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拒绝为文革作结论而失去信任；毛远新屡屡诬告，毛泽东下决心批邓、反右；江青等推波助澜，狂潮再起……
不可调和的矛盾
正当全面整顿方兴未艾之时，1975年冬，形势突然发生逆转。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转向发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人民惶惶然地注视着事态的变化与发展，关心着邓小平的政治命运——也就是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1975年的冬天，是多么寒冷啊!
1975年11月初开始反击所谓“右倾翻案风”到1976年2月发展为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于江青一伙的严重问题，毛泽东认为“不要小题大作”，“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而对于所谓“右倾”，则毅然决然立即在全国范围内“反击”。对比之鲜明。说明毛泽东对于维护“文化大革命”之高度重视。毛泽东是不是小题大作呢?倒也不是。
1975年9月底到11月初，毛泽东的侄儿、毛泽东的联络员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到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1．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十个指头，三七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2．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支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得一大堆。3．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
“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
“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等等，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年中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不应该坚持下去。”
“对文化大革命，有股风，似乎比1972年批极左还凶些。”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
“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上去了。”
“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这此话很有分量。它对于在全局上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防范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有着很大的影响。肯定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毛泽东从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转向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是在全局上坚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必然结果。毛泽东支持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希望他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前提下，恢复全党全国的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矛盾的。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不可能安定团结和发展国民经济。邓小平主持各条战线的整顿，实质上是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一系列“左”倾政策的否定。这不仅遭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强烈反对，也是毛泽东所不能容许的，毛泽东就站到支持江青等人反对邓小平的方面。
毛远新的上述看法，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认为，这种态度，“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开会，把他的意见全讲出来。毛远新当即照办。邓小平提出异议说：“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这个话不好说。”“从9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9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昨天(按即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应该说邓小平的抗争是有说服力的，但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政治局几次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对邓小平作了错误批评。毛泽东仍希望在“文化大革命”问题上统一认识，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邓小平婉拒，他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是不让步的。中央政治局要停止邓小平工作，毛泽东则让他“专管外事”。
“反右”的发动
毛泽东的1973年12月说过邓小平“办事比较果断”，1974年12月说过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邓小平主持工作大半年，成绩显著，深得民心。要发动“反右”，就采取了一个特别的办法。
1975年8月13日和10月13日，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原党委常委、政治部主任吕方正四位同志，先后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信中报告了迟群和谢静宜在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和生活作风等方面的严重问题；揭露了他们狼狈为奸，争权夺利，跋扈专横，在清华大学大搞法西斯统治的罪行；特别是大胆揭发了迟群在党的十大和四届人大以后，由于没有当上中央委员和部长，对毛主席和周总理极端不满，公开攻击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等事实。信是请邓小平转的。与此同时，刘冰等还给当时的中共北京市委主要领导人写了两封内容基本相同的信，并且向市委科教组负责人作了同样内容的口头汇报，要求中央和北京市委调查处理。
10月25日，在迟群的指使和参与下，清华大学人事处负责人林钧万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诬告周荣鑫“组织上任人唯亲，搞宗派”，想把迟群“从政治上搞臭，组织上搞倒，把他从教育部门领导班子中赶出去”，“千方百计地要否定科教组几年来的工作”，“已在全国特别是教育战线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同时，吹捧迟群“在文化大革命中，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教育革命做出了他应有的贡献”，“在教育战线上是有影响的，具有一定的代表陛”，等等。毛泽东批示：“先作调查、然后讨论一次。”
11月3日，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四人信件的批示。毛泽东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除了第一句话，这里每一句话都是错误的，而且错得显然和严重。以传达这个批示为起点，开始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清华大学开展了所谓“教育革命大辩论”。11月8日，分管教育工作的副总理张春桥责令周荣鑫作检查。清华先是召开了有1300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11月18日又召开了全校大会，批判周荣鑫和刘冰等，实际上矛头对着邓小平。清华大学铺天盖地地贴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字报，有关部门组织干部和群众去参观。12月1日，《红旗》杂志第12期发表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人民日报》12月4日转载。文章说：“在大好形势下，必须看到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仍然是尖锐、复杂的。最近，教育界有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这也不行，那也不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因而‘就是要扭’。这无非是说，教育革命搞过头了，搞糟了，要把教育革命的方向‘扭’回去。问题很明显，当前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坚持教育要革命的方向，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还是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复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旧教育制度?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实质，批判否定教育革命的成果，加强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领域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这是第一篇有影响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
1975年11月下旬，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有130多名党政军机关负责的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宣读了毛泽东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讲话的要点》转达了毛泽东关于刘冰信件的上述讲话，并且说：“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对此开展辩论“是完全必要的”。《讲话要点》还说：“清华大学的这场大辩论必然影响全国。”这就正式提出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问题，持续九个月的整顿工作为之中断。
11月26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大军区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的负责人、军委各总部和各军兵种党委第一书记，发出《关于转发<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通知》，通报了打招呼会议情况，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求在党委常委中传达讨论。
12月14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清华大学关于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情况报告》，报告说：“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这场斗争“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和发展”。
12月20日，中共中央又转发了一份《外交通报》，即张春桥向阿尔巴尼亚人士介绍当前“教育革命大辩论”的谈话。张春桥说：“现在争论的头一个问题是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十七年的教育怎样估计。”这十七年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但是，有人说，这十七年很好，那个时候倒是马列主义的，相反，文化大革命以来，学校反而不好了，教育质量降低了，在课堂上课少了，大学生不如以前中学生读书多。”
人们日益感到中央内部发生了重大变化，惨雾愁云日益沉重地向人民开始豁亮的心头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