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判刑与平反
1965年，袁殊被定性为叛徒、反革命分子、特务、汉奸。当年，军事法庭下达的判决书4要点如下：“被告人袁殊，男，1911年生，湖北蕲春人，没落官僚家庭出身。曾于1931年参加过中国共产党。因犯有反革命罪，于1955年4月5日依法逮捕。捕前在军委联络部工作。罪行如下：1.叛变革命，充当军统特务；2.充当日本特务、破坏中共的情报组织；3.充当汉奸、对我江南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4.混入内部，秘密与敌人保持联系。”
直到1975年6月份，袁殊大女儿马元曦意外地接到袁殊从千里之外寄来的一封短信，说他5月份离开北京到了湖北武汉大军山少管所，现已允许通信，要求子女给他回信并寄几本《毛主席语录》给他。谁也没想到，像鬼魂般消逝去的袁殊在20年以后又神差鬼使般地重新闯入袁殊子女已经安之若素的生活中。通信约一年之后，袁殊在1976年7月份来信中突然提出了回京探亲的要求。1977年5月，曾龙在北京站接到了阔别22年之久、第一次回京探亲的袁殊。消逝的父亲终于归来了！曾龙说：“这是悲欢杂混的父归。”
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再次作出判决，要点如下：“一、撤销1965年判决；二、宣告袁殊无罪。”同一天，公安部、调查部对袁殊的政治问题作出了复查结论：“确认袁殊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事实，恢复袁殊的中国共产党党籍。”
当天，袁殊在日记中写道：“至此，系狱20年，劳政生活8年，屡经向各方申诉（1978年起卧病脑血栓，在香山安心疗养8年），历乱生涯，始及重见天日！——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及于我身—— 一切冤假错案，在实事求是的精神照耀下，得到平反。”
六、平反之后
平反后的袁殊是孤独的。
与潘汉年有一面之缘的谭元亨从1983年起就打算为潘汉年著书立说，1987年3月7日下午，谭元亨拜访袁殊，袁殊当时坐在轮椅上，说是拒绝一切采访，当谭表示自己是楼适夷介绍而来且为的是写潘汉年，立时，袁殊半语全无。袁殊看上去将不久于人世，吐词也已含混不清，叹气说：“为潘汉年写书，只有你一个人来找我，没有别的人来找。”
自潘汉年冤案平反后，先后出版了六部潘汉年传记，每部都涉及袁殊，分别是谭元亨《潘汉年》、武在平《屡建奇功的一代英才：潘汉年》、尹骐《潘汉年传》和《潘汉年的情报生涯》、张云《潘汉年传奇》和王朝柱《潘汉年的悲剧：功臣与罪人》，五位作者六部书中，所描写的袁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谭、武的书中写袁殊是“党在秘密战线中的杰出战士”；尹骐的书中写袁殊是“脚踏两只船”的“特别危险的人物”，是“汉奸、国民党特务。”张云和王朝柱的书中对袁殊的描写先是沿袭尹骐的说法，后再版时进行了修正，接受了谭和武的书中观点。
两个结论孰是孰非？谭元亨教授说，在所有写潘汉年书的作者中，他是唯一见过潘汉年和袁殊的人，为了写潘汉年传记，谭三次下到洣江茶场、两次到潘的故乡宜兴、多次到茶陵又辗转京沪汉等地，采访了上百人。针对尹骐所说“花了两月时间，查阅潘汉年的全部档案……”谭指出：“他发掘的是冤案发生以来的审讯资料。”在谈及传记文学创作应遵循原则时，谭认为：第一，传记文学有别于文史档案资料，这是起码的常识；第二，一部传记文学要有其灵魂，要有正确的史识；第三，对史料的鉴定，不仅仅在于具体细节的核准，更在于判断上的准确。
1997年4月，袁殊子女状告尹骐及其出版社，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场官司，最终结果不得而知”。
七、褒贬不一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海内外社会各界，尤其是大陆文艺界对袁殊的评价，莫衷一是。
