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26年，全世界的汽车业似乎正在经历一场大转换，大量的旧汽车被出卖，价格低到不能想象的地步。T型车尽管价格已经很低，但也无法和那些质量、性能都很优越的旧车相比了。这一年，T型车几乎完全失去了市场。
与此同时，雪佛兰汽车正经历辉煌。比尔·努德森掌握了雪佛兰汽车的控制权，在他的科学管理下，雪佛兰汽车的销量从1924年的28万辆猛增到1926年的73万辆。
T型车在持续了将近20年的辉煌之后就要寿终正寝了。与此同时，凯斯勒与索伦森的争斗也到了最后阶段。爱德塞尔和凯斯勒瞒着老亨利对T型车的外观进行了全新设计，加上了许多当时流行元素，使整个外观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当他们把设计方案送到老亨利面前时，老亨利咆哮着说：“把它给我扔到一边去！”
1926年1月26日，公司进入了更加艰难的时期，血气方刚的凯斯勒终于忍受不住了，他鼓起勇气，就T型车存在的问题，给老亨利写了一份长达6页的备忘录，实际上，这是一份宣言书。凯斯勒的措辞相当婉转，甚至可以说是恭敬的，但是，他没有回避严峻的事实。他直言不讳地告诉亨利，“在过去几年中，我们没有向前迈开步子，只是守着原来的一点东西，勉强站住脚，而竞争却更加激烈了。您过去总是说，我们要么前进，要么后退，但绝对不能接受原地不动。”他大胆地指出，亨利·福特的个人魅力已经成为阻挡公司前进的障碍，“我们目前的处境非常不妙，公司的地位正在削弱，公司的市场正在被悄悄夺走……”他分析道，英国市场已经完全失去了，美国市场也正在被美国的同行们所蚕食，对手每卖出一辆汽车，我们的力量就减弱一分。最后，他提醒亨利·福特，“一味的自大和停滞不前终将导致失败”。
如想象中的一样，这份备忘录刚递上去，凯斯勒就立即遭到了老亨利的冷遇，每个人都能看出老亨利那难以掩饰的不痛快。他抓住任何机会嘲笑、诋毁凯斯勒。因为凯斯勒，爱德塞尔和他父亲之间的矛盾到了无法化解的地步，父子见面甚至连话都不说。
公司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这是一场怎样的斗争，斗争的核心其实就是权力。年轻的凯斯勒不仅有学识有远见，而且精力旺盛，同事关系融洽，那些赏识他的人都愿意团结在他的周围，愿意齐心协力挽救公司。但是，在亨利看来，这是以凯斯勒为一方，与索伦森进行争斗，而他理所当然地认为索伦森是代表他亨利的，与索伦森作对就是和他亨利·福特作对，这是他不能容忍的。更进一步说，凯斯勒是爱德塞尔的连襟，是那么亲密的朋友，如果说凯斯勒是在和老亨利作对，那实际上就等于爱德塞尔和老亨利在争夺，这在老亨利来说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他不能任由事情发展下去。于是，1926年6月26日，当酷爱艺术的爱德塞尔夫妇前往欧洲选购艺术品时，这场激烈的争夺终于有了结果，凯斯勒从公司辞职了，距离他递交那份备忘录只有短短的5个月。当爱德塞尔回到公司后，人们纷纷在背后告诉他，凯斯勒是被老人家赶走的。
爱德塞尔失望的心情可想而知，T型车眼见着不行了，公司新产品还没有研发出来，现在他最得力的助手、唯一可以说说心里话的凯斯勒也离开了公司，而他又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对公司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现在，千难万难摆在面前，面对朋友，他的心情真是无以言表。“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只要公司能度过这段困难时期就好。”凯斯勒安慰爱德塞尔。
凯斯勒离开了，谁能帮助爱德塞尔？许多年来只有一个人深知爱德塞尔的处境是多么艰难，那就是爱德塞尔的妻子埃莉诺。这个底特律上层社会的女人对自己的丈夫充满深情，但对丈夫的事业却无能为力。当她和丈夫从欧洲回来，当她得知凯斯勒被迫离开福特公司以后，很少到公婆家的埃莉诺亲自登门，请求公公恢复凯斯勒的职务。
老亨利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一言不发地走开了。
投身艺术品收藏
