥有一切不行！
听！号角已经吹响！
起来，进行最后的搏斗！
国际工人协会，
在为人类应得的权利而斗争！
从普法战争以来，马克思一直是在高度紧张和极度疲劳之中度过的。既要从事紧张的理论创作活动，一面校订《资本论》法译文版，一面为《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积极作准备，他还要负担繁重的国际领导工作，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国际领导工作：除了出席总委会每周在拉脱本广场举行的例行会议，为总委起草文件、宣言外，还要处理各种复杂矛盾的问题，答复大量的来信，参加在自己家里或恩格斯家里举行的总委会常务委员会议。常务委员会议有时开的时间很长，从下午4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一开就是9个小时。为了摆脱一些日常事务，早日实现国际组织期待的《资本论》全部面世，他在恩格斯搬来伦敦后，主动把国际领导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恩格斯身上，并于1872年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马克思辞去了国际领导职务。国际总委会也从伦敦迁往纽约。
海牙会议，马克思54岁，恩格斯52岁了，德国工人民主党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以及其他许多先锋战士却把他们俩看作是理论和实践方面德高望重、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两位“老人”，并常把他俩尊称为“二老”。
长期的劳累，严重损害了马克思的健康。这位54岁的伦敦“老人”也确实早见衰老了，乌黑的头发和鬓须明显花白了，只有上唇胡须还依然乌光发亮而显出其？烁精神来。
过度使用脑力而引起的剧烈头痛和严重失眠常使他不得不中断工作。在医生劝导下，马克思曾到几个疗养地作过短期疗养，但效果不大。为此医生不得不限定他的工作时间，每天不得超过4小时。不能尽情工作，这对马克思来说是极大的痛苦。1873年底，马克思脸部等处又长了许多痈，动了手术；不久，原先没有痊愈的肝病又急性发作，使马克思几乎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医生坚持要马克思到离伦敦较远的卡尔斯巴德（现名卡罗维发利）去疗养，因为那里的矿泉水对马克思恢复肝的功能和治疗过度疲劳的神经系统会有疗效。
卡尔斯巴德是一个景色幽美、气候宜人的疗养胜地，在它的城保山街，有一座较豪华的旅馆“日尔曼尼亚旅馆”。1874年8月19日，在旅馆登记簿上，出现了一个“食利者查理·马克思”的名字。这就是马克思为了迷惑奥地利警察而用的化名。
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后，特别是经过了国际的10年斗争，马克思的名字已经响彻整个欧洲。在统治阶级的眼里，它“恶名昭著”，已成为危险可怕的代名词，必欲去之而后快。马克思深知这一点，为了能安安静静地养病，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就用了“食利者查理”这个化名，并在生活上保持了“显贵的外表”。尽管如此，十多天后，马克思的行踪仍为反动派知晓。8月30日，维也纳的一家报纸《喷泉报》披露了“国际的多年的领袖马克思和俄国虚无主义者的首领，即波兰拉特伯爵，一起到卡尔斯巴德疗养来了。”但马克思已经缴纳了疗养税，又没有其他把柄可抓，奥地利政府一时也对他无可奈何。
马克思按计划在卡尔斯巴德疗养了一个多月。他与爱琳娜严格遵守医生规定的生活制度，每天定时起床，定时到各自的矿泉去喝矿泉水，定时进餐、散步、就寝。生活有规律，玩得也愉快。马克思是一个很使人喜欢的旅伴。他总是那么风趣幽默，兴致勃勃，他的历史知识非常渊博，每到一个新游览的地方他都能把这个地方过去的情形描绘得比与他同路人见到的更生动。
经过疗养，马克思的病情大为好转。1874年9月21日，马克思返回伦敦。在返回途中，又在德累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了两个星期，作了些补充的治疗，并且会见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领导人和活动家，商谈了一些党内事务和同拉萨尔主义作斗争的问题。
1875年和1876年，马克思曾两次去卡尔斯巴德疗养。每次疗养都能收到一定疗效，对健康的恢复有所帮助。1877年他本来打算再去一次，但听说奥地利政府可能不让他在境内停留，这样他就可能白花旅费，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这对他的健康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损失。
1874年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疗养地回来后不久，接到德国李卜克内西和其他国家工联会领导人的工作汇报信。获悉国际总委会迁往纽约后，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加紧迫害和巴枯宁分子从内部搞分裂，这个作为欧美工人运动首脑机关的作用在日趋减弱。
这时的马克思虽然已从国际工人协会领导组织中退下来成为了真正的“伦敦老人”，但他在国际的威望已无须组织职务形式上的附加影响，他依然是国际工人协会中德高望重的“老人”。对国际，马克思回答说：“这种形式上的联盟不仅不必要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人协会于1876年7月15日在美国费拉德尔非亚城举行最后一次代表会议，通过宣言，宣告解散。宣言说：“由于现代欧洲政局所引起的种种原因，我们解散了《国际》的组织；但是我们看到组织虽然解散，组织的原则却已得到整个文明世界进步工人的承认和拥护。让我们给我们的欧洲工人同志一些时间来加强他们本国的组织，毫无疑问，他们很快就能拆除把他们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隔绝开来的篱障”。
在国际解散之后，伦敦“二老”始终同革命运动连结在一起，他们“团结各国无产者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欧美一些国家的无产阶级陆续建立起自己的阶级组织：1875年，葡萄牙着手筹建社会党；1876年，美国各个社会主义小组联合成为工人党；1877年，瑞士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接着，捷克斯洛伐克、墨西哥、比利时、法国、西班牙、阿根廷等国先后建立起工人阶级自己的政党，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发展。
在欧洲大陆国家中，俄国也是“二老”密切注意的一个国家，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十周年时断定，俄国革命的发展，“虽然也许要经过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
经过几十年艰苦卓越的斗争，马克思还虽然只能经历那个由巴黎公社开始的新时代的初期，然而，“二老”已看到了他们和国际工人协会播下的种子已经发芽了。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在愈来愈多的国家内生根。这些思想已开始被群众所掌握而变成一种物质和精神合力，世界上没有哪种政权能够忽视它。1871年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把马克思的画像同朱泽培、加里波第及维克多、雨果的肖像一起在莱比锡春季博览会上展出。李卜克内西写信给马克思说：“虽然你自己不争名，可是你毕竟逐渐地成了‘当今的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