章克标在其《九十自述》中也提到了袁殊：“被任命过作（汪伪宣传部）次长的袁殊则是中共党员，曾经办过《文艺新闻》，后来又去了苏州，在（伪）江苏省政府里当了个教育厅长……我本来也以为他是在混日子，一直到最后才知道是中共方面授意，他这样做，也有点‘特工’的性质，是我料想不到的。”
萧云在《荣辱之间鉴真情——忆左翼文化人袁殊》文中回忆道：“由于长时期的‘进入角色’，袁殊的心理被扭曲了，压抑的痛苦一旦爆发，就会失态。亲眼目睹袁殊号啕大哭的王季深回忆说：‘当时的情景和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完全一样。’当年同袁殊一起战斗在敌人心脏的恽逸群、翁毅夫、鲁风等同志，都经历过这种精神上的折磨。”
台湾作家刘心皇曾著有《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书之开篇《目次》即赫然把袁殊列入了“投敌附伪的落水作家”名录，把袁殊称为汉奸文人；袁殊的“汉奸”名声很臭，当年痛骂他为“落水文人”的人大概不少。刘心皇将袁殊诬蔑为：“一口纯熟的日语，极似日本人，侏儒其形，诡计满腹。”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的陈辽撰文指出：“刘心皇是一个爱国学者，同时又是一个治学不甚严谨，无视复杂的历史情况，乱给作家扣帽子的文学史家。仅以上海地区而论，就有不少爱国作家被刘心皇视为文化汉奸：如柯灵、关露、刘慕清、袁殊、恽逸群、邱韵铎、包天笑、周瘦鹃……
此外，著名的满族革命作家沫南（即关沫南）也被其列入东北伪组织的汉奸作家之列。”
陈兴邦在《我经历的历史教学故事》文中回忆：“学生想到我这位老师，我更怀念自己的老师。汪伪时期，我就读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院长是由伪省府教育厅长袁殊兼任的，当然他是汉奸。学院还有日籍教授，在那时的情况下毫无疑义要进行奴化教育。一日，一位日本学者来教院作《我的中国观》的专题演讲，主旨是中国妇女小器，男人大方，袁殊亲自翻译。听后几个懂中文的日籍教授说：‘还是听袁先生的翻译有味。’隔日，袁殊主讲《我的日本观》，主旨是日本男人小器，妇女大方。听后，我们学生士气大振，因为他在那样的环境里不遗余力地嘲笑大和民族，非一般人所能为。我至今还记得他说的‘地理环境决定其国民眼光狭窄，吸支香烟也背着人点着了才转过身来’的话语。”
就连袁殊的儿子曾龙也说：“父亲的一生主流是好的，但缺点错误也不少。作为一个具有七情六欲的人来说，他是复杂的，难以把握的。作为一个社会人来说，他不过是个小人物。”但在解放区、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袁殊不免会遇到许多文化界熟人，解释既往无异于自我表白，更何况还有组织纪律。对于自己真实情况的难言之隐，袁殊确实有过“苦情”。1948年在大连，袁殊遇到丁玲等人，他无不感慨地说：“你们都成为革命名人了，我倒成了反动分子”。丁玲回答说：“我们了解你。”
少数人或许了解，但不少人不免心存疑惑。曾龙儿时印象中的父亲“是单纯的、革命军人慈父形象；但在成年后，面对时局，由于社会经验不足和受到绝对化时代极左思潮的影响，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怎么能在生活上那么腐化，但也非常好奇袁殊是怎样实践了‘左翼文化人——国民党特务——汉奸——革命军人’之间的大跳动的。”
八、最后定论
《炎黄春秋》2002年12期刊载了尹骐所写的《袁殊谍海风雨16年》，文章指出：“在中国现代情报特工史上，袁殊是一个颇为重要的角色。由于他的情报特工经历曲折，扑朔迷离，又不易被人理解，长期以来极少有比较客观全面介绍他的文字见诸报刊，袁殊是一个从贫困的学徒工到激进的左翼文化人；参加中共情报工作，又受命打入CC组织和受雇于日本情报机构，做所谓‘白皮红心萝卜’；第一次被捕，政治思想弱点暴露，‘转向’后的彷徨……在敌人面前，袁殊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也没有大义凛然，坚决拒绝敌人的任何要求。他的被捕并没有引起组织的被连锁破坏。袁殊在敌人面前所采取的是一种表面上灵活、变通、圆滑、尽量保护自己，实质上则是某种退让、妥协的态度；……抗战全面爆发后，袁殊在上海就又同时和中共、军统、日本人三方面发生联系，同时为三方工作。不过在此后的约两年间，袁殊主要还是在为军统工作……在这段时间里，袁殊确实为军统干了不少事，而且也真卖力，军统也因此而更看重他……从总体上说，抗日战争时期袁殊在提供情报和掩护中共情报活动方面尽了不少力。他在接受潘汉年代表中共领导的同时，也在时时处处为自己留着退路与后路。对潘汉年交给的任务有时也并未完全尽心尽力。”该文尽管在某些“遣词造句”和一些“具体史实”描述上方面值得商榷外，对袁殊的总体评价还是持肯定的态度和观点。