生在耀眼光环的福特家族对爱德塞尔也许是一种不平，但命运似乎也给了他一个补偿，那就是他拥有一个完美的家庭。他的妻子埃莉诺出生在上流社会，性格坚强，待人温和，处事果断，是她把她的丈夫带出福特家族的那种保守、刻板、缺乏文化气息的家庭，而过上一种完全不同的精英式的生活。他们住在那座有着典型英国风格的住宅中，和四个儿女过着温馨、富足的生活。他们和亨利与克拉拉的家庭生活完全不同，两家基本上很少往来，这让爱德塞尔能在工作之外获得一份温馨和宁静。
和20世纪上半叶美国大多数富裕起来的富豪一样，埃莉诺也热衷于艺术，我们知道她的家庭经济状况完全有能力使她的这种爱好尽情发挥。早在1919年，爱德塞尔和他的父亲联手把公司控制在福特家族手中之后，爱德塞尔就获得了42%的股权。随着T型车热销十几年，福特家族的财富也呈几何级的增长，光是每年分红所得，爱德塞尔就有300万美元以上。想想看，那时候福特工人的工资是相当高的，如果以日薪5美元计算的话，每月30天都在工作，那一年的收入也只有1800美元，而且就可以过上中等的生活，那么爱德塞尔的财富真是难以想象了。
这么巨大的财富怎么消化？我们知道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家族疯狂地投入慈善和艺术品收藏。摩根帝国的创始人皮博迪前半生拼命地赚钱，后半生拼命地捐钱。摩根家族的几代人也是把慈善作为一项重要的事业，而且加入艺术品收藏的行列。还有钢铁大王卡耐基，他晚年也致力于慈善事业。除了这些巨富以外，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半期，美国真真正正地诞生了一大批富有的中产阶级阶层，他们除了选择那种精致的有品位的上流社会生活以外，几乎毫无例外地加入艺术品鉴赏、购买、收藏大军。建国历史不算长就急剧富裕起来的美国和美国人急于用各种文化和艺术装扮自己，力图提升美国的整体文化素质和艺术情调。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埃莉诺也把爱德塞尔拉入了收藏艺术品的行列，他们完全被艺术所征服，爱德塞尔更是几乎把工作以外的所有精力都投入进去了。埃莉诺有一个表哥，是个文物收藏家，他们和这位收藏家学到不少知识，并且在他们婚后不久就把一部分收入投入艺术品的收集上。
最初，他们只是做一些尝试性的购买，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人作品的复制品，后来，他们对作品的欣赏能力逐步提高，开始购买自己喜欢的原作。
他们的家也堪称一座艺术品的收藏宝库，他们的住宅位于底特律城郊，是英国式的风格，砌房子用的那些粗糙的石块都是特地从英国运来的。房子的施工者和设计师也都是从英国请来的。爱德塞尔喜欢那种原汁原味的英国式文化韵味，所以室内的摆设都是英国贵族甚至皇室使用过的东西，比如，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椅子和都铎王朝时的餐桌。整座建筑无论从外面到内部，都显示着它的主人异乎寻常的富有和别具一格的艺术品位。
爱德塞尔还积极参加了底特律当地名流的艺术活动，加入了底特律艺术委员会，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理事。为此，爱德塞尔将一张稀有的16世纪伊朗地毯赠给艺术学院以表示感谢。在接下来的几年间，瓦伦丁和爱德塞尔开始了创造性的合作。爱德塞尔用自己拥有的巨大财富作为艺术支撑，瓦伦丁则用自己超乎寻常的艺术感受力和创作力要使底特律艺术委员会闻名全国。爱德塞尔相信瓦伦丁，为他提供资金，让他帮助自己到欧洲各地购买艺术品，爱德塞尔的家经常是艺术界名流聚会的场所，他们在那里高声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佳作——近代的弗兰德斯画派，英国的风景画，西班牙的写实主义，18世纪的洛可可风格，18、19世纪的新古典主义，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法国的印象主义，20世纪的超现实主义。艺术把爱德塞尔夫妇带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世界。
