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奥演讲过和撰写过的其他主题包括罪孽、优生学和商业萧条。1927年，年轻人出现了叛逆性的行为，长辈们对孩子们的离经叛道忧心忡忡，“大写的罪孽”一文注意到这一现象的普遍警示意义。梅奥主张，长辈应该更好地理解年轻人，而且出于两个原因，应该向年轻人表示祝贺。其一，年轻人具有文明的和进步的道德观。其二，他们向长辈们证实了对年轻人的道德约束和谴责源于无知和强迫性思维。梅奥概述了自己在《心理学与宗教》一书中提出的关于宗教皈依的思想，再次阐述了让内的强迫性神经机能症理论。梅奥在阐述中给文章“点睛”：“使（强迫观念症者）不幸的，不是他已经造成的罪孽……而是他可能造成的难以界定的罪孽。”命题是，在一个感到远离真实世界的人的身上，存在着一种混合了自卑感和个人沮丧的罪孽观。梅奥认为，这种人变得执著于过分简化的态度，用错误的二分法取代复杂的完备的意见。青少年对错误的二分法具有强烈的喜好，尤其是那些影响他们最深的东西，即性、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变化。由于对性和年轻人价值观的无知，老一辈人挑起了年轻人身上的病态的罪孽感，而年轻人作出的反应是，用错误的二分法来驾驭他们的性的和社会的问题，并与长辈们发生激烈的冲突。尽管这篇文章对20世纪20年代的社会生活提出了流行的解释，然而其中的许多思想在后来还是应用于哈佛商学院的教学上。
代际互动始终是梅奥的兴趣所在。当他在阿德莱德第一次学习心理学的时候，梅奥就被优生学所吸引。这是因为，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对于谁将在现代民主国家适合担任政治领导职务这个问题，优生学有望提供帮助。然而，这种进步从来没有实现过，而“通过优生学角度选择权力机构从而实现控制”的想法也为很多人所不屑。尽管如此，梅奥仍对优生学保持过短暂的兴趣。1930年9月，当他到多塞（Dorset）拜访皮特一里弗斯的时候，他应邀拜访了国际优生学组织联盟（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EugenicOrganizations），并介绍了一部电影。
到1931年的时候，哈佛商学院大多数教职员工关心起商业萧条来。在《经济健康》一书中，梅奥披露了他的想法。这篇报告包括四篇随笔：“行政管理者的问题”、“经济稳定与生活水平”、“经济健康与平衡”和“经济健康”。梅奥把文章的副本送给了洛克菲勒基金会、阿瑟·扬和约瑟夫·威利茨。1931年4月，梅奥向芝加哥劳资关系协会（IndustrialRelationsAssocia-tion）发表讲话，论述了与经济稳定性有关的人的因素。
“管理者的问题”一文大量引用了布鲁克斯·亚当斯的《革命论》（Theo-ryofRevolution）一书中的观点，主张管理者的智慧应该提高到其他主要职业的水平之上，进而提出，商业萧条是由“管理智慧……的低下”造成的。梅奥区分了两类科学家：一类是依照明确的规则、方法和技术经过逻辑推理发展知识的科学家，另一类科学家拥有更宽阔的视野，他们把科学视为探险。他把这种区分法应用于行政管理者身上，他认为，健全的行政管理者需要某种科学的训练和经验，然后，如果他们想要富有效率的话，那他们就必须对新鲜事物、变化、未知事物等保持警觉，刨根问底。理想的行政管理者应该是“能够进行任何广泛的研究，这种研究可能为情境所需要，但在经验层面可以清楚地感知到相关的事实”。分派给此类人员的任务是，在缺乏准确知识的情况下作出决策，在不了解行动的全部后果的情况下提出某项行动建议，他们明知前提条件不充分或者错误却依然依据前提条件开展行动。这种人必须对其决策中的错误征兆保持警觉，必须执著于他们的方法，以便从中获得经验教训，必须保持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梅奥极其重视管理者的这些素质和任务，不但向西部电气公司的管理层作推荐，而且在其洛厄尔演讲中反复宣讲。
1931年夏，为了向哈佛商学院的校友广为分发，出版了“经济稳定与生活水平”—文。1932年7月在伦敦，在国际管理学会（InternationalManage-mentInstitute）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梅奥演讲的主体部分就是“经济稳定与生活水平”。1933年，该文翻译为法语发表。不过，在发表这篇文章的时候，加入了上述报告的另外两部分：“经济健康和平衡”以及“经济健康”。他在英美两国的若干讲话中使用了这些思想。
梅奥自问，在萧条的美国经济中，哪些外部的、非经济的因素决定着生产和消费的平衡？他首先注意到法国，并指出法国经济在对付萧条方面比英美两国做得更好。法国经济相对平稳，因为其工业发展缓慢，保持了该国中决定生活水平的社会因素；美国工业发展迅速，彻底破坏了生活的社会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广告人和商人的花言巧语。于是，生产的产品是为了个人的炫耀而非具有某个稳定的社会功能。之所以发生商业萧条，正是由于对两类商品的需求下降所致：一类商品是个人用来炫耀的，例如小汽车、皮大衣、糖果、钢笔等；另一类商品并不总是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唯物至上的工业主义被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所助长，不重视个性，于是社会“疾病丛生”、个人人格分裂，进而导致消费与生产之间的失衡——正如在芝加哥之类的城市所开展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结果所表明的那样，
为了解释这种不平衡，梅奥使用了他关于“快速工业化带来的社会后果”这个命题。在此类工业化以前，尽管旅行不便和知识传播受限，但人们仍过着一种完整的群居生活，发挥了必要的社会功能。工业化以后，工人的流动性很高，家家户户住在暂时性的居所里，上下班途中费时更长，单门独户的生活限制了家庭的活动范围，而且，每五年时间邻里居民就全变样了。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了国内市场，因为从此以后，人们购物不是为了社会用途和享受，而是为了获得物质利益。物质产品的生产增加了，因为人们开始用它们来补偿群居生活的瓦解。梅奥断言，“对物质产品的需求作为对社会价值的替代，并不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预示着生活水平的降低”。他还暗示了不均衡的经济发展。在一个秩序糟糕的社会里，是不可能找到一个让人满意的市场的，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对甜言蜜语似的广告和灾难性的谣言变得疑心重重，一举一动就好像他们生活在起伏巨大的状态中：要么高度繁荣，要么极度萧条。作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梅奥宣称，社会和谐的任何缩减，都将导致社会性支出的收缩，从而把必要的收人结余下来，要么用于奢侈消费，要么在股票市场过度投机。梅奥建议，社会应该像高度重视产品和服务的融资和生产那样，高度重视消费的组织和事关经济稳定的社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