2002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7卷）专章讲述袁殊的生平事迹，充分肯定了袁殊的卓越历史功勋：“袁殊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战线和情报战线上功勋卓著。是中共历史上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以多重身份长期打入敌人营垒，在复杂险恶的环境中，忍辱负重，成功地掩护了潘汉年及其情报班子，为党获取了大量有价值的战略情报，为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历尽艰险，几遭不测，不顾个人的毁誉完成了党交给的特殊使命，是一位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的革命事业的无名英雄。”
佐尔格曾说过：“情报工作是一门综合学科，既要懂军事学和政治学，又要懂社会学和心理学，不然就不可能取得对人民有用的资料，这是一套征服人，使人甘愿把情报送上来的艺术，所以它又是艺术学。”从袁殊情报生涯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说，袁殊走过的是一条情报艺术的人生之路，虽坎坷崎岖，但充满传奇和辉煌。（限于篇幅，注释略）
（作者简介：孙宝根，1964年出生，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后，已出版专著《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1931—1945）》，2010年8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栏目主讲《湘战风云录》，2012年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关税政策研究（1937—1945）》。）
【1】为铭记袁殊的特殊历史贡献，胡肇枫呕心沥血搜集袁殊的相关史料，对袁殊进行了多次采访、录音，并着手撰写袁殊传记，后胡肇枫发生了不幸：突发脑溢血逝世。在胡肇枫妻子冯月华全力承担下，以及在胡肇枫的同学吴民协助下，他们一起倾心倾力写就了《剑胆琴心：红色情报员袁殊传奇》一书并出版，该书着力于袁殊革命生涯中最为重要、最为精彩的十五年（1931—1946）间的经历。
【2】据谭元亨所说：他是见过涉及潘案的人很多，在所有的写潘汉年的作者中，他是唯一见到过袁殊的人，袁殊的女儿曾曜，设法找到他的地址并写信告诉他，他所写得《潘汉年》一书，“有深度，敢于触及一些根本问题；有激情，出于一个正直人的良知。创作态度严诺，做了大量深入细緻的调查、採访。因而也是唯一一本对我父亲没有歪曲的书。”——谭元亨：《良知与感悟》，载谭元亨著：《珠江远眺》第四辑，中国评论学术出版社，2006年。
【3】李之：《传奇式人物——袁殊》，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镇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镇江文史资料》第12辑，1987年1月。该文作者曾专程访问这位有传奇式历史的老人，当时袁殊的健康情况欠佳，曾中风、半身不遂、说话非常吃力，但还是和该文作者谈了他的传奇故事。袁殊的最基本的史料。
【4】判决书原文连同附件长达8页，此处所引的只是判决书的要点。见曾龙著：《我的父亲袁殊》，南宁：接力出版社，1994年，第20—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