在爱德塞尔的收藏品中有一件非常珍贵的画作原作，那就是14、15世纪之交，意大利着名的画家安哲里柯创作的《受胎告知》。画作的主题是《圣经》中最经典的故事。《圣经》中说，有一个叫玛利亚的少女，是大卫王的后代——木匠约瑟的未婚妻。有一天，耶和华派遣一个天使来到玛利亚家里，告诉她将怀孕生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叫耶稣。玛利亚听了很吃惊，忙说自己尚未结婚怎么会生孩子，天使跪对她说，这是上帝的旨意，你应受到祝福。后来，玛利亚果然在伯利恒生下一个孩子，就叫耶稣，他在人间忍受了无数苦难，拯救了无数的人，最后被迫害致死。安哲里柯对这个宗教题材的故事表现了独特的一面，克服了以往这类传统题材的呆板和毫无生气，赋予整个画面以诗一般的抒情色彩，天使和玛利亚都被描绘得很生动，具有立体感。
爱德塞尔非常喜欢这幅画，虽然这幅画中并没有受难的耶稣，但他却总是从对这幅画的凝神思索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想到自己来到这个家族所遭受的种种不如意，多愁善感的他常常会轻轻地叹口气。
爱德塞尔所交往的、令他最难忘的艺术家是蒂亚戈·里维拉，他是墨西哥最负盛名的画家，他曾在欧洲考察过多年，学习过高更、塞尚的印象派艺术，也学习20世纪艺术大师莫迪利亚阿尼和毕加索的现代派艺术，还一度走过“立体主义”的路子。1921年，他参加了共产党，借着当时墨西哥的革命潮流，他趁势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壁画运动，他坚决反对迪亚斯的独裁统治，拥护苏维埃十月革命。20世纪30年代，他就凭借他鲜明的艺术风格独步欧美艺术界，同时也成为当时艺术界备受争议的人物。
里维拉自称是“人民的画家”，他最擅长在大型公共建筑物上创作体现现代意识的纪实性壁画，特别是工业壁画。他的许多作品描绘的场景被人们认为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20世纪20年代，他创作了着名的工业壁画——《资本家的聚会》，画面上是人们都熟知的美国经济三巨头——石油大王约翰·D.洛克菲勒、金融巨头J.P.摩根、汽车大王亨利·福特，画家将在现实中格格不入的三个人画在一起，他们正贪婪地咀嚼着股票交易显示带，看过的人无不对画家的想象力表示惊叹。
1932年4月，在瓦伦丁的盛情邀请下，里维拉和妻子，也是着名画家的弗里达·卡洛来到正陷入大危机中的底特律，为底特律艺术委员会的大楼创作工业壁画。爱德塞尔当时也深陷危机中，不仅福特公司步履维艰，他的个人投资也在经济危机中损失巨大，但他还是为里维拉提供一万美元的资助。
底特律这座汽车工业城市让里维拉震惊，特别是福特工厂，轰鸣的机械声，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川流不息的生产线，一刻不停地在生产线上忙碌的工人。这一切，给里维拉以创作的灵感，1932年5月31日，里维拉的创作完成。这幅壁画取名《人与机器》。画面上描绘了正在生产汽车流水线上的美国普通工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肤色。实际上这就是福特工厂的最现实的描绘，冷酷无情的监工、像奴隶一样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所有的人都拜在了机器的脚下。
里维拉试图通过这幅壁画告诉人们，人虽然创造了机器，可是机器也在控制着人。这正是资本主义现代生产所面对的一个矛盾，机器极大地解放了劳动力，劳动力也在极大地依赖机器。机器把人变得冷漠，失去了人情味。整个作品用强有力的色彩，明确而简练的线条，拙朴的民间风格，以及多焦点的透视，显示了画家独有的风格。
里维拉认为这是自己最好的一件作品，但却在底特律城引起一片巨大的争议，有人认为里维拉成功地表现了底特律汽车工业的混乱、狂热，以及机器工业的意义；也有人认为作品暴露了这座城市的丑恶和污点，要求将壁画粉刷覆盖掉，或者迁移到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去。
爱德塞尔看到这幅壁画，被它那股力量深深地震撼了，他认为里维拉准确地表现了底特律这座城市的精神，并且意识到这将是一件不朽之作。于是，他和底特律艺术学院站在一起，坚决维护里维拉的作品。
正是在爱德塞尔的坚持和说服下，这幅壁画终于得以保留下来。
